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间,因为一场普通的口角争斗,地方富户却要置对方于死地。而从知州到巡抚,竟将无中生有之事偷梁换柱成暴力抗法恶行乾隆感叹:“此案大奇,实为从来未有之事。”

露出土层的牌坊字样侯氏后人纪念牌坊出土现场■拍案惊奇

□本报记者鲍青

本报通讯员李荣新王甜甜

文物是鲜活的时代记忆、凝固的历史瞬间,沿着它回溯从前,有时能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近日,滨州滨城区北镇街道和平社区,埋藏许久的一座牌坊重见天日。消息传出,引来许多百姓参观。

这座牌坊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件摄人心魄的惊天大案。案情的离奇反转,彰显的人性善恶,讽刺的官场朽烂,至今令人惊呼感叹。

巡抚上奏,乾隆震怒

这次出土牌坊高约4米,宽约6米,前后有6个石狮子装饰点缀。建筑顶部龙纹精美,两侧青砖古朴,上刻“大清嘉庆十二年旌表节孝侯廷对妻赵氏坊”字样。

按牌坊建造之年(公元1808年)计算,这座节孝牌坊迄今已有210年历史。“牌坊的主人赵氏,是我们祖先侯永萼的儿媳、侯廷对的妻子。侯廷对早亡,全家都靠赵氏辛苦张罗维持。她赡养公婆、抚养幼孤,事迹闻名遐迩,朝廷特赐牌坊予以表彰。”侯氏后人侯传忠说。

侯传忠回忆,先人侯永萼在家族历史中影响突出,“他署理过福建宁德知县,任过泉州府分府(判官),在官场上有些影响。而且他精通岐黄(医术),喜欢济世活人,甚至许多京城官员都得到过他的诊治。”

在故乡,侯永萼同样交友广泛,人情处得非常和睦。但在乾隆五十五年,他却意外卷入一起通天大案中。“侯永萼虽然没有直接牵涉其中,却是案件起因的最早见证人和知情人。”侯传忠说。侯永萼最终能全身而退,也是他做人智慧的表现。

揆之史册,这件通天要案甚至引得八旬老皇帝大动肝火。最终,山东巡抚被革职,按察使、知府和知州均被治罪。

这是怎样一起案件,让山东从基层官员到封疆大吏无一幸免?

首先,让岁月指针回拨到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此时,年迈的乾隆帝正憧憬着即将到来的八旬大寿庆典。

乾隆帝有理由享受这份喜悦。自秦始皇开始,有资格庆祝八旬大寿的帝王,此前只有梁武帝萧衍、女皇武则天、宋高宗赵构和元世祖忽必烈。而若论治国最久者,乾隆帝更是当仁不让。

清廷格外重视这次八旬生辰:第一宠臣和珅全权筹办庆典活动,务求尽善尽美、后世传颂。朝廷还开设恩科,让读书人沾沾喜气,心念帝王圣明。

心情极佳的乾隆帝,对各部奏报大小政事,一般只是程序性处理,最终的办理措施,大多交给了军机处和各部满汉尚书。

二月初八,乾隆帝带着数位皇子,从北京启銮,先行拜谒东陵、西陵,再赴山东巡幸。

不久,一封山东巡抚长麟的奏折送到了乾隆帝的御案前。

长麟奏呈的事情并不复杂,甚至有些微不足道。他向乾隆帝提出,一位叫薛对元的滨州籍案犯可能窜逃到了京师,希望直隶和京畿能协同山东方面予以抓捕这位举人。

乾隆帝很快下发了缉捕案犯的谕令。谕令里,乾隆帝大略复述了长麟所奏案情:滨州举人薛对元与贡生杜宜丰,因口角冲突而激化为滋事斗殴。不久,杜宜丰来到知州衙门,控告薛对元殴伤自己。知州接到报案后,派遣差役缉捕曾参与斗殴的薛宗孟和薛栋等人。没料到,薛对元竟纠合数人于半道抢夺犯人。最终,不仅犯人被抢走,连几位衙差也被打伤。如今薛宗孟等人已缉拿到案,唯有薛对元趁夜色逃到京师参加会试。地方官将薛对元拟“绞监候”刑罚。

