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后的刘含芳

□杨潜为安定烟台士民之心，刘含芳与夫人端坐于衙署公堂，案上置鸩酒两杯，示以必死不屈之志。故后人评论：鸿章谋国，诚宏远有大略，其所尝拔跻之显列者，亦诚多才士。然如含芳者，人谓真能不负鸿章之知遇云。清光绪十八年（1892），李鸿章的重要幕僚、前旅顺工程局总办兼鱼雷营总办刘含芳，受命出任登莱青道道员兼东海关监督。因处理旅顺军务事宜，他延至光绪十九年（1893）冬到烟台任事。当年八月，李鸿章还委其兼管北洋海军营务。刘含芳在任期间，恰逢发生甲午战争，虽在战争前后均有所表现，但终无补于大局，遂去职归乡，不久抑郁以终。购办军械中日两国开战后，刘含芳将主要精力放在烟台防务、情报搜集、兵器采办等与支援清军水陆作战方面。中日临战之时，清廷鉴于战争形势严峻，拟议拨发巨款购买快速战舰。虽说缓不济急，李鸿章还是积极行动起来，同英国达成了购舰的初步协议，并密电驻英公使龚照瑗从速办理。可是两国正式宣战后的第二天，清廷才下达谕旨，拨银200万两购舰。此时，英国宣布中立，中止军火交易。日本也遇到同样问题，在英国订购的一艘战舰回驶途中被扣留于亚丁湾。李鸿章眼见在英国已无法直接购置战舰，就试图通过其它多种渠道采办舰船、军火以应付急需。

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十三日，北洋水师聘员鱼雷总教习福来舍建议购买德制鱼雷猎船。李鸿章遂电示刘含芳，命其与福来舍在烟台洽商。该船航速达28节，装设三具发射架，配备18英寸鱼雷，是攻击军舰之利器。七月十六日，丁汝昌派福来舍来到烟台，与刘含芳商谈采购具体事项。福来舍称能够在6个月内将船包送来华，此项条款是李鸿章特别在意的。李鸿章在英国购舰受挫转而寻求通过阿根廷等南美诸国购舰又受阻的情况下，所购舰船能否安全驶回国内甚为关键。因此，他明确告诉刘含芳，达成的采购协议中须保证包送来华，否则缓议。

刘含芳与福来舍在烟台接谈后，福来舍于七月下旬约人在上海的泰来洋行与德商德尔赓进行了多轮谈判。双方达成意向：以近370万马克的价格，购买德国4艘鱼雷猎船。经请示海军衙门，奉上谕以现存于汇丰银行的20万英镑购置。李鸿章此次可谓小心谨慎，不仅请驻德公使探明行情，又分别电示刘含芳、丁汝昌，嘱其与福来舍切实妥议，详细报告。刘含芳建议，款银存入德华银行，待船艇到达威海再行交付；还要求丁汝昌派留美生蔡廷干赶赴烟台，校对合同洋文，这是因烟台的翻译未曾办理过此事。李鸿章回电同意所请，惟20万英镑已汇存伦敦汇丰银行，议定后就近照马克时价折镑划存。最终达成一期协议：先购2艘鱼雷猎船，8个月完工，2月内包送。九月初，李鸿章电示驻英公使，速从20万镑内先付第一期艇价21500英镑，以及支付购置快炮、雷炮、弹药、鱼雷款项20余万马克。这桩军火交易，因清军的速败，至战争结束，所购舰艇也没能投入使用。旅顺港失守，朝野上下深为震惊。清廷下旨将李鸿章革职留任，命其迅赴大沽、北塘等处巡阅布防。军事形势的恶化，让李鸿章尤为忧心。恰在这时，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美国人毕德格献策称，两名“身怀奇技”的美国人宴汝德、郝威与他同船来中国，自愿投效，可保威海军港、战舰及炮台无虞。李鸿章秘密将二人由上海送至烟台，由刘含芳接洽。刘含芳回电说：“两美人到烟，与久谈，建功之志甚坚，言能以少舰击众，非仅雷艺。”刘含芳还仔细询问了他们有无驻美公使杨儒的信函。美国人称，信函在陈翻译处，陈途经日本神户时被扣留。刘含芳又问是否订立合同，美国人则称，此时不必，应看我们本领再说。其破敌之法有：口岸建造的炮台，敌舰无法攻入；不使用水雷便能封锁海域；鱼雷艇接近敌舰，对方无法察觉；敌舰行驶或停泊，均能将其击沉或生擒；我舰可安全开行于敌方布雷区等等。他们还称，若实验建效，中国当付1万美金；若用此法重创日军，应酬100万美金；若能照此擒获敌舰、船艇，付给该船价值百分之十五的报酬。

