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高考,令我终生难忘又难以启齿。那时升高中不需要考试,只要在各种运动中表现积极,家庭出身好就行。我是1976年升入高中的,就读的“五七”红校刚组建,位于东曹家以东,大王家以西,辛家庄以北,大张家以南的地块,隶属于平度四中,每年招一个高中班。我和周边几个村的学生一样,一鞭子被赶到红校上高中了。学校不具备办学条件就草草开张了,教室连窗户都没安上。万幸的是,三十出头的班主任刘老师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生活上也是体贴入微。
因为实验基地很大,所以劳动课是主课,并且要自带农具。上学不背书包反而扛着?头、铁锨,实为荒诞一景。每天放学,肚子饿得咕咕叫。如果不是新建红校,我应该到十里开外的平度四中读高中。四中坐落在昌里街正北方,一色的苏式建筑,是平度西北乡最现代化的建筑群。昌里街不但是公社驻地,上世纪50年代初还是平西县政府所在地,再加上长我八岁的二哥是四中毕业,常与我说起在校读书时的新奇趣事,越发加深了我对四中的渴望。而时光走到我这里,昌里公社一百〇一个大队,六个高中班有五个班在四中。因为家住偏僻贫穷的西南隅,我却被就近划入一穷二白的红校。
有天下午收工回来,我看到好些人蹲在球场上,低着头。球场中央的收音机正在播发一位领导人逝世的消息,空气沉闷而凝固。哀乐声中,有的女同学失声痛哭。又过了几个月,学校接到让学生全部到四中就读的通知。半路插班到四中,我们的食宿成了问题,学生宿舍容纳不下,只好暂住淄阳张家的民房。有些男生直接住到了刘老师家里,刘老师为我们可没少操心。
1977年恢复高考,学校组织了一次全面文化考试,从级部六个班中选出三十六名同学组成一个班,抽调最好的老师任教,管理上也比以前严格多了,由每周休一天改为每月休一天。那时候生活苦,说是休息,实际上就是回家拿些咸菜疙瘩、地瓜、地瓜干、窝窝头当口粮,来去匆匆。晚上自习,学校自供电十点停电,我们就点上自带的煤油灯继续苦读。体育活动基本被取消了,一心一意为高考冲刺。国家百废待兴,教育资源非常有限,能考上大学的凤毛麟角。尽管加倍努力了,那年全校六个毕业班三百多学生,上榜的只有十四人,其中没有我。
“自古华山一条路”,挤过独木桥前途光明,挤不过就会摔进无底深渊。那个年代外出打工叫“盲流”,高考落榜只能回家种地。在生产队干活时,有些人知道我没考好会安慰几句。而有个无良街邻,每到人多时就说:“你怎么没考上?你不是学习很好在尖子班吗?”然后又絮叨东曹家谁谁考上中专了,大张家谁谁考上军校一上学家里就享受军属待遇。这些话,令我无地自容又无可奈何。
如果说半读半农的红校生活是半个农民的话,现在我就是职业农民了。农民从事强体力劳动,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有事必须向生产队长请假,休息日只有下雨天。到了夜晚,小村一片漆黑,除了偶尔几声狗叫,寂静到让人窒息。一家只点一盏煤油灯,忙了一天的母亲还要在昏暗的灯光下为全家人缝补衣物。
好在后来遇上了改革开放,所有人的生活都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今我年近六十了,是一个沿海城市的市民。现代化的通信方式,拉近了同学间的距离,找个话题就能聊上半天。三十多年前的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那是我军校毕业第一年的冬天,一位同学一路打听来到我所在的部队。训练任务紧,我把他自己留在寒冷的小屋里。他闲来无事,把当年考上大学的十四位同学列了个表。我问他谁应该排第一位?他在一个名字下方划了一下。我点点头。因为那位女生连考四年,终于考取了莱阳农学院。
孙洪波
莱阳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莱阳市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