殴打差官、抢夺案犯,乃是藐视官府、暴力抗法的重罪。于是乾隆帝复述完案情后,立即表示了自己的“义愤”:案犯薛对元系举人出身,与杜宜丰寻衅争殴,已属不当生事。衙门派人缉获案内人犯,他还敢于中途夺犯,擅行释放,殴伤差役,“尤为不法”。所以对于地方官员的量刑,乾隆帝没有提出异议。

为了以儆效尤,乾隆帝要求各地使出雷霆手段,“必须严密缉拏务获究办薛对元”。对于薛对元的下落,他还有自己的推测和理解:该犯家属虽然供称薛对元潜赴京师,但该犯自知犯下重罪,应不会轻易将真实踪迹透露他人。

乾隆帝猜测:薛对元可能藏匿邻省,然后教唆家人透露假消息,以期做漏网之鱼。他认为搜捕不应局限直隶一带,范围应扩展到全国大部。他让负责京师治安的皇孙绵恩,以及顺天府尹、直隶、河南、江南各地督抚,集中精锐力量在境内严密搜查。一旦抓捕到薛对元,立即将他解赴山东审讯,同时奏闻朝廷知晓。

但接下来的案情进展,却让乾隆帝大呼匪夷所思。

嫌犯落网引出真假案情

抓捕行动进行得异常顺利。谕令颁下仅过了三天,薛对元就在京师落网了。

薛对元并未像乾隆帝想的那般捏造假行踪。他就住在京师,而且没有躲藏,绵恩轻而易举就将他抓获了。

薛对元落网迅速,甚至其他督抚都来不及知晓。河南巡抚梁肯堂还上奏道,自己一定选派能干差役设法缉捕。一贯以“英察”著称的乾隆帝,由此发现了朝政弊端,他决定借此机会清除一项“弊政”。

梁肯堂的奏疏,源于京师没有及时通知他薛对元已落网。而在此之前,同样发生过类似的“乌龙”事件。乾隆帝据此认为,如今对于通缉人犯,有时一省已查获犯人,他省却并不知情。乾隆帝愤慨“这都是无谓弊政”。

乾隆帝要求以后各省一旦搜捕到人犯,就要迅速知会其他省份。他还借机敲打直隶总督刘峨:“薛对元自东省来京会试,路由直隶。今因该犯抵京在先,查拏在后,刘峨及直隶地方官失察处分尚可宽免。若应缉要犯,业已奉文通缉,旋被别省拏获,其经过逗留省份,失于觉察,即将该地方官查明,交部照例议处。”

整顿完吏治之弊,乾隆帝回过头来令绵恩亲自审问薛对元。但经过绵恩初审,却发现案情有了和巡抚长麟迥然有异的叙述。

薛对元供称:乾隆五十四年六月间,他与平素熟识的通判侯永萼(牌坊主人赵氏的公公,曾任福建泉州府分府,又称通判)、杜宜丰等人谈及蒲台镇赶集的集场。集场位置本在蒲台镇西街,杜宜丰想在那里开设布市,要占据那块位置。薛对元不服杜宜丰,两人争执不下,最终由口角激化为斗殴。侯永萼在一旁忙着拉架解劝,但薛杜二人却愈发对立仇视。

薛对元的供词,也提及杜宜丰曾到知州衙门控告起诉。当地差役也曾传唤薛对元和薛宗孟等人到衙门候审。薛对元数月间屡次到衙门应诉,也曾作过情况说明、递过反诉状书。但知州迟迟不愿审讯了结此案。后来恩科会试日近,薛对元担心案情会耽误应试,就动身赴京了。

薛对元的供词,绵恩悉数奏报给了乾隆帝。乾隆帝极为惊奇,令人找来长麟奏折原本,仔细对照查看。长麟在奏折中详细描述了薛对元抢夺案犯情形:薛对元率人赶去,令人用铁尺打伤差役赵统。薛对元还撕破差役周贵衣服,将犯人夺去并释放。