对这种天方夜谭般的破敌“奇技”，刘含芳作为通晓近代军械知识与技能的兵工专家，也是信疑参半。但李鸿章交办的事项不能怠慢，遂派“左队一”号鱼雷艇将他们送往威海，由北洋水师对其“奇技”予以验证。他致函丁汝昌：“令美学生出身之吴金厚、吴应科、曹嘉良、蔡廷干、王登良、王登云等，先于讨论机宜，再与水师各官料理。闻其布置海岸守台之法亦精，应代丁提督考究海面胜算之后，并令查看威防炮台，以固全局。又该美人宴汝德、郝威，密录十事，其术近于作雾，如在威果能有效，沉其快舰，亦转厄之机。”

李鸿章收到刘含芳的回电后，即于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奏。清廷也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谕令：“美人投效二人自述十事，言虽近诞，惟西人向多幻术，着李鸿章派员切实试看，有无明效，再行奏复。”李鸿章又函告丁汝昌：“美员精研化学，金山华商集资6000美金公聘此人来华。此人已抵北洋，所陈十事究有技否，望严密试验，随时详电。”急不可待的心情，反映出他在采购外国战舰受挫后，“病急乱投医”的焦灼。美国人抵达威海后，对所宣称近似“神迹”的手段，丁汝昌亦不敢轻信、定夺。刘含芳已提醒“其术近于作雾”。丁汝昌只好请示李鸿章，李鸿章再请示清廷，同意实验有效再付定银。美国人只把“宝盒”掀开一角：使用一种神奇的“药水”。此“药水”装管置于海口，类似沉雷法，可收价省功倍之效。至于运兵登陆、舰船行驶不被发现，也是以此“药水”装罐再用机器发烟，敌舰闻烟而退。美国又开列试验器材一宗，可是烟台乃至上海均无这种试验所需药料。丁汝昌将打探来情形详细上报，最后由李鸿章拍板，通过怡和洋行在香港购得运至烟台，刘含芳又从烟台购买洋油4种。此时，已经到了年末。就在准备起运威海时，不料一场火灾把存放于商船上的物料悉数损毁。宴汝德至此不愿再干，郝威则自愿留威。这番折腾最终不了了之，还被御史安维峻抓住把柄，上折弹劾李鸿章以“怪诞不经”之术欺罔君上。情报支援甲午之败教训极多，军事情报出现系统性失误是重要原因，且防谍不利。与日军情报工作的细致缜密相比，清军无法料敌先机，导致招招滞后、处处被动，而反观日方对清军的一举一动则皆了然于心。这也说明中国在近代军事建设和发展中，特别是从战略层面对政治、军事情报的忽视。战争爆发后，刘含芳利用所处通商口岸的优势，多方搜集情报信息。尽管这些情报缺乏对敌方的兵力部署、动向的精确掌握，还是对作战决策等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

