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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北望月更明 ——祁玉江故乡题材散文创作探析

来源:延安日报 2013-04-12 17:12   https://www.yybnet.net/

夜幕收拢了最后一抹余辉,散住在沟沟洼洼的几十户人家渐渐被夜色吞没,山村陷入死一般的沉寂。红红的、圆圆的月亮从东山升起,一位少年坐在高高的山岗,柔柔的月光照在脸上,他一动不动望着前方,思绪在千山万壑中飞扬。

山道弯弯一路跋涉,故土难离因为爱之深沉,难以割舍的思乡情结成为祁玉江故乡题材散文的创作动因。

把月亮想象成烤焦了的烧饼,祁玉江的童年和少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地处白于山区的子长涧峪岔,是陕北出了名的穷地方。这里山大沟深,土地贫瘠,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十分落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老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最陕西穷,陕西最子长穷,子长最涧峪岔穷”。祁玉江的出生地在离涧峪岔三十多里的高家峁子,条件则更为恶劣。生于大跃进年代的他,童年和少年伴随着国家最困难、最动荡的时期,天灾人祸加剧了生活的艰辛和痛苦。在几乎不具备生存条件的环境下生活,要么成为大山的附庸,碌碌无为地生老病死,要么置之死地而后生,发愤图强,在困境中奋起。从小不服输的祁玉江没有被困难压垮,顽强地与命运抗争,在大山深处从未停息他勤奋的脚步,一路跋涉,一路攀登,永不止步,永远向前。从家门口的弯弯小路开始,衣不遮身、食不果腹的他,每天跑十多里山路读完了小学;上初中的两年半,因为路远,母亲起早摸黑打着灯笼把他送到山巅;考上高中后,父亲赶着毛驴,驮着口粮,把他送到三十多里的学校;在得到大姐5元钱的资助后,他只身一人步行到百十里外的县城赶考,幸运地被延安农校录取,从此告别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参加工作后,他务实敬业,勤奋工作,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赢得了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支持,走上领导岗位,取得了不菲政绩。工作之余,他追梦文学,致力写作,笔耕不辍,佳作迭出。特别是关于故乡题材的散文创作,卓然不群,自成风格,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和文坛的关注。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获奖感言中说:“作家的写作永远不可能摆脱故乡对他的影响”。这位中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把他的故乡、山东高密东北乡作为写作背景,创作出了大量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品,使故乡题材文学创作达到了当代文学的巅峰。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在祁玉江《我的陕北》散文集序言中写到:“祁玉江和普鲁斯特(法国小说家),就好比黄土高原和巴黎,其实比不得”。同样,祁玉江和莫言也比不得。莫言用小说演绎故乡的故事,为当代中国文坛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祁玉江则用质朴白描的写作方法,展现故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困难时期的真实生活,同样具有感人肺腑、撼人心魄的感染力。

为什么要把故乡题材作为写作的着力点,祁玉江在《只因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中深情地写道:“我20岁以前曾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与我亲爱的乡亲们一起下过地、扶过犁、拿过粪、受过苦。感谢上苍,20岁那年只因参加了一次‘无所谓\’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命运,从此离开了大山,离开了我那日夜厮守的乡亲们。我常常想,我之所以能从大山深处崎岖的山路走出来,走到今天这一步,是沾了大山的灵气。如果没有经过大山那段艰苦生活的磨砺,没有亲爱的乡亲们的帮助和呵护,也许我现在仍然和他们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有责任歌唱大山,改造大山,为大山深处我那亲爱的乡亲们说点话”。故乡是贫困的,是落后的,是为城里人所不齿的,但就是这片贫瘠的土地,无私地养育了无数个贫困的家庭和他们的子女。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在他心灵深处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那一座座荒芜的山梁,那一道道陡峭的山路,那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那一弯弯细小的流水,那一缕缕淡淡的炊烟,那一个个佝偻的身影,那一张张愁苦的面容,那一声声凄凉的哭声,都能引起他无尽的沉思和遐想,情急难耐地付诸文字。“在我所写的作品中,大多数写的是故乡,写的是生活在故乡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可亲可敬的人们及其感人的故事。故乡仿佛一部十分深奥、厚重的书,永远读不够、写不完”(《故土难离》后记)。的确如此,在祁玉江出版的《山路弯弯》、《我的陕北》、《故土难离》等十多部文集中,故乡题材的写作占了很大一部分。在他获得的十多个奖项中,全由故乡题材的散文作品折桂。他以饱含真情的笔墨、质朴率真的写作方法和卓然独立的艺术风格在当代文坛凸现出一道别样风景。