薛对元供词与长麟奏报案情大不相同。看薛对元的讲述,双方更像一场互殴,各有情理过失。薛对元非常配合衙门要求,只是出于赴试赶考,才行色匆匆赶到京师,并无畏罪潜逃之心。

乾隆帝选择相信他的封疆大吏。他在新谕令中认为:该犯(薛对元)在京所供情节,与此前山东奏折全不相符。大概因为当时无人对质,他为了狡赖逃脱,因而胡编乱造。为了查清案情,他令绵恩将薛对元解赴山东,并让长麟召寻其他案犯,互相对质,详悉讯问。

谕令的最后,乾隆帝声色俱厉警告薛对元:“尔身系举人,非寻常百姓可比。敢如此目无法纪,一旦查讯案件属实,一定加倍从重治罪,以示惩儆。”

从谕令中看,已过八十的乾隆帝,思维还是很清晰的。他既相信和依靠地方官员,也想查清案件来龙去脉。他希望能借薛对元一案,惩戒胆敢对抗朝廷执法的人,维护地方官府权威。但他又提及薛对元如此供词,有“另有起衅别情”的可能。“这就为相关各衙门相对稳定客观公正审案提供了弹性空间。”滨州日报原高级记者潘钧国说。

重臣主审埋下反转基调

在薛对元押回山东之际,乾隆帝又颁布谕令,三令五申地方官要详细查讯,务求水落石出。

乾隆帝对长麟表示“夺犯殴差,恶习最为可恶”。在他心目中,即使再无知的百姓,犯下此等大罪,也要从重惩戒。何况薛对元身有功名,竟然藐法逞凶,情罪更是严重。

鉴于薛对元供词与长麟奏报的矛盾,乾隆帝特派刑部尚书胡季堂亲往山东主审此案。

史载,胡季堂自乾隆四十四年由刑部侍郎擢升为尚书后,主导了全国数个重大案件的审讯。他没有坐在衙门听汇报,而是“屡奉使诸省谳狱,直隶、吉林、江苏皆一至,山东四至,河南再至。察得唆讼者严治之。有诬诉,论如律,不稍贷”。

在薛对元案前不久,胡季堂就曾到过山东,处理平度罗有良案。

平度有一狡黠无道的乡民罗有良,先是将其姐夫张某打得昏死过去。张母惊惧,“牵其衣而泣”。罗有良随即大怒,“肘其母”“母立死”。罗有良为了逃避罪责,竟然反控张某上公堂。经平度知州郭清芳审理,判决张某杀母死罪。案件到了莱州知府徐大榕处,经过复审查知张冤,欲为其平反昭雪。郭清芳不服,“坚持前议”,并上报到了山东按察使甘定进处。

甘定进“从清芳,劾大榕”。山东巡抚依照甘定进的奏请,将处决徐大榕的奏折呈递入朝。时值盛夏,甘定进令人将徐大榕关在粪窖内熏蒸,还于镣铐之外系上大铁索,百般折磨摧残。徐大榕趁着他人探视,秘密嘱托他到京师告状。朝廷最后派胡季堂赴平度会审。时值阴雨,公堂设在阴森恐怖的城隍庙。在胡季堂主审下,案情终于真相大白。

罗张之讼结案,张某冤得昭雪。莱州知府徐大榕得升迁,平度知州郭清芳因治狱失平吞金自杀。乾隆帝念长麟平素治鲁有功,未加严厉追究。

此次胡季堂再度赴山东,令长麟等人有些坐立不安。

很快,胡季堂就发现了薛对元案情的重大疑点。

胡季堂发现,长麟所奏薛对元于正月二十日抢夺人犯。但正月十五日,薛对元已经到了京城的齐鲁会馆居住。胡季堂差人前往京师查看齐鲁会馆账簿记录,发现与薛对元陈述相符。而且几位山东籍京官也出面作证,正月二十日左右曾见过薛对元。

滨州距离京师千里之遥,当时就算乘坐最快的驿马,也不可能星速往返其间,并顺利纠合他人抢夺案犯。

胡季堂很快又有新发现:据长麟奏报,薛对元抢夺人犯在正月二十日。而查验卷宗,知州衙门曾于正月十四日派人前往捉拿薛对元。怎么会有劫狱滋事在后,捉拿案犯在前的道理?