旅顺军港陷落前后，刘含芳密集派出多批人员，渡海前去旅顺一带侦查。十月二十一日，所派差弁彭长春返回报告：多路马步日军已抵近旅顺，羊头洼及黄金山口外有数艘日本战舰游弋，封锁水路。熟谙旅顺地形的刘含芳，迅将军情电告李鸿章。此前计划由烟台向旅顺运送粮草的商轮已不敢前往，刘含芳只能另雇民船设法运至别处再转送军营。当日，刘含芳又从旅顺开来的商船探知，北路日军已距旅顺三十里，西面羊头洼、东面龙王塘有日军试图登陆未遂。十月二十三日旅顺又有探员回报：旅顺守军分五路迎敌，双方均有伤亡，日军败退十里，清军因天黑亦不敢追击云云。对战局极为忧虑的刘含芳即令来人重返旅顺。

清廷收到的情报是混沌不明的。旅顺失陷的前一天，军机处奉旨电寄李鸿章，竟称：“倭兵锐气既挫，姜桂题等即可乘此军威，激励将士，奋力出剿，不可株守待援，致落后著。”似乎清军胜利在望，但次日即告全盘皆输。李鸿章遵旨“查复旅顺失守详细情形折”，主要依据是刘含芳以及宋庆获取的情报上奏的。由商船搭救的记名提督黄仕林、水雷营管带官孔玉祥、何青云等，被送至烟台，他们向刘含芳报告了旅顺失守的若干情况。李鸿章虽因此为千夫所指，被革职留任，这次上折还是推卸掉了一些责任。

旅顺失守，日军杀戮、残害平民严重。由辽东战区逃来胶东避祸的难民如潮，难民的接纳与赈济成了登莱青道衙须应对之事。刘含芳除了将获知的日军新近动向以及殃民情形上报清廷，至十二月中旬，烟台安置难民1000余人、栾家口安置旗人980人，其它沿海各处难民亦接踵而至。他向李鸿章表示：“芳竭力筹维，给粮度命。”另外，又禀报“英提督率兵船八艘先后到烟，闻明日尚有两巨舰到”，认为英国人“似有用意”，“已饬水陆统领严密合力防备”。失陷后的旅顺军港为刘含芳心之所系。奉李鸿章指令，他秘派多名探员扮作平民潜入旅顺侦查。十二月初回报称：“前月廿三，由双岛上岸，复被倭留，在局挑水、扫地。廿四到船坞总局做活。廿五见操场操兵约倭兵二千余，以分草人做靶，一写李中堂姓名，一写宋宫保（宋庆）姓名，用炮打。廿六赴西澳合沙沟鱼雷营做活，廿七八九日皆在鱼雷营。所见东西两局各库铁木料物，及能拆机器，收存铁道，掳掠一空，埋藏雷件器械，亦皆挖出运回该国，倭兵各持地钻，凡松土之地，无不挖深五六尺。东澳‘凛海’‘遇顺’‘超海’各船，皆拖往该国。”探员还报告了旅顺民众被日军屠杀的情形。这份“情报”并无探明旅顺日军兵力部署及军事动向，实无多少价值，可以想见中日双方情报水平的巨大差距。有意思的是，李鸿章竟原封不动地将此上奏清廷。其实际效用，是对言官们上折指控他“暗通倭国”，多少起到了止谤作用。留守危城威海保卫战采取何种战法迎敌，驻守威海的水陆将领意见不一。李鸿章以反对浪战为由，否决了威海守将戴宗骞主动出击的策略，而采纳了丁汝昌株守炮台及要地、步兵与军舰相辅固守的主张。更为致命的是，驻守胶东半岛的清军，由李鸿章和山东巡抚李秉衡分别节制，无法统一指挥。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一批日军在荣成湾登陆，数日后形成对威海的合围之势。