原生态描写手法,全景式展现家乡困难时期的生活图景,凸显出祁玉江故乡题材散文的创

作特色。

祁玉江的家乡涧峪岔高家峁子村,沟壑纵横,山峁相连,土薄地瘦,十年九旱。人们山里来,山里去,整年都在大山里转圈圈。他在《我的陕北》出版后的创作谈中感慨道:“我那淳朴憨厚的乡亲们,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日为维持简单的生活为养儿育女在苦苦地挣扎着、熬煎着。他们生在大山,长在大山,其中有不少人一辈子守着大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的竟然连火车、汽车也没有见过,连县城都没有去过。他们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甚至连最简单的生计也难以维持,只是充当了人世界的一个匆匆过客,默默地降临在大山上,最后又悄然隐没于大山”。生活在那样封闭而艰苦的环境中,又处于人所共知的特殊时期,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要改变命运几乎没有可能。地薄不长庄稼,遇旱年收成更差。本来就打不下多少粮食,在浮夸风的影响下,一大半粮食还要交公粮。山里人孩子又多,渴望温饱成为每个家庭、每个人最基本的要求,但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的子长县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我曾问过当地的一位老人,困难时期七口之家最少的一年分了多少粮食。老人想了想说,最少的一年分过一石粮食,也就是300多斤。300多斤,那只是一个人的口粮呀,却要维持七口之家一年的生活。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祁玉江故乡题材散文的写作,简直就是生活的真是记录。他用朴素白描的手法,再现困难时期故乡农村的生活情景,就像一首首原生态的陕北民歌,哀婉动人;又像一把把从潮湿的地上挖出的滴汁的苦菜,泥土味扑面而来。在《感恩饥饿》中,面对饥饿,他写得凄楚感人:“兄弟姐妹们一天天长大,饭量一天天剧增,急得父母无计可施。本来夏天是三顿饭,却改成了两顿,质量也不高,往往是清米汤煮洋芋和苦菜,糠窝窝和蒸洋芋黑面拌苦菜。就这,还吃不饱,饿得人头昏眼花,面黄肌瘦。有些妇女和老年人竟然饿得手脚发肿”。少得可怜的粮食基本上是个引子,大人们吃不饱还要参加集体劳动,虽然上不去还要大干。孩子放了学或星期天也不能闲着,拉着个饿肚子还要跑很远的路,翻山过梁搂棉蓬、寻苦菜、捡地软、偷桑叶。如果野菜捡的多一点,第二天的饭就稠一些,否则清米汤能照出人影子。“有一次,我和母亲天不亮就出发,翻了几个山头,跑了大半天仍未见到一株棉蓬。正当我们准备空手失望而归时,发现对面山梁上有一片淡淡的红色,走近一看果然是棉蓬。我们欣喜万分,发疯地搂起来。当我和母亲背着两背棉蓬兴高采烈地返回时,夜幕已经降临了”(《搂棉蓬》)。现在的人看见肥肉都头疼,而作者看到一片棉蓬却欣喜万分,如果讲给现在的孩子听,简直是天方夜谭。

忍饥挨饿还要穷折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斗私批修甚嚣尘上。白天劳动,晚上不是夜战就开批斗会。没有合适的对象,就胡乱拉扯一个,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批斗。有的头脑发热,家庭分裂,父子反目,阵线分明。“我的爷爷经常给人‘看日子\’,‘保锁\’难抚养的孩子,给小孩‘过关\’。文化大革命时,我三爸‘政治觉悟\’很高,竟然和我爷爷划清界线,带头批判我爷爷”(《我的三爸》)。大山是一本厚重的书,苦难是一道难解的题。生活虽然艰辛,但志存高远、天赋聪颖的祁玉江没有在大山沉沦,没有放松对知识的追求,用精神食粮填充他单薄的身体。赶集时饥饿难耐,充满了对一碗粉汤的渴望,但他硬是控制住了自己强烈的食欲,将涎水咽在肚里,攥着出了水的几毛钱离开食堂,跑到书店,买了几本自己喜爱的书。买不起的书,想方设法借来阅读。回家路上,放学途中,昏暗的煤油灯下,如饥似渴地认真学习,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农村生活繁重而艰辛:修地打坝、耕地送粪、雨中放羊、晚上照场,没有一件活计是轻松的,他样样都干过。农村生活又是丰富多彩的:合龙口,转九曲,闹秧歌,看电影,吹唢呐,听说书,山里人在苦难的生活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会议继续进行,但大家都眼巴巴地瞅着羊肉

