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关首任监督崇芳

烟台开埠时崇芳48岁。作为满洲旗人子弟，进入国子监学习，后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考中翻译中书，进入中央内阁，从低级文员做起，逐渐晋升至品级较高的文职京官。

登莱青道的治所迁址，对烟台乃至胶东区域在近代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给崇芳带来的却是挑战与难题。最终，他还是在对外交涉中跌了跟头，黯然离职。崇芳的生平事略鲜见于史籍，以目前可知的零星史料欲勾勒出其一生之概貌，可谓是勉为其难。作为烟台开埠后登莱青兵备道的道员、首任东海关监督，后人难知其详，不能不说是烟台开埠史研究上的缺憾。笔者不揣浅陋，采撷、补缀历史的碎片，略述崇芳在烟台开埠前后的史事，以期付诸阙如。

清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崇芳随登莱青道道衙由莱州移驻烟台，距东海关自上年七月十七日宣布开关已有半年之久。开关仪式的举办，标示着烟台开埠，成为山东第一个对外开放口岸。登莱青道道员崇芳本定亲赴烟台会办开埠，但未能成行。《清实录咸丰朝实录》记载：“山东登州新开口岸、遴委妥员、前往会办一摺。据称山东登莱青道崇芳等所议通商章程，虽系因地制宜，与条约新章多有不符之处，并恐该道等于现办新章，未能熟谙。现派直隶候补知府王启曾等赴登州，请饬谭廷襄转饬崇芳等会同妥办等语。登州开埠通商，事属创始，于中外交涉事件，必须遵照条约新章妥为筹办。庶各国商民，不致别生枝节。著谭廷襄饬令登莱青道崇芳等俟王启曾到后，即会同该员将一切通商事宜悉心筹划，妥为办理。务令地方税务两有裨益，毋得稍存畛域，致滋流弊。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崇芳从莱州前往烟台途中，恰逢捻军东进，军情紧迫，饬令返回莱州部署防务，开埠仪式便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所委派协助筹办开埠的王启曾代为主持，崇芳则错过了烟台开埠这一历史节点。

为便于对烟台海口的管理，咸丰十一年十二月（1862年1月），总理衙门大臣奕沂等人上奏《请将山东省沿海各口州县税务责成登莱青道经理并请颁给监督关防以专责守折》，自此确立了东海关的管理运作与监督体制。至清朝终结之前，虽有所增益，但大体维持了其基本机制。次年二月，登莱青道迁至烟台。

关于崇芳的仕途履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有载：“崇芳，现年（咸丰七年，1857年）四十四岁，正白旗满洲隆庆佐领下人，由监生于道光十三年考中翻译中书，是年九月到阁行走。十六年，充玉牒馆誊录官兼收掌官。十八年，全书告成，议叙以本旗贴写中书分缺简用。二十三年，充国史馆校对官。二十五年十二月，补授贴写中书。二十六年，充玉牒馆誊录官兼收掌官。二十八年，全书告成，议叙保奏奉旨赏加侍读衔，遇有本堂满汉实缺优先补用。二十九年七月，补授实缺中书。咸丰二年，京察一等，奉旨记名理事同知通判用；是年十月升授侍读。三年三月，派掌典籍厅印鉴。五年，京察一等，奉旨以记名道府用；四月，保送御史，奉旨以记名御史用。六年三月，充国史馆提调官；十一月，充玉牒馆纂修官。七年四月，恭修本纪告成，保奏奉旨著交军机处记名，遇有道员缺出，请旨简放，先换顶戴，本年十一月十一日奉旨著补授四川盐茶道。”

从崇芳的这份履历档案可知，烟台开埠时崇芳48岁。他被外放四川盐茶道之前，一直在京城为官。作为满洲旗人子弟，进入国子监学习，后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考中翻译中书，进入中央内阁，从低级文员做起，逐渐晋升至品级较高的文职京官。至咸丰七年（1957年）外放四川盐茶道，此前的任职往复于玉牒馆、国史馆、典籍厅。玉牒馆乃是宗人府所属的临时机构，专责纂修皇族家谱，每隔十年设馆纂修一期，谱成则闭。国史馆属翰林院，设于东华门内，专掌修史，崇芳先后任国史馆校对官、提调官。崇芳任职经历的要害部门，当属派掌典籍厅印鉴。典籍厅为中央内阁下设的秘书机构，分南、北两厅。南厅职掌关防、收发办理文稿、内阁中级官员的考绩事务等。咸丰二年、五年进行的考绩，崇芳均为京察一等。“复引见京察一等圈出官员。得旨。……崇芳、景桂、沈寿嵩、董似谷、吴存义、贡璜……俱著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咸丰五年二月）。”崇芳从出仕到出任四川盐茶道道员，用了24年的时间，这在晚清派系林立的官场中，其仕途也属较为平顺。崇芳外放四川盐茶道，可以说是地方官员求之不得的肥差，时人看来盐业利润丰厚，道员的收入很是可观。崇芳于咸丰十年十月（1860年11月）调至山东，接替前任道员贡璜，贡璜升任山东按察使。崇芳调任管辖登莱青三府二十八州县的道员，同样是属于经济丰厚且前程看好的地方监司。