刘含芳密切关注着战场形势的发展。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初三，驻烟英国领事向刘含芳通报称：日军向烟台进发，不向城中开炮，烟台守军也不允向日军开炮，以避免祸及西方侨民。刘含芳将此转告临时驻扎于烟台的李秉衡，同时上报李鸿章。李秉衡迅即奏报清廷，请旨饬总理衙门照会英国公使表明立场，对进犯日军必予以还击。李秉衡为主战派，因此态度强硬。而刘含芳身为通商口岸的守吏，试图首先通过外交手段，借助英国与日本交涉，以保全烟台。故于当日赴驻烟英国领事馆进行斡旋，请英国阻止日本战舰犯烟；同时又表明立场：日舰若来烟台必全力还击。烟台兵单力薄，仅6营守军，后路空虚，援军尚远。刘含芳做了相应部署，东西两炮台均派重兵把守，又亲率1营，分部于东西南三郊及沿海一线，担负警戒。对烟台驻军的备战态势，西方各国领事、侨民、洋商均感忧心忡忡。

北洋水师经黄海一战，损失惨重。因追究旅顺失守责任，提督丁汝昌已是待罪之身，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光绪帝降旨将已革职留任的丁汝昌着交刑部治罪。下旨后，刘含芳致电李鸿章转呈总理衙门、督办军务处，说：“顷阅邸报，丁提督逮问进京。在朝廷驭将之法，操纵自有权衡。然水师统将，去丁仅实缺总兵刘步蟾一人，更难驾驭得宜。……惟威海正当前敌，防剿万紧，经手要务过多，一时难易生手。可否吁恩暂缓交卸，俟遴选得人，再行具奏。”另有威海统将戴宗骞、张文宣、刘超佩也电请清廷，恳吁挽留丁汝昌。经李鸿章等人的转圜，丁汝昌才得以暂留军中效命。刘含芳甘冒触怒天威的政治风险，为其陈情，实出于公义，并非只顾私谊。刘含芳清楚，丁汝昌去职，并无适当接替人选。若处置不当，后果更为严重。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军对威海南岸炮台发起攻击。北洋水师虽出动舰艇与陆路守军合力御敌，南岸、北岸各炮台还是渐次失守。正月初八，日军进占威海卫城。至此，仅剩海军孤悬刘公岛，对外通讯联络、补给中断。驻扎烟台的李秉衡坚守烟台应援威海的信心动摇，以当前敌情有变亟须调整防务为由，于正月初八日请旨移扼莱州。他于正月十三日离开烟台，停止了对刘公岛的援救行动。

因电报中断，丁汝昌等人发出的求援信函于十一日送至烟台，刘含芳随即转告李鸿章。十三日，丁汝昌再次派水手教习李赞元搭乘小艇冲出前往烟台求救。当日，发生鱼雷艇结队出逃烟台事件。同日夜，光绪帝下旨：由李鸿章电知刘含芳，设法送达让丁汝昌率舰船相机突围的指令。正月十四日晚间，刘含芳所派的夏景春冒死将突围指令送达刘公岛。次日凌晨，丁汝昌令夏景春又偷渡至威海，由陆路返回烟台求援，告知刘含芳刘公岛战况，以及捉拿严办鱼雷艇队官弁等事。信中称：“十六、七援军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十七日，丁汝昌得烟台密信，知援军无望，次日凌晨服毒自尽。

日军占据威海城后，遂向宁海、烟台方向分派小股武装袭扰，同时派出舰艇驶入烟台海域。十七日，两艘日舰已进至崆峒岛、马山寨海面游弋。十八日，距市区十五里的清泉寨已见敌踪。守将孙金彪上奏告急：“烟台商民逃徙一空，市无食物，彪与芳当尽力御守。若援兵不至，不但岛舰莫救，即台已在旦夕。”孙金彪尚不知水师覆没，对以现有兵力守御烟台并无信心。进至烟台近郊的日军指挥官致函各国领事，妄称“攻击烟台时愿首先提供保护”云云，使得这些西方外交官员和侨民惊恐不安。