锅,早就没有心思开会了。两位做羊肉的人,不停地尝着,引来一些人的一阵阵嗔怒。这时,大伙已经耐不住了,不知谁喊了一声‘能吃了!\’于是十多个碗一下子拥到了锅面前”(《打平伙》)。农村人“打平伙”的场景被祁玉江写得十分生动形象。农民开朗直爽、爱耍爱闹的性格在祁玉江的另一篇散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到夏天,河水上涨,过河极为困难。有毛驴的,骑上毛驴就过去了;没有毛驴的,只能淌水过河。男人们脱了鞋袜,挽起裤腿就过去了;婆姨女子们却过不去,只能央求男人们来背,每当这个时候,婆姨女子们都一改平时的羞怯任凭男人摆布。这时的男人也来了精神,背起女人就向对岸走去。有些调皮的后生走到河当中不走了,跟背上的女人开起了玩笑,谎称要往河里撂,急得婆姨女子大喊大叫。还有那个别更为调皮的后生,趁机偷偷地在年轻婆姨身上拧一把,那婆姨也无可奈何,只好默不作声”(《赶集》)。读到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男女混杂、打情骂俏的过河图。

大爱心关注民生,情倾农村基层普通百姓,体现了祁玉江故乡题材散文创作的人文关怀。

陕北是个穷地方,也是一个包容万物,养育穷人的地方。祁玉江的爷爷战争年代从横山张山村辗转迁移到子长涧峪岔。为了拓展生存空间,他的父亲又倾尽家中所有,在高家峁子村购置十多亩地和两孔土窑洞,从此安下身来。对于这样一处简陋的住所,祁玉江却十分依恋。他在《老屋》中动情地写道:老屋虽然十分简陋,我却十分依恋它。每逢星期六,我迫不及待地向家中赶去。当我看到那熟悉的老屋时,我便感到十分亲切和温暖。返校的时间到了,我总是磨磨蹭蹭不想离开。我是多么想在老屋再住一晚呀!但为了不耽误学业,只好一步一回头地离开老屋向学校赶去。当我爬上高高的山巅,老屋即将在我的视线中消失的时候,却一步也迈不动了。我仔细地端详着老屋,生怕它在我的视线中消失,直到看不见为止。老屋固然情难以却,但实在是难舍老屋里的人呀。他的爷爷、父亲、母亲,他的大哥、大姐、二姐,在陕北千千万万个家庭中是那么的具有代表性。他的爷爷,其实是个能人,为了养家糊口,走村转户,替人消灾禳难。他的父亲,这位身历百战的老红军,曾在战斗中负伤,解甲归田后担任大队负责人,在遭受冤屈的日子里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最让读者肃然起敬的是他的母亲,14岁嫁入夫家,没享一天福,养儿育女,操持家务,夙兴夜寐,受尽磨难。她心地善良,性格直爽,坚强刚毅不让须眉。生活遇到困难,她用柔软的肩膀扛起;儿女受到挫折,她用宽阔的胸怀慰抚。他的二姐为了多得两个财礼,给他和大哥找媳妇,嫁到她不情愿的人家。贫困的生活让一家人相依为命,把亲情联系得更加紧密。祁玉江的家庭是陕北农村家庭的缩影,他没有把自己的感情局限在家庭一隅,而是用大爱心施及每一个乡亲,每一个他熟悉的人,给所有困难的人以力所能及的帮助。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此种大爱心只有操守品德、思想境界达到一定高度的人才会成为自觉行动,绝非人为作秀、矫情虚妄可得。