登莱青道的治所迁址，对烟台乃至胶东区域在近代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给崇芳带来的却是挑战与难题。最终，他还是在对外交涉中跌了跟头，黯然离职。烟台开埠前，登莱青道职掌考察属官、稽查钱粮、理断词讼、整饬兵备等军政事务，随着对外开放口岸与洋关的设立，督征关税以及洋务外交事宜逐渐成为道员所应对和处理的重点。就督征关税而言，烟台本已于咸丰九年十月（1859年11月）设立厘金局，为山东创办厘金之始，后又增设龙口、石岛、金家口等塔埠头等5所，由省厘金总局统管。厘金机构的设立，虽然增加了清政府的税收，却妨碍了地方官吏获取不当利益。据说设厘金局之前，县吏以及办事差役税外勒索，借以中饱私囊，实际缴纳超出正税数倍之多。僧格林沁曾上折参劾创办人郭嵩焘“查办贸易不妥，导致福山县商民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以至郭嵩焘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可见创办之初的步履维艰。直到登莱青道衙门移驻烟台，兼领东海关监督，同时兼理了山东省的常关事宜，管辖山东5府16州县23海口。崇芳到任后整顿各海口厘局，将厘局改制为关，使税则不一、抽收混乱、漏税严重的局面逐渐得以好转。

烟台作为当时山东唯一的对外贸易中心，开埠之初一度兴起“城建热”，商民置地造屋，很短时间内便新建了房舍万余间，城市初具模样。西方各国对抢占烟台地盘久存觊觎之心，英法两国利用捷足先登的便利，更是急不可待。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五月，改定烟台取代登州为通商口岸后，法国驻华公使便向总理衙门提出“英人在福山县通商口岸地方，将空地全部租买建盖行栈，未与法国留出余地，殊属无理”，请总理衙门“照会英国，不但应分与法国地段，而俄美两国亦当留以余地”。崇厚经查证后上报总理衙门，否认了此事。开埠仪式后，法国公使致函崇厚，提出在烟台“租地”要求。崇厚随即札饬登莱青道崇芳与烟台法国领事商办此事。因当时登莱青道尚未移驻烟台，对外交涉事宜也未理顺，当年五月英国领事已先行将指定的租地界址，照会了董步云。而当年七月，法国领事也将指定的租地界址，则照会了王启曾。此二人均为办理开埠的重要官员。因英法两国指定的租地位置大体重合，均为烟台山以南的民田，只是租占的面积不同，中方官员只好推诿于英法两国协商后再议。

崇芳到烟台后，对上年董步云、王启曾遗留下的“英法租地案”进行了多次协商斡旋，但两国领事并不领情，均不让步。英国租地照会在先，且当时在烟台的洋商皆为英国人，为经商居住，部分土地已办妥了租买手续，就连英国领事的住所亦在其中。英方认为，该地买自华民，与法国无涉。另有一部法军屯驻于烟台山以东，即便租地也应是这一范围。法国领事仗恃时有法国驻军，故取强势姿态，又以租地照会已经请示法国公使并获批准为由，拒绝协商。

在英法两国租地问题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从未办理过洋务外交的崇芳进退失据。崇芳认为，若按法国要求办理租地，来烟居住已近两年英国领事将无处可居住。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英国领事仍居住原地，按原地大小在英国所租地中拨给法国以为补偿抵顶。同时，又对法国屡次催办租地采取拖延的办法。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法国公使赴总理衙门交涉，称道员崇芳以“未接英国照会”理由推诿办理法国租地一事，质问“法国之事，何必俟英国照会”，态度强硬地要求总理衙门饬令崇芳限时办理。有了法国公使的撑腰，驻烟法国领事照会崇芳，声称英法两国公使业已商定，前指租用地块给予法国，英国无须租地。他们还恐吓崇芳：“为何迟滞不定？既已迟滞未定，如有关系，自然贵道干受。”威逼崇芳出示晓谕此地段不准买卖。崇芳未被所屈，却无良策以面折法人之无理。第二天，法国领事携武官再赴道员衙门递达照会，称英人所买居所“在合约已订给法国兵官所屯之地内，此地乃本督之地。本都全掌中国北边本国兵权，将兵安置其地，谁敢出卖？”法国领事公然威胁说：“贵处如不照办，将来兵勇滋闹，请自承受，本领事概不与闻。”

