小小支脚，见证先人由原始走向文明, 掌握用火技术，又学会用支脚支撑炊器胶东支脚最早见于白石村遗址，鼎的出现宣告支脚使命终结

几件小小的支脚，静静地陈列在市博物馆的一楼展厅一角。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它们，却揭示着人类文明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规律。“别看几个支脚这么简单，它也经历了从最初的石块，到后期的陶器，再到跟陶器连为一体的支脚的发展过程，这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市博物馆办公室主任王金定跟记者介绍道。

YMG记者唐寿锐通讯员周霞摄影报道

原始陶器的产生纯属偶然支脚在发现之初不受重视

支脚，就是烧火做饭时支在锅、釜等炊器底下的支撑物。它的作用非常简单，目的是在炊器下面形成一定的空间供空气流通，便于烧火。这个简单的生活常识在今天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在遥远的远古时期，支脚的产生也代表着人类从原始社会迈向文明社会。

远在距今四五十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北京猿人就掌握了用火技术。有了火，人类就告别了茹毛饮血的年代，增强了同自然界抗衡的能力。大约在15000年前，先民们已经掌握了用水将采集到的谷物煮熟食用的本领。最开始的时候，先民们烧水使用的器具是自己编制的篮子，为避免漏水，人们就在篮子外面糊上泥巴。随着长时间的烟熏火烤，使用久了，泥巴就被烧成了坚硬的陶壳，这就是最原始的陶器。

“陶器刚发明的时候，做法简单，多为环形底，用于煮熟食物，这是最初陶器的发明。”王金定指着展台内的原始陶器告诉YMG记者。环底器很适用于炊器，它受热均匀，制作工艺也简单，便于手工制作，所以在考古发掘中，环底器也是在原始社会遗址中发现数量很多的文物。“环底器也有缺点，就是不稳固，平时使用、放置的时候需要支撑。”王金定说，“它们的使用方式无外乎两种，一种是用物体支撑，另一种是直接放在环形灶口上面，可是在实际的考古发掘过程中，我们能确定为当时灶的遗迹并不多，倒是发现了许多用来支撑环底器的支脚。”这就是说，环底器的支撑当时主要靠支脚。

有意思的是，考古学者们刚开始发现支脚时，并不明确它的用途，认为这是一种生产或生活工具，有猜测为石锤的，有认为是扳手的，还有人觉得是陶器的一部分。它的命名也各种各样，有角形器、石器、坠形器、长帽形器、猪嘴形器等等。“直到发现了一侧有烟熏或者粉红色等长久烧过痕迹的支脚，而且在不少地区的土著居民中看到他们还在使用支脚，专家们才恍然大悟，这些器物是用来支撑烧火的支脚。”王金定对记者说。

胶东支脚最早见于白石村遗址

陶支脚的出现是一次革命

山东是全国发现支脚最多的地区之一，烟台关于支脚的考古发现也十分丰富，考古人员在白石文化早期遗存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支脚。胶东地区发现的支脚最早见于白石村一期文化，而白石一期也被认为是烟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年代大约在距今6000到7000年左右。“除了白石村遗址，莱阳市泉水头遗址、龙口市唐家遗址等也发现了支脚，年代与白石村一期相当或略晚。”王金定介绍说。

煮熟食物，需要有锅，还要有火。起初，人们使用天然石块作为支脚，可能是在居住的地点周围寻找到大小相当的石块，先民们不在乎形状和姿态。由于用着不方便，先民开始挑选形状规则、表面光滑、稳定性强的石块。再后来，随着要求的提高，先民们开始对捡拾来的石块根据需求进行简单加工。再到后来，由于使用数量的增加，同时人们想增加烧火的空间，从而达到更好的加热效果，只凭捡拾石块已经不能满足先民的要求。对石块加工又太过于费事，所以，先民们开始烧制陶支脚。

“陶支脚的出现可以说是支脚本身的一次革命，有了这个发明，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烧制各种形状的支脚。陶支脚还有一个好处，他的原料粘土具有可塑性，能够很容易按照实际需要做出各种形状，满足生活需要。”王金定说道。胶东地区发现的支脚多数为竖直的塔形，中间穿孔，形状看起来跟灯塔类似。“穿孔也是有作用的，在烧火或者烧火完毕的时候，方便先民用棍子将支脚调整位置或者将其挑开，移走。”此外，还有窝头形和圆柱形的，其中不少支脚外侧带有圆形把手，便于提放。

