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起撰文/供图
那天,家里来了两个年逾古稀的客人,我一时认不出。年长一点的先开了口:“老师,我叫柳忠彬,是你的学生。”“你是巨夼村的?”我惊奇地问:“你就是那个胖乎乎圆圆脸蛋的小学生柳忠彬?”“是啊,老师,那时我才10岁出头,上二年级,不懂事,可惹你生气了!”岁数稍小点的插言:“老师,我叫柳忠玉,你可能记不起我的名字,我只跟你念了两三个月的书,但你教的歌、讲的故事,我至今还记得。”这两位的到访,让我的思绪回到了60多年前。
1951年1月,16岁的我考取了莱阳师范初师部。当时,胶东半岛东部各县(时属文登专区)文化较发达,而交通闭塞的中西部山区,文化相对落后。毕业前夕,学校发出支援山区教育的号召,我们乳山、海阳、牟平的十几个同学写下了“愿把一生献给贫困山区教育”的决心书,于是,我们被分配到了胶东屋脊栖霞。
1954年农历正月十六,我背着母亲打点好的行李,行李上插了一把京胡,告别了故乡,来到栖霞19区(桃村区)一个100多户的山村———巨夼任教。
那天天气晴和,迈过村前薄冰下流水潺潺的小河,不远处,就是位于村中段的巨夼小学。学校是一所旧祠堂,正厅三间,是一二年级教室,对面的南厅,是三四年级教室,教室西头隔出约两米半的空间作办公室兼卧室。两教室之间靠西墙搭起3间简易厢房,存放着柴草等杂物。全校100多名学生,连我在内两名教师,实行复式教学。主任教师姓栾,50多岁,已先我到校,在校园里集合全体学生举行了简易的开学典礼,也算是对我这个新老师的欢迎仪式。我的教学生涯从此开始。
当时的栖霞小学教师队伍,初中肄业或在北海中学读过一段书的,都属高学历,他们或任高小教师,或任学校领导。所以我们的到来,教育主管部门非常器重,学生家长和村干部更把我们当成宝。由于学生年龄相差悬殊,小的比我小10岁左右,大的比我还大四五岁,组织教学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我们毕竟是科班出身,语文、数学、音、体、美,样样课程都能上;到校不久,就把山村孩子耍野的心凝聚起来,学校出现了积极活跃的学习风气。
学校的教学设施,除了残缺不全的桌凳,唯一可用的就是一盒粉笔、一盏小煤油灯。半间办公室,除去两人睡觉的土炕,所余空间,只能放下一张两抽(屉)桌。晚上备课、批改作业,其中一人必须在炕上安放一张小炕桌,再添一盏小灯。学校没有操场,没有体育器材,在村前河边一块平坦地方上体育课,只能教立正、稍息、齐步走,充其量是用我的京胡拉着曲子,教他们扭大秧歌,或做各种“唱游”活动。我们的同学有几个分配在邻近村庄,情况和巨夼大致相同。
星期天,周围十几个村庄的初小教师,要集中到中心完小进行教研活动。我们学区的荆子埠中心完小,共十几个教师,学生五六百人,除了初小,还有高小两个班级,教学条件比村小要好些,但也没有操场,唯一的体育器材是一副双杠,安装在一棵大白果树下的空旷场地。借教研活动之机,分配在本学区任教的同学得以见上一面,同时还可以重温在师范上体育课攀双杠的乐趣。因此,每次我们几个同学在双杠前聚会时,总是恋恋不舍,而且留下了我们在村小任教期间唯一的一张照片。
白天教学生,晚上,教室里有青年夜校,我兼上他们的文化课,也教唱歌。晚饭后,总有三四个人有意提前到校,每每询问老师一天的生活情况,随时排忧解难。有两件事使我难忘。一是修建篮球场。一天晚上,几个中老年村民和村负责人来校闲聊,无意中看到我在荆子埠完小双杠前的照片,又听说缺乏器材、体育课难上,当晚,他们就七言八语地合计了一下,有物出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决心帮学校建个篮球场。第二天就割倒了一棵树,会木匠活儿的柳继忠自告奋勇,做成了一只篮球板,大伙儿又凑钱买了一只篮球。虽然只能打半篮,但在全学区,我们也是唯一能开展篮球活动的学校。另一件事是改造办公条件。有几个热心人看到学校的办公室窄绌,平时连个别辅导、与学生干部议事的地方都没有,他们便自带工具和材料,用高粱秸秆做成壁子(外表用草泥抹平,用旧报纸糊起来),把简陋的厢房隔出一间,从此我们告别了两个人在办公室时连腚都调不开的尴尬局面。
在大伙儿的热心支持和师生的努力下,一向在学区名次落后的巨夼小学,不论是学区学生文娱汇演,还是区里进行的摸底检查,总是名列前茅,连全区扫盲与青年夜校大检查,巨夼也由落后村变成了先进村。
翌年清明节后,栖霞教育局调我到桃村镇完小任教。消息传来,巨夼村人不干了,村干部、家长、学生日夜轮班,把住校门,不放我走。后来区里派人来做工作,说:“你们村需要张老师,高一级的学校更需要他,我们应以大局为重,不能耽误张老师的前程啊!”这才说服了家长和学生。
临走那天,学生们哭着送我,一二年级的小同学,紧紧抱住我的腿,让我多逗留一会儿。村干部备了一头骡子,把我简单的行李捆绑好,在道口上候着。全村男女老少一齐出来,排成长长的队伍,含着眼泪,送了一程又一程。那场面,那真情,让我也禁不住流泪了。
一晃60多年过去了,我从教初小、高小开始,继而教初中、高中,现在,从栖霞一中退休已经24年了,但当年巨夼那些孩子们的模样和名字,大多还定格在我的记忆中。学生也时常惦记着我。不久前,与柳忠彬同班的一个学生叫柳忠甲,从部队退休后在南京安度晚年,通过网络千方百计找到我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如数家珍地说起小时候在巨夼小学上学时的往事,他竟能记得我当年进村时后背上插着一支京胡迈过村前小河的情景。当年那些学生,最小的也早已成为古稀之人,我虽然进入耄耋之年,但那段往事是忘却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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