崇芳深感事态严重，将与法人交涉的情况奏报崇厚。崇厚获悉情况后，也认定法国领事“任性狡妄，并带同武官哓哓争辩，无理之至”。同治元年十月（1862年11月），天津法国领事去见驻在天津的崇厚，称英国在烟台已有租地，法国愿意出银偿还云云。还送达了一份以东海关监督名义拟制的“告示”文稿，让总理衙门转崇芳晓谕烟台士民。为缓和紧张局面，崇芳委派福山知县与法方一起丈量租地地亩。法国指定的烟台山南的200亩地多系民田，中法双方并无异议。但是，烟台山为海防要地，山南坡地又系原住民之坟茔，不宜划入租占地块。法方无理纠缠，不依不饶，坚持将烟台山一体划入。崇芳经请示崇厚，坚拒了法国的无理要求。如此，崇芳与法国人彻底交恶。法国公使也因此照会总理衙门，责斥崇芳“节节留难，有意欺慢本国”，威胁中国“似此吞吐反复，将来必釀成事故”，并要求撤换崇芳。总理衙门及崇厚虑事态扩大，将崇芳免职，另派天津知府潘霨接替，于同治元年十二月（1863年1月）交接。潘霨熟知洋务，外交手段远胜崇芳。他称，烟台山突入海中，筑有炮台，为海防重地，山南空地不便租与外人。同时，又以《北京条约》为据，申明和约虽议定法军可驻大沽、烟台，但至赔款付清即须撤军，没有永久租占之理。虽议定法国有权在各通商口岸租地，中国也有权不租。潘霨对法国人全租的要求，予以回绝的同时也做了灵活处置，同意商民以私人名义租与英国15亩、法国13亩、各洋行27亩，土地所有者自行与英、法两国及各洋行议价，订立租契。至此，烟台租地风波始告平息。

崇芳的去职，为法国奉行“武力外交”的强横跋扈所致，也与清朝旧派官员不谙对外交涉有极大关系，是“弱国外交”的无奈。相比之下，继任者潘霨虽非科举正途出身，却有办理洋务的历练，熟知欧西情势，兼之机敏过人、多谋善辩，使外人不敢小觑。日后，潘霨在外交、实业等领域均有不俗的表现。崇芳却在道员任上因对外交涉的平庸不力而免职，日后籍籍无名，还给他惹来无妄之祸。

先是崇芳离任后的次年，因任内透支经费、征收洋税土税及支出数目含混，户部迟迟不予核销。经山东巡抚阎敬铭反复核查，上折说明开支并无浮冒。延至同治四年闰五月，户部批复：“前任该关监督崇芳第十结期内，计有透支经费并第九结实存银两并未移交后任，及该员尚有未完之项，行令分别着赔完缴。”崇芳因此共赔付了1558两银子。

崇芳离开烟台之后的宦迹待考。从《清实录》中的零星记载可知，同治三年九月，“漕运总督吴棠奏占种沛地之奤匪，剿逐净尽。得旨办理尚属妥速。其查办湖荒事宜，着即饬令颜培瑚会同东省派出之道员崇芳等，迅速妥商会办。俟定有章程即行具奏。”说明崇芳被免职后，曾闲置了较长一段时期，期间办理过临时性差遣。

崇芳的仕途终结于同治四年。事因御史刘庆奏参郑亲王承志狎优比匪，经宗人府会同刑部审讯，并未坐实案情，但牵出了崇芳关说受贿等事。涉案人刘义兴的祖上曾任已革郑亲王府的庄头，得知承志袭爵，来京谋求进府当差，辗转托人代求崇芳引荐。崇芳屡让刘义兴送郑亲王车骡银两，崇芳本人亦收受谢礼京钱二百吊。崇芳得赃数目甚少，却付出了被革去世袭的奉恩将军、照例折圈禁半年、圈满后折罚养赡钱粮六个月的代价。郑亲王承志虽未收受车骡银两，则在崇芳关说之时，含混作答，未正言拒绝，加之确有不自检束之事，著交宗人府议处。此案中另有三等护卫常英、门千总金广元，虽未查实与郑亲王承志聚会演唱，以身任职官，时常演唱票戏，有玷官箴均被革职。

这件弹劾案处理结果，有“刑不上大夫”之嫌，除郑亲王承志从轻发落外，涉案人都受到了重办。本文原刊于烟台市政协编纂出版的《烟台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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