随着查验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疑点让胡季堂触目惊心。秋审过堂时,薛对元明明没有到案,按察使竟然谎称他患病无法前来；薛对元族亲薛朴元的供词,按理应有亲笔画押,如今供词不仅没有画押,甚至薛朴元还供称当时未曾到案质讯。

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地方官员联手造假,欲置薛对元于死地的冤案。

但胡季堂怎么也想不通:长麟在担任山东巡抚之前,曾在刑部任过郎中,对律令非常娴熟。他能外放地方,也是经过自己保举推荐。如今疑点如此明显的案件,长麟缘何没有看出破绽?

胡季堂的奏折送到了乾隆帝案前。此时的乾隆帝,心中疑窦越来越多。他给胡季堂派来了助手穆精阿。他告诉胡季堂:穆精阿熟谙刑名,素日不肯随声附和,不致有依违袒庇之事。

乾隆帝要求胡季堂等人,“后务当提集犯证卷宗,将指出各情节逐一查对严鞫,务得实情,不可稍涉徇庇,有负委任。”他还赋予主审官便宜行事的权力,不需要事事都请示汇报。

奇案让乾隆帝瞠目结舌

鉴于罗有良案的纠葛,胡季堂直接跳过按察使甘定进,甚至把他也当作调查嫌疑人之一。

胡季堂思维缜密,熟悉律典,擅长处理大案要案。经过他抽丝剥茧的调查,这件本不复杂的案件很快真相大白。

案情发生了惊天的“反转”。原告成被告,被告成原告,地方官则全程参与了诬陷良民的“偷天换日计”的实施。

案件起因确实与巡抚长麟的奏报相符。杜、侯和薛,是当地素来相熟的三户人家。杜家是当地有名的富户,家资丰裕,粟钱充盈。侯家不但殷富,还出仕为官,势力更加显赫。只有薛家较为寒素,但薛对元已经中举,未来也许还要中进士,相较普通人家还是强许多。

在侯永萼的注视下,杜宜丰和薛对元就集市问题发生激烈冲突。杜宜丰咽不下这口气,叫嚣“破著二三千两银子,就可给薛姓没脸”。他接着到衙门控告并诬陷薛对元率人抢夺粮行,抢走大量粮食。

等到官差传唤薛对元到案,杜宜丰又行贿差役赵同善等人,让他们一同诬陷薛对元殴差夺犯,一定要将薛对元问成死罪。接受杜宜丰贿赂的知州,不问青红皂白将薛对元问成拟绞监候。为了打通上下关系,杜宜丰又出资贿赂知府。他还花费三千两,通过一位旧属员打通了山东按察使关节。他们原本以为,薛对元不会轻易落网,乾隆帝也不会太重视。到时薛对元被处决,死无对证,万事大吉。

当事人薛对元却对此毫不知情,于十二月二十七日自家起身,正月到达京师参加会试。知州为了瞒天过海,在卷宗上捏造薛对元正月二十日殴打官差一事。

等到胡季堂就时间问题讯问地方官,他们却都改口薛对元犯案是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薛对元动身的前一天)。

地方官的改口,把负责呈递奏折的巡抚长麟推到了风口浪尖。

乾隆帝让长麟如实交代。长麟表示案件审讯时,自己正公出在外,没有细致核对卷宗,所以出现时间上的漏洞。

但案卷原件没有薛对元供词画押,案内各犯供词也无画押,违反最起码的审理程序。如此重大的程序纰漏,长麟也无法自圆其说。

乾隆帝接到胡季堂的奏折,感叹案件过于离奇,“此案大奇,实为从来未有之事”。

雷霆追责难阻吏治朽烂

厘清案件真相始末后,将诬陷者下狱,为无辜者昭雪,自然都是应有之事。

随之而来的,则是对地方官员的大规模追责。

山东连续爆发的两起冤案,从地方知州一直牵连到地方督抚,令乾隆帝异常愤慨。他一面激愤于地方官的贪污腐化,更深恨他们搅乱了自己的八旬庆典。所以,相关的处罚也是严厉的。但对于涉案官员,乾隆帝也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

