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王普

为人师表

“物理学很难学。当我上中学时,许多同学考起物理来常吃一个鸡蛋。我比他们有办法,常用一根筷子吃两个鸡蛋。后来我考上了物理系,他们都很羡慕。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他们许多人都成了知名的教授,而我则依然故我。物理学研究的问题太根本了,而研究的范围也太广,从macroscopic(宏观的)到microscopic(微观的),真是太广了。要做出点成绩就得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将来我国的物理学发展,就要靠你们了”。

陈国柱先生在《中国现代早期物理学家王普》一文中回忆,1956年9月的一天,山大物理系主任郭贻诚教授把王普先生请来给毕业班学生讲话,他幽默而又深情地讲了上述一番话。

1939年秋,留学归来,王普先生回到北平,在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1939年到1946年)当教授,并兼任北平临时大学北大分校物理系主任。抗战胜利后,山东大学复校,他又于1946年春重返山大,在多年的教学经历后,可谓桃李满天下。

王普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们知道科学必须注重基本的研究,发现是不能用命令方式求得的。我们必须在实验室中埋头苦干。”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所以学生们对他印象深刻,因为回忆文章非常多。

张礼先生在他的《怀念我的恩师、中国核物理学先驱之一——王普教授》一文中提到,1942年他在辅仁大学物理系学习时,对王先生的印象:“当时学校是天主教圣言会主办,系内有三位德国教授,中国教授只有王普先生一人。王先生主讲物理系第一门核心课程——普通物理学。课程是理科几个系学生合班,在辅仁的阶梯教室上课。一排15人,每个人有固定的座位,女生在前、男生在后,共有一百四五十人。教科书是英文的,作业也用英文。有一件事,当时学生议论纷纷——先生上课时一定穿着洁白的、熨得十分平整的实验服。学生们不能理解。王普先生生活作风十分严谨、一丝不苟。直到有一次王沂光先生提到,我才明白——先生在工作时一定要明确显示出自己的实验物理学家身份,这是他敬业的表现。这已经成了他工作作风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原中国海洋大学物理系教授于良也是王普先生的学生,他2010年在《迟发中子的突出贡献于大师风范——纪念恩师王普教授一文》中称,王普先生领导他们进行多种专业课程学习,并鼓励他们深入调研新成果,师生编译了不少论文,还印了文集,在扉页上,王普先生提出“轻车褴褛辟疆域,艰难创业共进军”的口号,“这甚至使我到现在一直保留着对量子力学基本问题探索的兴趣”。

除了课堂上的风范,王普先生还用科学家的严谨和耿直要求自己。1947年秋,美国国家标准局聘请王普从事辐射物理的研究工作。按照最初的聘约,他可带家眷同去。但是他认为自己是去搞研究工作,带着家眷会造成困扰,因此遂单身赴美。

而身体力行,给学子以榜样的是他的爱国精神。在辅仁大学任教授时,正值抗战时期,王普先生“在讲德文课时,就借解释文字或介绍外国知识之机,对德、日法西斯进行抨击”(《王普先生的生平与贡献》)。抗战胜利后,同盟国方面决定拆毁日本的回旋加速器,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使用。当时王普在报上发表《我国应令日本交出磁电谐绕机》一文,大声疾呼,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交涉,把日本所有三部回旋加速器交给中国,作为战争赔偿的一部分。他指出回旋加速器的重要性“实在飞机战舰制造之上”,“也不亚于重工业与纺纱设备”。这些见地是眼光远大、理直气壮的。然而,当时的政府官员忙着敛财,根本无视王普先生的疾呼,最终希望化为泡影。

青岛留踪

两处居所白衣背影

莱阳路5号,一栋漂亮的白色小楼。因为比邻热门景点水族馆,即使藏在绿荫中,也难享宁静。据专家称,1932年,这里最初为商人宁文元的私宅。宁文元是谁?半岛记者在采访荒岛书店时曾听到过这个名字,因为他的儿子,便是荒岛书店的出资人宁推之。曾与宁推之的儿媳对话,了解到宁氏家族的兴衰过往。1938年1月,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许多欧美人士离青,两年后,这里开设了伪满洲国驻青领事馆。后来与莱阳路3号打通作为“荣韶宾馆”,之后又改为海滨公寓。1956年至1958年间,王普先生便是这栋小楼的主人。

莱阳路5号的嘈杂使得王普决议搬家,一如当年的闻一多一样。初来青岛,闻一多居住在文登路八大关派出所的楼上,因为楼下不远就是浴场,每夜的波涛声使得他无法入眠。而王普先生则不能忍受莱阳路的繁华,将家搬到了龙江路24号,面积虽然小了,但远离了喧嚣,先生终于可以安心工作了。

因为王沂光先生(原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电化教研室主任,现已退休)近日身体不适,未敢打扰,对于他心目中的父亲,只能从他的回忆中获得,他称,父亲的书房、客厅、卧室,他们一般都不敢去,除非父亲有话问。他们知道那是父亲工作的地方。而父亲对生活琐事一般也是不过问的。有时闻到厨房里飘来焦糊味,会喊着太太的名字:“舒志,里面都着了,去看看吧。”

王沂光先生很少能看到父亲,因为他一生都沉迷在物理世界里,“父亲多次出国,研究核物理,长年不在家中,我幼年时对他的印象是模糊的。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1956年父亲回国时的情景。那年8月的一天下午,我们家四合院(北京景山东街7号)门口来了很多小轿车,从一辆黑色轿车中走出一位身材魁梧的人来,随即进到家中客厅坐下。母亲叫我们(姐妹加我共5人)过去,说是你们的父亲从美国回来了。父亲出国时(1947年12月),我才2岁多、妹妹1岁多,对父亲都没有印象。我从没叫过‘爸爸\’,当时我说什么也叫不出来,过了很多天才终于叫‘爸爸\’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天去机场迎接父亲的有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山东大学校长晁哲甫、高教部的司长等人,李四光、郭贻诚等师友也一起到景山东街我们家中”。

王普先生在物理学界的地位,从与他接触的人中也可见一斑。王沂光先生说,1939年1月,父亲在参加第五届国际理论物理学会议期间,与罗伯茨等科学家完成了美国的第一例原子核裂变实验。“父亲当时与参加会议的世界物理大师们在一起的合影照片,我们已经从学术期刊上查到并复制。但是,我少年记忆中家里珍存的父亲与爱因斯坦、玻尔等大师的合影却毁于‘文革\’了,至今也没能找到”。

任职于大学,王普先生的工资待遇较高,生活也比较宽裕。王沂光先生在采访中坦言,幼年时家庭环境比较优越,自己从小吃不了苦,受不了罪,所以没有父亲那样的成就。虽然不喜欢死记硬背啃书本,但他动手能力强,汽车、相机等等各种仪器设备都玩得转,还是遗传了实验物理学家的父亲的某些特质。

1958年,山大迁到济南后,他们家住在一套五居室的宿舍中,王普先生育有四女一子,一家七口人生活还算舒适。然而,“文革”当中,一下子又进来两家人。三户人家十几口人挤在一起,局促程度可想而知。后来,王普先生经历了人生最灰暗的一段日子,受尽折磨,直到离奇去世,一代核物理学家就这样带着遗憾离开他挚爱的科学,挚爱的家人和挚爱的学校,留给大家的,是他“身穿洁白的工作服,带着慈祥微笑”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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