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荫霖修身养德清白为官

家风淳厚自幼受祖父熏陶

于荫霖(1838-1904),字次堂,号樾亭,清朝咸丰九年(1859年)己未科进士,于鹏第十三代孙。殁后,朝廷诰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头品顶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北河南广西等处地方加三级国史馆立传》,正一品。

逃荒至吉林省榆树市黑林镇太平川的于氏一族,经过于居安、于龙川以及第三代于凌奎、于凌云、于凌辰三代人的艰苦创业,成就了之后一百多年“叔侄五进士兄弟两翰林”的传奇佳话。说起于府,就不能不谈及于氏家族的第二位进士——清朝著名廉吏,曾任湖北、河南、广西三省巡抚的于荫霖。于荫霖是于凌奎的儿子,于凌辰的侄子,兄弟之间排行老三,被人尊称为“少三大人”,这是相对于“老三大人”于凌辰的称谓。于荫霖自幼聪敏好学,师从山东莱州府举人孙兰卿,得其口传心教,受益颇丰。中华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崇尚儒家思想,许多家庭的家规、家训、祖训曾引领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衰。我们从《于氏祖训》中,可以看出潍县于氏大家族之所以能够几百年不衰,人才辈出的原因:以仁为本,忠孝传家。以礼待人,不能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

祖父于龙川经常告诫并勉励于荫霖兄弟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耕种退时可自守,读书进时有俸禄。守家立业时,成由勤俭败由奢。为官时,要万事民为本,求真而务实。立志时,要修身齐家治国而平天下。遇事时,要无故加之而不怒,卒然临之而不惊。事业有成时,再牢记满招损、谦受益。家业大时,要记住家也大业也大,子孙到头祸也大。东西不管多少,不是己者,莫拿莫要。”母亲也曾告诫于荫霖:“为官切不可贪赃枉法、违犯朝廷法制,为官一身轻,睡眠也轻松。”这些祖宗家训在少年于荫霖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后来他中进士外放为官时处处引以为戒。

二十一岁中进士

清朝咸丰九年(1859年),21岁的于荫霖考中进士,被钦定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来,他拜理学名家倭仁为师,学习深造程朱理学。再后来,他与兵部侍郎、太子少保边保泉,山西布政使李永清成为挚友,共同研究学问。

清朝光绪四年(1878年)八月,清政府任命崇厚为钦差大臣,出使沙俄,谈判收复新疆伊犁之事宜。次年十二月八日,崇厚在沙俄的胁迫下,未经清政府许可,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收回伊犁条约》,即《瓦吉亚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沙俄从大清国获得割地、赔款、通商、增设领事馆、修改边界等诸多权利。消息传到国内,舆论一片哗然,纷纷指责崇厚卖国。为了悍卫主权,保卫民族利益,于荫霖与张之洞、黄体芳、张佩纶四人联名上了三道奏折,痛陈崇厚擅自割让新疆伊犁附近数万平方公里土地予俄国的卖国行径。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将崇厚革职逮捕,入狱查办,判为斩监候。光绪十年(1884年),崇厚经多方疏通,用三十万两白银获释出狱,降两级使用。于荫霖、张之洞、黄体芳、张佩纶四人,因弹劾卖国的崇厚而声名大振。此后,这四人经常参与朝政,凡发现有违犯朝纲的贪官污吏,均联名上奏折予以弹劾,被称为“清流四谏”。

个人传记载入《清史稿》

光绪八年(1882年),于荫霖任湖北荆宜施兵备道(正四品),之后担任广东按察使(正三品)、云南布政使(从二品,未到任)。丁母忧后,授福建台湾布政使(从二品,未到任),罢官闲居京师。甲午战争后,以三品顶戴出任安徽布政使,湖北巡抚(从二品),河南巡抚(从二品)赏加头品顶戴。

于荫霖卸任湖北巡抚,在办理离任交接过程中,清点到了在他到任湖北巡抚时朝廷户部拨给办公用的岁银,还剩20余万两,巡抚衙门文办(秘书)劝于荫霖将这所剩岁银带走留作自用。岁银,是清廷户部拨给巡抚等级别官员用于突发公务时应急的银两,剩余可归官员自己私用。历任巡抚离任时,都是将剩余岁银带走己用,因此,文办才有此劝言。但是,没等文办说完,于荫霖连说:“万万不可,岁银原本就是朝廷的,剩多少就应该留多少,要转给下任巡抚,以备新巡抚到任后朝廷岁银未拨付到位时,解燃眉之急。”他安排文办将剩余岁银封存好,存放在库银房内。文办感慨地对于荫霖说:“于大人,您真乃清官也!属下侍候了多任巡抚,独大人您将所剩岁银留存公用,真可谓‘金银不动其心、不辱其节、不憾其志’,清正廉洁实属罕见!”

纵观于荫霖的一生,21岁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后来官至封疆大吏,是《清史稿》中吉林省唯一入传的人。同时,他还是著名的大儒、诗人、书法家。他虽为封建社会的官吏,但注重名节、修身养德,坦坦荡荡做人、清清白白为官,其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操守和境界,当为今人效法!

文/图于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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