现存的支脚当中陶支脚的数量是最多的，在调查和发掘的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中，如白石村遗址的第二期、福山邱家庄遗址、牟平姜格庄遗址、栖霞古镇都遗址都发现了较多的陶支脚，证明陶支脚当时已经在烟台广泛流行起来。石支脚目前发现数量较少，栖霞古镇都遗址发现的一件石支脚形似四棱台，高约15厘米。它一侧坡度较大，一侧略直，是利用石块天然形状磨制而成，顶部因使用磨成斜坡形状。考古人员认为石支脚的使用在当时应该很广泛，但很可能是利用天然石块的情形较多，而考古发掘时，对于未经加工的石块，除非有特殊的遗迹或使用痕迹，往往是不会加以注意的，这可能就是目前我们发现石支脚数量较少的原因。

胶东地区发现的支脚形态各异，除了前面介绍到的灯塔形、窝头形、圆锥形、束腰形、圆柱形、馒头形、猪嘴形和弯角形几个类别，每个类别中又可以分为不同形式。“不同形式有不同的用途和形成原因，比如灯塔形支脚的稳定性强、厚重，适于支撑较大的器物；馒头形的支脚一般是其他类型支脚损坏后的二次利用；弯角形的支脚形成的烧火空间较大，制热效果好。”王金定介绍说。

小支脚经历千年发展历史

鼎的出现宣告支脚使命终结

支脚作为一种器物，在胶东地区延续的时间很长，前后大约延续了一千多年。放眼整个山东地区，其延续的时间更长。这么一件小小的器物竟然有数千年的发展经历，确实令人惊奇。先人学会了对火的使用，之后开始依靠火的力量更好地生存，开始掌握环底炊器，因为不便放置，开始用支脚作为支撑……可以说，支脚支撑起了人类的生命之火，点燃古代人类文明的火花和追求美满生活的希望。

随着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类随后又发明了大量的鼎，鼎是支脚和环底器的接合体，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从此之后，支脚便完成了它长达数千年的使命，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当人类文明进入到以鼎为主要炊器的大汶口文化时，支脚基本消失了。由此看，是鼎的出现最终取代了支脚。”王金定说，

鼎的出现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生产进步的直接证明。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说，白石村一期文化出现的鼎并不多见，而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如邱家庄遗址、北庄遗址里，鼎开始大量出现。与此同时，支脚的数量则越来越少，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鼎是由环底器和支脚发展演变而来的。”王金定说，“原始社会的鼎为三足支起，其发明显然是受到了支脚的启示，用固定的三条腿取代了三个支脚，使用起来更加稳固、方便。”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王权的建立，由支脚和环底器衍生的鼎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除了做基本的炊器外，鼎又演变成为中华民族文明的象征，到了夏商周三代，鼎由原来的生活用具变为礼器，鼎成为身份的象征，是权利和威严的标志。

到了西周，用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左传·庄公十八年》记载：“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这就说明用鼎及用鼎的多少是根据名位的不同而有区别的。《公羊传·桓公二年》提到“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现今不少学者认为这就是“列鼎制度”。按照这个制度，每个鼎的形制、花纹相同，但依次递减，形成由大而小的序列。也有人把这种组合称为“升鼎制度”，意思没有原则的差别，都是指严格的等级制。

无论是传世的还是墓葬出土的鼎，皆证实了这种制度。例如湖北京山出土春秋时期九个鼎、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两套鼎（一套七件，一套九件），都是列鼎制度的具体反映。“烟台地区在当时全国的政治地位不是很强，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在当地发现过真正象征王权的列鼎。”王金定说，“单个的鼎倒是发现过不少，是作为陪葬品在古墓挖掘中发现的，与鼎同时出土的文物也很多，基本可以推断为贵族墓，这也能从侧面反映出鼎的象征意义。但是如果没有支脚，也许就没有鼎。”

“问鼎”与“定鼎”的故事

《史记.封禅书》曰：”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后世所发现的商代前后期大型方鼎，都是同期青铜器之最，应为王室宝器。所谓”鼎宜见于祖祢，藏于帝廷”，表明只有王室才有权拥有和使用。久而久之，宝鼎成了国家政府的象征。当时，宝鼎成为镇国利器，一个国家失去宝鼎，即等于国家灭亡，而为敌者，也是着力抢夺对方宝鼎等国家重器。

到了春秋周定王时，楚庄王称霸天下，当他兴兵攻打洛水流域的陆浑时，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别有用心地问王孙满九鼎轻重，王孙满则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还用“在德不在鼎”教训了楚庄王，使他收回了野心。后来，人们用“问鼎”一词来比喻某人图谋

王位。这就是“问鼎”典故的由来。“问九

鼎”轻重，实际上是强大的诸侯国楚国向

周天子挑战，企图夺取周室江山的一种尝

试。这里“九鼎”明白无疑地成为国家政权

的象征。在春秋战国时代，周王室衰弱，诸

侯长期混战争霸，无非为争夺政府，取代

周王而统治天下。其所谓“定鼎中原”，就

是指在中原取得了天下，即立国之意。把

鼎视为国家政府的象征，是人们给鼎所赋

于最神圣的社会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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