对巡抚长麟,乾隆帝则是“恨其难始终”。在谕令中,皇帝不忘褒奖他此前的政绩,“办事尚属勤奋。在江苏藩司任内,舆论亦皆允协。江苏民情向于地方官喜生訾议,而长麟声名尚好,其居官操守自属谨饬”。在乾隆帝看来,长麟正是敢担当操守好,才会被自己擢升为山东巡抚。

长麟上任之初,办理地方公务,无不认真踊跃。乾隆帝数次召见他,经常褒奖他“有官声政绩”。乾隆帝甚至还对他表示:“尔在督抚中为尚堪任使之人。将来或外擢总督,内用尚书皆不可知。”

帝王的宠幸,也许蒙蔽了长麟的双眼,让他陶陶然不自知。办理罗有良案,他偏听偏信了按察使的一面之词。而薛对元一案,他分明发现卷宗纰漏处,却擅自将犯事月日任意更改,而且对问成死罪的囚犯不升堂再审。乾隆帝怒斥:“荒唐草率。一至于此,是诚何心?”

乾隆帝骂完还不解恨,接着怒批:“(长麟)督抚等得操出入之权,自恃眷注,肆意妄为。甚至如唐季藩镇,放纵恣睢。”对权势日重的督抚,他认为:“不严加惩治,何以肃吏治而儆官邪?”

乾隆帝将巡抚长麟革职,留于山东办理城工事务。他还杀气腾腾地表示:“该省城工,即系长麟奏请修理之工。倘若承办稍有草率偷减,一经查出,试令长麟自问,尚能保其首领乎?”

乾隆帝调湖北巡抚惠麟为山东巡抚。惠麟未到之前,由胡季堂暂理山东巡抚事务。胡季堂代理巡抚期间,山东发生严重旱灾,他开仓放粮,赈济了许多百姓,受到众人的赞誉。

除了巡抚长麟外,其他各级官员也遭到惩处。按察使甘定进被立即革职,并交军机大臣就近讯供,然后再押赴山东审问。原平阳府知府因死亡不再追究,但新授知府杜安诗也要接受调查,确定是否牵涉此案。滨州知州方应时立即革职,交胡季堂严行审讯。接受杜宜丰贿银,在其中穿针引线的犯人,交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一体拏缉,获后一并解往归案办理。

处理完这些官员后,乾隆帝有所反思和感悟。他略带悲哀地感叹道:“各省巡抚中,如(江苏巡抚)闵鹗元、长麟皆系尚能办事之人。今闵鹗元以袒庇劣员,长麟以玩视重案,接踵败露。朕更将何以用人?”他再度提醒封疆大吏,尔等“皆荷封圻重任,于地方政务,惟当虚己秉公,周详谨慎,不可仍蹈覆辙也”。

乾隆帝虽然感叹吏治腐败,竟生出如此匪夷所思的大案,但在盛怒消退后,他还是给予这些官员极大的宽容。不久,他就将在山东革职效力的长麟,调任为江苏巡抚。虽然长麟尚不能戴顶戴,而且应得廉俸也暂时不予发放,但乾隆帝还是给他指出了光明出路:莅任后自知愧悔,勉思整饬地方,力图报效。俟过数年后,再当降旨加恩。即只要观察期内不再犯错,恢复官位指日可待。

对犯有重大过失的官员如此宽容优待,当时吏治腐败朽烂可想而知。

如今,奇案的余烟已然消散,当地民风也悄然改变。“这个古牌坊附近的几个村居村风民风非常好,如和平居委会、胜利居委会、王庄、义和、红旗等村居,从干部到村民,孝道、互助、睦邻之风都很突出。”侯传忠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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