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桑梓情

□李书超岁月匆匆，转眼之间，笔者阔别文化路小学已经四十年了；如今昔日简陋的校舍早已旧貌换新颜了，想起昔日在“文小”学习时期的点点滴滴以及先辈们和“文小”悠久的历史和渊源，倍感温馨和亲切。

家父出生在烟台，祖籍是原莱阳（现莱西）水沟头，后迁到芝罘岛生活；到父亲出生的时候，已经在芝罘区大海阳村定居，而整个家族在烟台也已经有四代了；曾祖父早年留学欧洲，从1903年开始到东海关担任要职；那个时候，读书上学的费用不菲，普通人家没有实力送子女读书，但是这期间我们家里开办了罐头厂、绣花庄、银楼等很多产业，做了很多修路修桥、赈灾的善事，家境极为殷实；彼时年幼的祖父兄弟二人就被送到当时的大海阳村的私塾学堂（相传为文化路小学的前身）接受启蒙教育，引得邻居家的孩子羡慕不已。

1932年曾祖父虽因病突然去世，但家底还是很厚实；1935年左右父亲和哥哥被送到离家很近的大海阳村的敬文学校（不久后搬迁至文化宫后街附近、并改称“法院街小学”，但是出于习惯当地人仍称其为“私塾”）读书，父亲回忆说，记得那教书先生很严厉，尤其是写大仿、背古书差一点儿都不行，先生告诉孩子们说：从小就要懂得爱国！我们大中华地大物博、物产丰饶，因此我们的国家才有了“神州”这样的称谓，而霸占咱大东北的大海东边的弹丸之地扶桑国，看起来像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所以扶桑国也叫日本国，其实不过是区区弹丸之地。几年下来，父亲和比他年长两岁的哥哥不仅熟读了《四书》、《五经》，还学到了很多世界历史和地理知识，父亲也练出了一手好字。父亲回忆说，那教书先生没有想到的是不久之后，就是当时常常提起的那个小小的日本国全面侵略践踏了中国！那个时候，父亲和大两岁的哥哥照例每天到私塾读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料这一年鬼子来了。1938年正月初四，父亲和哥哥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天上飘着雪花，中国军队早已闻风而逃，很快日本军车张牙舞爪地闯进烟台市区，霎时，大街上，路口上，山顶上布满了日本人的岗哨；从这以后，烟台市民整日惶恐不安、在日本人的残酷统治下苟延残喘，父亲和哥哥很快就草草结束了本应继续的学业。

鬼子来了没几年之后，家道中落，父亲和哥哥被迫无奈一起到东北打工，接济家用；在当时识字有文化的人委实很少，因此凭着在学校里学到的文化和一手好字儿，父亲很快在大连皮口庆春堂大药房做了学徒，哥哥在大连原福建路裕泰五金行做了伙计；哥俩在异乡相依为命、互相照顾、互相帮助、感情笃深，可惜1945年的春节前夕，哥哥葬身于“长平丸”海难。

1971年到了笔者本人上学的年龄，因为当时处于生源高峰期，文化路小学爆棚，我和很多小孩子被安排到原大海阳村居委会的老房子里（时称“抗大小学”）读书，当时条件艰苦，桌椅和凳子都是自己准备的，来年“抗大”解散，我被转到青年路小学后又转到扩建后的文化路小学，自此和“文小”结下不结之缘。那个时候的文化路小学全是红砖红瓦的平房，自东向西一字排开，从南往北大约排列着四排房子，砂石垫起的操场位于这些平房西南角的土坡上，四周植满了高高的杨树，夏天的时候，师生们就在这些大树下纳凉、开会；校长姓刘，是个很有学问的老太太；在文化路小学的将近四年里，二年级以前我做过班长，可是以后老师见我天性过于老实安分，不善于同生性刁顽的同学相处，没有什么领导才能，但学习成绩特别好，便安排我改做了学习委员，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成绩在全级部名列前茅，几乎每次的作文都被做为范文全级部传阅；教师们也都非常尽职尽责，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完全没有如今社会的这些浮躁和随意的问题和现象；班主任于老师是个语文老师，当时也就四十岁上下，对学生很友善、耐心，那个粉笔板书写得很正规、很漂亮，给每个学生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笔者比较扎实的文字功底，得感谢这个时期老师的耐心教导。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侄女进入文化路小学读书；1998年笔者的儿子也来到“文小”读书；自此，笔者全家已有四代在“文小”接受启蒙学习；四代人全部在这里完成小学（或初小）学业，和“文小”有着深厚的情谊。这正是：时光荏苒读书郎，人生启蒙最难忘；百年名校不虚传，根深叶茂禾苗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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