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有渊博　文章有法度, 读《位同亮文集》

尹其超

清晨，收到位同亮先生托人送来的一大箱书，迫不及待打开包装，淡黄色封面上，“位同亮文集”五个红色宋体字，与外面花园里白色积雪遥相辉映。文集共13卷，洋洋670万字，我贪婪地逐本检索，整整在家翻阅了半月有余。作者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直击弊端要害，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有收获。元人揭曼硕“学问有渊博，文章有法度”一句似乎道出我对《位同亮文集》的印象。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

位同亮是与我共事多年的领导，借这次拜读文集之机，得以深入了解其成长轨迹：自幼偏爱文史，喜读经典古籍，对老子学说颇有见地。初中时，老师命题作文《我的理想》，他写下两个字：“作家”。出身山村寒门，高中毕业，恰逢“文革”，“求学路断”，“归乡务农”；在广播站工作后步入政界，经过公社八年锻炼，进入莱阳市直机关，历任宣传部长、莱阳市长等职。尽管工作离专职作家越来越远，可他矢志梦想，孜孜以求。

写公文的高手，往往对文学创作一窍不通；而有的作家则根本不会写公文。我在政府工作多年，深知公文之难写。位同亮恰恰二者兼得，通晓公文真谛，起草文件、报告、讲话，得心应手；搞文学创作，上百万字的小说层出不穷。无论环境多么艰苦，位同亮都能找到自己战斗的阵地。到新闻出版局任局长，又到社联当了主席。接触出版、社科工作，写书、出书一发而不可收。研究解读的著述有《数字楹联》、《状元趣闻》、《位氏考辨》，另外涉猎《工作文稿》、《学习研究》、《识字解词》……创作和编著的书中，大部分与中国历史文化有关。四年四部书出版，100多万字，就是专业作家，如此工作量，也够熬的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位同亮经常说：“别处开会与否我说了不算，我说了算的会就少开。”不跳舞、不打麻将，工作之余，博览群书。推掉不必要的应酬，坚持“五天准备，两天动笔”的创作制度。星期一至五，晚上查找资料，完善提纲，双休日带上面包、火腿，在办公室写上两天。退休以后，时间集中了，更是废寝忘食，创作历史小说《嘉靖之春》，整理文集，一丝不苟。这期间，他夫人身体欠佳，需要照顾；自己健康出问题，住过医院……困难重重，愈挫弥坚。他不会打字，一篇一篇地手写，一个标点一个标点校对，埋头苦干，终尝胜果———《位同亮文集》由泰山出版社正式出版。“人生在勤，不索何获”的“位氏定理”让我明白：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须有坚忍不拔之志。

推陈出新饶有别弦

创新之于创作，就像那无边无际的夜里，点亮一盏刺破黑暗的明灯。那千万盏明灯的光芒聚在一起，就能成就一个光明的世界。位同亮精心求索古代史，冷眼观察今世情，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从浩如烟海的文献古籍中提炼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题目，独辟蹊径提出新观点。

20世纪90年代初，位同亮率队到杭州考察，见岳飞庙焕然一新，游客如云；而同在杭州三台山的于谦墓杂草丛生，游人稀少。由于对明史的熟稔，他想起于谦“北京保卫战”大捷等功绩，心生疑虑：二人都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于谦的功勋远大于岳飞。岳飞，河南人，于谦，杭州人，杭州人为何如此漠视故乡的骄傲？回来后，位同亮动手考辨古籍，终于真相大白：原来，忠君与否是统治者书写历史的标尺。于谦一生“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大无畏精神，与统治意义上的愚忠大相径庭。封建统治者自然不愿意宣传具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的于谦。位同亮下决心用手中的笔还历史以本来面目，4年的心血凝聚成百多万字的《于谦传》。书出版后，他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寄去样书并附信一封，建议浙江加大对于谦扶危安邦精神的宣传力度，重新修葺于谦祠、墓。张德江接到此信，当即作出“重塑杭州楷模”的批示。杭州的于谦正是由于烟台位氏的奔走呼号，得以重振雄风。

位同亮“论创作”中曾说：“文学创作是世界上最苦的活，苦辣酸涩百味皆有”，只有“推陈”才能“出新”，只有从根基上继承、超越，新东西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5年前，《于谦传》我先睹为快，感动之余写的书评，国家、省、市级报刊先后录用，题目就叫《破前人之藩篱，立新意于当世》，肯定作品将历史研究成果落实到文学创作的大胆尝试，为他“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的创新精神点赞。