二十日，东海关代理税务司斐士模来道署衙门交涉，提出：日军若来进攻烟台，要求派出巡捕以保护外人居住地。劝止刘含芳不要徒劳无益地抵抗。刘含芳对此拒绝，答说：“中国臣子之义，与外国不同，能尽其力则尽力。否则，继之一死，方为报国。芳去此一步非死所，当与烟台共存亡。”西方人士认为：驻扎本埠的山东最高长官况且已转至莱州府城，属官避往他处当无不可。烟台撤防，可使日军失去动武的借口。此前，刘含芳已向李鸿章表示：“事在危急，芳夫妇当与烟台共存亡。随侍34年，未有此次之难也。”表明的心迹，正是李鸿章的心事。自中日交兵，淮军将领们的表现让其失望至极，屡战屡败尚可宽恕，未战而退、一战即溃（如叶志超、卫汝贵、龚照玙等逃将），使李鸿章颜面尽失，为人诟病。刘含芳与西方驻烟外交官员一向交善，当与日军在烟台近郊竹林寺、午台交火之际，各国领事又提议他暂避领事馆。为安定烟台士民之心，他与夫人端坐于衙署公堂，案上置鸩酒两杯，示以必死不屈之志。故后人评论：鸿章谋国，诚宏远有大略，其所尝拔跻之显列者，亦诚多才士。然如含芳者，人谓真能不负鸿章之知遇云。战后理乱中日威海战事期间，烟台涌入了大量难民和溃退的军人，市面一度混乱失序。收容接纳这些分属不同建制的散兵游勇，成为刘含芳的当务之急。先有绥巩勇营的溃军2000余众逃至烟台，兵哗民惊。刘含芳援粮给饷并晓以大义，除遣散老弱伤病人员，能战者加以约束整顿，编为一部，由李秉衡饬令交由援军将领丁槐统带。

正月二十五日上午，运载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等人灵柩的“康济”舰驶入烟台港，灵柩上岸后暂寄放广仁堂。搭乘军舰民船来烟人员，另有被俘获释的水师官兵、洋员及威海百姓。刘含芳当即电告李鸿章，水师兵勇分批发饷遣散，拟将海军有缺各官稍后送往天津听候发落。此后两日内，又有大批官兵分从水陆抵达烟台。正在交卸职务专任议和大臣的李鸿章，拒绝刘含芳欲保留这批海军人才的提议，回电称：“海军有缺大小官，本随船支薪俸。今船失则官亦虚悬，均应斥革，令其各回原籍。”次日，他再次向刘含芳重申：“船失人存，有何用处？况吾已交卸他往。应饬同陆军营哨官一并南归。”正月二十八日，刘含芳致电新任直隶总督由王文韶，上报丁汝昌等人死事情形，北洋海军阵亡、受伤和生还人数，开列了到达烟台的水陆军官名单，及安排驻烟外国领事、将领赴广仁堂吊唁情况。同日晚，刘含芳又与牛昶昞、马复恒禀李鸿章，除告知上述事项，还就收容散兵、请领发饷诸事做了说明。

李鸿章于卸任前为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宣向清廷请恤，并转呈了刘含芳二十三日来电：“丁提督于被围之先，已派员将水师文卷送烟，誓以必死，孤忠惨烈，极可悯伤，应请旨将该三员先行敕部从犹赐恤，并恳将丁汝昌所得处分开复，以示大公。”清廷对丁汝昌等人的死事极为关切，随即下旨，由署北洋大臣王文韶转饬刘含芳“确切查复，核明陈奏”。这不仅关系战亡者之哀荣，更事关作战失败责任的追究。

对参战水陆将领进行责任追究的声音，不绝于朝野。二月初十日，给事中余联沅上奏丁汝昌等死情可疑。他认为，刘公岛失陷后，日人将丁汝昌等人遗体及4000兵民送至烟台，大小战舰计9艘被日军掠获，情节支离。指出疑点有三，并斥责丁汝昌因怯战遂致全军覆没，“其偾军误国，一死不足以蔽辜”。当日，军机处奉旨寄李秉衡，饬令“详细查明，据实具奏”。

