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飘时铺盖薄

翟在科

铺盖，指炕上铺的和盖的，乡亲们称为“被窝”。有婚嫁的热闹日子里，新娘的嫁妆有“几铺几盖”，往往是婶子嫂子们最关注的。解放初期，我10岁左右，随家人从大连迁回莱州老家。全家8口人，借住邻居3间草房。姐姐出嫁了，大哥已是小青年，他自己一套被窝睡在西间，我和三个弟弟跟着父母睡在东间炕上。炕上一床满炕的大褥子，白天卷成筒滚在炕头东边，晚上放开，父母和我们孩子睡在上面。冬天，虽然铺的盖的都不厚实，但炕头热乎乎的，倒也睡得挺香。

1954年，老家七八百户的大村有两个学生考上了初中，我这个不起眼的小瘦孩也榜上有名。有人向我父亲报喜，父亲不信，在我回家的必经路上坐等，见到录取通知书才信了。

中学在离家三十多里地的地方，去上学要带一套铺盖，这难坏了母亲。我和弟弟同盖一床被子，给我置办一套新的铺盖，谈何容易。临开学，母亲和我姐姐商量，把我姐姐的一条略带浅绿色宽条纹的双人床单折叠起来，里面絮上棉花，权当我的被子。这被子，“表里如一”，分不出被表被里，也达不到被子的宽度。开学那天，我背着这床被子，步行来到学校。新生教室前后摆开，每个教室都带阁楼，男生宿舍安排在阁楼上。阁楼木地板，呈山字形，中间高约两三米，两边一米多些，有几扇窗，还算亮堂。每个同学分到的地盘不到一米宽，每人把褥子放开，两边就侵占了别人的领地，所以褥子的两边都得折叠。我没有褥子，就商量我两边的同学把他们的褥子展开对接，接出的那条缝，就是我的天下。

入冬前，平安无事，雪花飘了，我常常半夜冻醒。感冒了一次后，我想出个新办法，找一位性情相近的人合铺，他欣然同意。后来我俩成为好兄弟，直到现在，60多个春秋过去了，每逢春节仍互致问候，往往还说：“咱们是什么关系，艰难岁月一个被窝！”

1957年，我考取了莱阳师范，这又轰动了全村，家人也都为我高兴。姐姐让在锦州纺织厂工作的姐夫，给我捎来一套黑色的棉制服，外加一双高筒蓝色球鞋，我上学的被褥也齐全了，从此有了真正的被。

在莱阳读书，宿舍全是通铺，一个挨一个，由于我的床铺靠近宿舍的门，到了深冬，起夜人进进出出，冷风还是一次次骚扰我。有一天临睡前，我鼓起勇气征求合铺的伙伴，真是同气相求，有好几位同学响应，我选择了一位，搬到了宿舍的里面。

我们的举动，引起了连锁反应，不久，一些被褥单薄的同学也抱团取暖，成立了互助组。毕竟那时的同学都是奔着“上师范，国家管，不花钱”而来的，多出身困难家庭。

1960年，天上掉馅饼，我被保送去了山师。上大学，眼界大开，条件大变，住上了楼房。寝室8人一组，睡有上下铺的双人铁床。这年大哥从东北回家，路过济南来看我，见我的被褥单薄，便把他的一条灰色的旧棉毯送我。

我的宿舍在楼的背阴处，冬天来了，三九四九天时，早晨起床，可见窗玻璃上结着厚厚的冰花。由于是铁床，床边有高高的沿，合铺已不现实。晚上睡下，被子透风，腿脚冰凉，我把被筒下端捆扎起来，但上身仍觉寒冷。我就来一次彻底“革命”，把褥子的棉花拆下，缝到被子里面，增加被子的厚度，把褥子表缝成筒，装上草，做成草褥子，再把那床棉毯折叠铺在草褥上面。睡觉时，有意把被子一部分压到身下，权当褥子。毕竟年轻、觉多，一般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一晃大学毕业，我来到了蓬莱师范教学。单身教职工都住在一排简易平房里，两人一间。同宿舍是一位政治老师，比我年长几岁。不久他发现我没有褥子，便到学校工会反映，工会干部来宿舍考察，然后学校补助了我8条灰白色装化肥的尼龙袋子，每条浴巾般大小。学校的体贴，情意浓浓，我感到温暖。我用其中4条做了床厚褥子，表里都是白色的，像疗养院的铺盖。还剩4条，给了一个困难学生两条，他做了棉裤里子，另两条拼接起来，贡献给教职工，做了理发的兜巾。“文革”期间我结了婚，铺盖也全部更新。陆续我也有了几铺几盖，后来，竟有五六床棉被在大柜里闲置多年用不上了。去年由蓬莱迁到烟台开发区居住，搬家时，孩子把这些剩余的铺盖都送了人。

有时我想起以前的老同学、老同事、老领导，内心不禁一阵温暖。铺盖暖人身体，而人与人之间的关切，暖意融化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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