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邱丕振

邱丕振（1885—1914），名天作，字丕振，掖县（今莱州）大珍珠村人。其家巨富，财雄一方，在全国各地设置商号多处。少年时，见识广博的父亲邱金相经常与孩子们讨论国情与时政，痛斥清军入关杀戮汉人的罪行，以及清朝统治中国后国势的腐败与衰微。1903年，邱丕振被选派留学日本，入日本振武学校。留日期间，邱丕振抱定“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信念，刻苦学习各项技艺；并且关心时政，热心国事。为宣传革命思想，他与先去日本的五兄邱砥之一起，联合部分同学共创“利群社”，宣传反满，鼓吹革命。还让五兄回国在珍珠村创办“掖西公学”，招收学生200名，以培养军事人才；并在潍县创办“济和制烟公司”和“爱群印刷所”等，为革命做准备。

1905年在东京脑病院疗养期间，邱丕振与孙中山的信徒宋教仁结识，二人很快成为密友。在交往过程中，邱丕振深受宋教仁思想的影响，成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忠实信徒。他通过徐镜心等人间接地接受孙中山的领导，成为早期孙中山的追随者。

1908年，邱丕振回国养病。期间为筹集革命活动经费，他与三个弟弟合资创办“元和机器织网厂”。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邱丕振应同盟会山东支部主盟徐镜心之约东行，共议胶东举义。邱丕振偕八弟殿武、九弟子厚、十弟绍尹等谒见徐镜心，在烟台共创“共和急进会”，并推举徐镜心为临时会长。邱、徐二人各出资10万元，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后因烟台司令王传炯暗通清廷，对革命党人大加迫害，“共和急进会”被迫转移大连开展活动。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之后，山东是较早给予配合的地区之一，而山东起义的诸多环节，都与邱丕振的努力和积极参与分不开。1912年1月15日，邱丕振首先率队攻占清登州水师营，生俘统领王步青，光复登州，成立山东军政府。在推举山东都督时，他与“急进会”的大连决议有所违背。他认为，“要来革命，不要来做官，”力戒几个子弟不要担任军政府的任何职位。这种态度虽然光明无私，却难以保证在激烈复杂的斗争中将革命领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坚分子手中，实际上不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光复黄县之后，因邱丕振、徐镜心对革命领导权观念薄弱，加之清帝已宣布退位，邱丕振认为革命目的既已达到，不能再拥兵自重，随即遣散了军队。不久，袁世凯的叛国阴谋暴露，打破了他的幻想。

此后，邱丕振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实业，试图以富致强。他在济南与徐镜心等人组建“五族大同会”。该会以创办发展工商业，筹划各民族生产为宗旨，邱丕振被推举为副会长。他还与其弟开办织袜及棉毛衣厂，并筹谋成立济宁电灯公司，发展水产公司、水产银行，及在黄河沿岸开展大规模造林等一系列规划。但国贼不除，何谈实业兴邦。1913年春，宋教仁被害，孙中山发起讨袁的二次革命。邱丕振立即响应，秘密组织“革新会”，团结革命者和现役军人，派弟殿武去东北活动，组织武装力量，自己则前往上海与国民党领导人商量具体讨袁计划。二次革命失败后，邱丕振经湖北革命党人詹大悲介绍，被孙中山召往日本东京，向孙中山陈述自己的讨袁计划和准备工作。孙中山极为嘉许，即介绍他加入中华革命党，并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拿出3000元作为邱丕振返国活动的路费，后来又议定由陈其美随后携款到大连协助其开展工作。不久，邱丕振辗转至大连，设立讨袁活动中枢机关，积极筹划武装起义。

1914年初，陈其美、戴季陶奉孙中山之命，携款至大连与邱丕振商谈讨袁事宜。但因活动经费分配问题，与邱丕振意见不合，他们携款离去。邱丕振毅然变卖家产，自筹经费，以大连为中心，在东北的长春、昌图、铁岭等地频频发动起义。因准备不足或联络失误，以上起义均告失败。邱丕振对此并不气馁，继续坚持讨伐袁世凯。在前往日本与同仁进一步磋商之后，邱丕振很受鼓舞，决定到天津建立联络机构，继续准备大举起义。他抵天津后，被变节投敌分子邬少卿出卖，不幸遭到袁世凯的特务逮捕，被押解至济南。当时，靳云鹏任山东督军，正按照袁世凯的意旨大肆捕杀革命党人。1914年10月26日，邱丕振被枪杀于济南西门外刑场。临刑前，他步行至刑场，从容不迫，然后慷慨就义。

邱丕振被关押之时，正值日本侵略者出兵山东。邱丕振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在狱中思考的竟是如何更新我们军队的装备，并绘制一种新型连发枪图纸，希望在对付帝国主义列强时，中国军队能够装备上先进的武器。他还曾写有《告国人书》，可惜后来失传，不知其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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