二月十三日，王文韶就丁汝昌等死事情形上折复奏。刘公岛失陷前后的详细情由为刘含芳、牛昶昞、马复恒所禀。王文韶对丁汝昌等请恤事，未置一词，但称：“臣博采在津舆论，于张文宣、杨用霖均尚有恕词，其职分较小，各员事权不属，但能一死，便为全节。”李秉衡复奏朝廷则延至三月初三，所核查丁汝昌等死情，亦是根据刘含芳等人所禀，故与王文韶上折并无不同，但对其他将领之死有明确意见。他认为，戴宗骞、刘步蟾、张文宣、杨用霖等人之死，实属“忠烈可嘉”。“惟丁汝昌以旅顺失事，奉旨革职，拿交刑部，其历次罪案已在圣明洞鉴之中。战败死绥，仅足相抵。倘日后有以请恤之说进者，朝廷必力斥其非。”由此足见他对丁汝昌的痛恶与不谅，以及对李鸿章的不屑。李秉衡有忠直之名，此次临危受命，就战场指挥运筹、与海军水陆之协同，表现实在不佳。三月十五日，清廷据李秉衡上奏，为请恤事画上句号，谕：刘步蟾、张文宣、杨用霖、黄祖莲遵照军官阵亡例从优议恤；丁汝昌毋庸议恤。其后，一大批幸存生还的北洋水师各级军官被清廷革职查办，事涉鱼雷营逃跑的军官被严拿正法。六月初一，王文韶请将北洋海军武职各缺315员名全行裁撤，七月初六准奏。至此，北洋水师寿终正寝，刘含芳欲保留部分海军人才的愿望也随即落空。《马关条约》签订后，双方议定于四月十四日在烟台互换条约。清廷派出伍廷芳、联芳为全权换约大臣，日本则派伊东为代表。作为换约地东道主刘含芳，为顺利完成换约做了细致周全的准备，多次致电总理衙门及李鸿章报告日方人员登岸和驻在情况。在换约过程中，他与伍廷芳等人面对伊东的骄横与刁难，坚持有据有节地抗争，为战败国挽回了一点尊严。

条约生效后，中日双方的外交博弈远未结束。按条约第八款规定，日军暂驻威海，意在约束清政府交付前两次赔款，以关税作为剩款的担保，以及批准通商行船约章。只有满足上述条件，日军可允撤离。故又立“另约”三款，其中规定，距威海口岸四十里内，为日军驻守之区，原驻防清军迁离。闰五月初十日，日本划地界委员辰男到达威海，向地方官员通告：移防威海的日军数日内便到，要求租用民房，每户腾出一半房间让与日军租用。中方所派官员推诿说：贵国公使曾允诺：先派员择地修造营房，并无租住民房之事。此时重大，不能做主。日本人并不理会，遂发生强租强占民房事件，引起民众恐慌。刘含芳等人就日军与清军驻防争议、日军营舍租建争议、日军残民事件等，进行了艰苦的交涉，巧妙借助国家及各方力量，促使日军暂缓赴威，放弃强租民房，改为租地建设兵营。这些抗争行动，使占领军有所顾忌收敛凶焰，不敢过度造次，保证了占领区内民众的相对安宁。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四日，李兴锐授登莱青道兼东海关监督，九月二十一日赴烟台与刘含芳完成交接。

刘含芳交卸开缺后并未离烟。王文韶早在中日签约后，便命刘含芳派员多次前往旅顺、营口等地，密探日军动向，为接收失地预做准备。完成差遣后，刘含芳以病辞归，返回安徽故里。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刘含芳病逝。清廷下旨：“刘含芳着照军营立功后积劳病故例从优议恤，并宣付国史馆立传。”（本文原刊于烟台市政协编纂出版的《烟台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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