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骟猪匠

1961年，我18岁。这年冬天，我爹爹去世了。本来就是灾荒年月，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无异于雪上加霜。39岁的母亲拉扯着我们兄妹7个艰难度日，眼瞅着支撑不下去了。我舅姥爷是个走乡串村的骟猪匠，看到我们家这种情景，就把我收做了徒弟。那时候，由于世俗的偏见，骟猪被说成是断子绝孙的营生。再加上整天要围着猪圈、茅坑打转转，又脏又臭，属受人歧视的下三滥行当。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我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按照行规，我给舅姥爷磕了头，就算正式拜师入行了。磕完头，舅姥爷郑重地交给我一个牛皮缝制的口袋，里面装着两把形似古代军队令箭的骟猪刀，窄窄的，刀尖锋利，刀柄末端有一个小弯钩。打这开始，这两把骟猪刀就与我相伴了一辈子。

骟猪匠这活儿就是骟割家畜的睾丸和卵巢，牟平方言叫作“割（音ga）猪蛋”和“掏花肠子”，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营生。开头几天，由舅姥爷给我做示范，我在旁边不眨眼地盯着。过了三两天，就由舅姥爷指挥着我来动手。俗话说“万事开头难”，那是一点不假。骟割的猪崽每头都是30斤左右，一动手，它们又是叫唤又是拼命挣扎，令人手忙脚乱、顾头不顾腚。手一哆嗦，动作也就随之变形了。每当这种情况下，就会受到舅姥爷的厉声呵斥，挨巴掌、踢屁股，那都是家常便饭，说是要让我多长点记性。为了挣钱帮妈妈养家糊口，不管多么苦我都忍了，有泪就往心里流。就这样，熬过了大半年的学徒阶段，逐步开始独立作业了。骟猪既要有熟练的技术，还要有充沛的体力。动手之前，把刀叼在口中，抓住一头猪崽就平着放倒在地上，一只脚踩住它的头，一只脚踩住它的尾巴（母猪则是踩住一条后腿），手上就麻溜溜地下刀了。

骟猪这活儿讲究做得干净利落，如果骟割得不彻底，猪喂肥了，杀出来的肉有膻骚味。尤其是母猪，若是卵巢残留过多，长大后还会有发情的现象出现。这样就麻烦了，把它当肉猪喂养长得慢，当母猪喂养又下不了崽。从学徒那天开始，舅姥爷就要求得特别严格，他一再告诫我，如果因经常失误而失去信誉，就没得主顾，饭碗也就丢了。

有时候，还要骟割一些老牛和淘汰的老母猪、种猪，它们个个体形硕大，挣扎起来很有力气。这就需要几个人帮忙才能下手，可也免不了会被弄得浑身脏兮兮、臭烘烘的。一不留神，还会造成意外伤害，手被猪蹄子蹬破、脚被牛蹄子踩伤，那都是家常便饭。

俗话说“人有失手马有失蹄”。技术再好，也有因操作失误造成事故的时候。每当阉割的家畜意外死亡，那就需要按照相应价格赔偿。那一年，为一个生产队骟割一头犍牛，在把它放倒的过程中，不慎被一块拳头大的石块把它的脾脏硌碎了，最终导致死亡。这一次，赔了人家300多块钱。舅姥爷虽然没说我什么，可还是让我心里难受得了不得。实在忍不住了，就一个人偷偷跑到爹爹坟前，嚎啕大哭了一通。

从我开始学徒到1965年底，这四年间，舅姥爷每天给我一块五毛钱的工钱，回村交给生产队，记十个工分。与此同时，母亲和13岁的大弟弟在生产队里干活；11岁的二弟辍学为家里割草挖野菜；大妹妹连一天书也没读，9岁就开始在家里做饭。就这样，一家人拼死拼活，苦熬苦撑，总算把最困难的年月度过来了。1966年春天，玉林店公社兽医站成立了。我被招收到兽医站，分工负责全公社的家畜骟割工作。1973年，上级又安排我到莱阳农校畜牧系进修，这让我的业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多次在全县兽医系统技术比赛中取得好成绩。1993年，因工作需要，我被任命为玉林店公社兽医站站长。可尽管如此，我从来也没放下这两把骟猪刀，三十多年如一日，恪尽职守，无怨无悔。这一切，都和妈妈的教诲分不开———那些年，她时不时就对我叨叨几句，不能忘了本，不能忘了舅姥爷的好，不能忘了共产党的恩。

说到最后，还想起一段小插曲。那些年，经常会听到一句调侃我们的歇后语：“骟猪匠打饱嗝———猪蛋吃多了”。岂不知，这其中还承载着一段苦中带乐的日子。虽然骟割下来的猪蛋有着一股浓浓的膻骚味，可我从来也不舍得丢掉，尽量想法带一些回家。妈妈首先烧开水焯一下，再换着清水浸泡一段时间，就可以煮或者炒着吃了。烧火做饭的时候，用黄泥包两个猪蛋在灶膛里烤熟了，则有着别具一格的香味。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这无疑是弟妹们心目中最美的佳肴，每每让低矮的茅草屋里充满欢乐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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