位同亮是一位学问家，创新之树常绿。《中华数字文化》就是他认真做学问，厚积薄发的产物。多年前，位同亮与我们讨论过一起搞一本关于数字的书。我当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觉得数字有什么好写？轻而易举打了退堂鼓。没想到，说过这话不到两年，一部近50万字的《中华数字文化》大书摆到我的面前。读后，我被书中独特的见解、精辟的论述和广博的知识，深深地震撼。他落脚文化，从枯燥的数字中品出韵味，抽出精髓，让读者从数字这个载体，窥见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风云变迁，认识中国数字文化的博大精深。

推陈出新，需要灵感和积累。位同亮不落窠臼，经常把繁华世界当作蛮荒一片，把光彩夺目的文艺园地看成还未开垦的处女地，从而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推陈出新”成为《位同亮文集》“饶有别弦”的创作指南。《文集》中的长篇专著如此，短篇短论亦是如此。

凌云健笔恣意纵横

《位同亮文集》中，《嘉靖之春》是我第一次读到的新作，老干疏蕾，骠勇飘逸，是作者心系民族社稷，挥毫不辍的又一成果。

创作之初，博综约取，钩深攫微，在刻苦钻研明史中，发现明代对16个皇帝的评价，明则明，昏则昏，雄则雄，庸则庸，异议不大，惟独对嘉靖皇帝争论不休。位同亮虽不是史学家，亦非学者，但自觉加入了嘉靖研究队伍之中，撰写3万字的论文《朱厚熜是改革家》，大学学报刊发。兴犹未尽，又紧锣密鼓准备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嘉靖春秋》。嘉靖执政42年，跨度太大，不易把握，斟酌再三，觉得写嘉靖前期12年改革，更有现实意义。于是，调整创作计划，更名《嘉靖之春》，以翔实的资料描写了惊心动魄的改革进程。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改革与守旧斗争的复杂性，曲折性、残酷性为今天的改革提出警示与借鉴。

文学即人学，《嘉靖之春》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细腻地揭示了朱厚熜入继大统后的心理活动和实践作为；塑造了以张璁为代表的新贵深谋远虑、胆大心细、廉洁奉公的良相贤臣形象；刻划了以杨廷和为代表的大量朝臣因循守旧、抗拒革新的顽固派面目。众多人物，有血有肉。

语言文白相间，诗词健笔凌云。作者胸怀文墨大法，奇巧对联冠题，奏章上疏居中，叙述用口语，对话用文言，文章中虽不频繁使用现代词汇，但又没有阅读障碍。书写历史，不戏说，不调侃，不追求华丽词藻，不随意模仿铺陈。明朝统治长达276年，其中司法审判制度、官职称谓多次变革，相关史料浩繁，位同亮查资料、作笔记，刻苦钻研，不遗余力。他深透解剖明代皇室机构、官衔礼仪、法律制度、生活起居、家庭习惯、民俗风情；弄清了明朝公爵、伯爵、子爵等功臣和外戚的职位、称呼，以及圣旨、上疏、奏章、朝觐等术语涵义，对涉及的珠宝名称、皇室机构、人情往来，融会贯通，运用自如，亮出来的文字都很专业、准确。作者国学深厚，自作格律诗词几百首，每到关键时刻、每到章节末尾，都以诗词总括，言简意赅，既保持章回小说特点，又烘托了作品气氛。第一章的结尾：“正德皇帝归西天/军国大事叠如山/幸有阁老善运筹/试看朱明新纪元”。书末有诗曰：“泰山北斗俱证鉴/每逢世纪语奇言/演说正德愁断肠/回首嘉靖喜驻颜/悠悠岁月显太平/漫漫长夜看晓天/莫道人间尽是春/秋风萧瑟又拂面”。《嘉靖之春》“胸次山高水远，笔端云起风狂”的诗词品格，增强了小说的历史感和文学感染力，显示了作者创作长篇历史小说的优长。“学问有渊博，文章有法度”。《位同亮文集》高扬古典主义的雍容与庄重，洋溢浪漫主义的恣肆与浩然，彰显写实主义的诚实与真切，更有中国传统文学的率直与热情。正是由于坚持了一种正气，一种道德，一种伦理，给人一种清新、隽永和意犹未尽的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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