无庸讳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涧峪岔农民的生活,单从吃的方面连万恶的旧社会都不如。桑梓故里,樵牧乡野,黔首老人,伤残病人,落魄学子,鳏夫寡妇,远嫁少女,无不让他心旌憾动,泪湿衣襟。在高家峁子和邻村沟沟洼洼散住的几十户人家中,常常见到的是愁眉不展的面孔,时时听到的是凄凉悲惨的哀号。儿时的玩伴,一个个精明俊朗,官名都起得振奋人心,但及至年长,到了成家立业时,不是因家庭条件不好,找不下媳妇,远走他乡,就是身患疾病,恓惶度日,鲜有出人头地,干出一番事业者。八斤和二猴,是作者的同龄人,小时侯家里很贵器,官名起的很考究,家里人寄予很大希望,但由于疾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治疗,双双落下残疾,光景过得一塌糊涂。都在三十以后才成了家,但娶来的媳妇一个是傻子,一个是矮子,而且没两年都去世了。八斤现在涧峪岔敬老院安身,二猴则到处流浪。邻村人李三,从小家贫如洗,潦倒不堪。每年过年前后,穿着破衣烂裳,拉着一根拐棍,蜷缩着微

微驼背的身子沿门乞讨。农夫张老大,小时侯上过几年私塾,读了些五经四书,年轻时候很风光,一派学者风度。到了中年,不幸接踵而至,先是大儿子因病去世,稍后老伴也被雷击死。饿得没有办法,竟然偷吃给山里受苦人送的饭,去世后腿脚浮肿,全身瘦得皮包骨头。痛苦和磨难不是一家两家的事,是那个年代农村的普遍问题。因病失明,冻死在自家炕头上无人知晓的“五保户”高应柱;民办学校的同事,外出打工被电打死的高巨元;永远吃不饱,每天晚上‘开小灶\’的侯海川;长相俊俏,但出嫁后光景恓惶、儿子又坐了禁闭的表妹……

在祁玉江故乡题材的散文中,病死和非正常死亡的人就有24人。祁玉江曾亲眼目睹一个儿时的同伴,因为山里劳动后猛吃了一顿甜糕,导致肠梗阻,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殁了。袁鹰在《灯下白头人》中感慨道:“多少堪称英才俊彦的师友,多少曾经朝夕过从的故人,一个个远去了,留下的仅仅是音容笑貌……每当听到一个噩耗,先是惊愕,接着就引起一番感慨,有时竟抑制不住潸然泪下”。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祁玉江的心牵挂着故乡的父老乡亲们,为他们不幸的命运,坎坷的经历,悲惨的遭遇而感慨,而叹息,而落泪,而呼号。祁玉江是个胸襟开阔、乐观向上的人,面对乡亲们的种种不幸,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发泄不满,冷静地用他的文笔记述时代的真实,引发读者去回味、去深思。祁玉江的作品中的主人公,没有一个公职人员,没有一个有身份的人,更没有达官显要,商贾富人,清一色的普通农民。他为他们呼号,为他们奔走,替那些老实巴交的乡亲们“说点话”。因为他知道,他所记述的故乡有着种种不幸的人们,在陕北,在中国,何止于千千万万!李敬泽在评论祁玉江的散文时直言:“祁玉江是回忆者。他白天行动,晚上回忆他的故乡他的老家。与故乡同在者有根,根在家国天下。有根者必选择先忧后乐”。此言极是。

文如其人不失平民本色,官员写作反映底层声音,承载着祁玉江故乡题材散文创作的时代责任。

近年来,写作出书的人越来越多,但多数作者不成体统地出上一本文集,在文坛虚晃一枪后弃甲而逃,再不见踪影。比起那些故作高深,让人看不懂的文字,祁玉江的作品直如他的性格,质朴无华,直率性真。君子坦荡荡,他用真性情写文章,把心端给读者看,字字有情,句句沉重,毫无浮华矫虚之气。“夜静悄悄的,我忘乎所以,大脑一次又一次地亢奋,文思泉涌,不能自禁,便拿起笔,铺开稿纸,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一一记录下来。我知道,我的这些习作与名家相比,是那样的肤浅,那样的稚嫩,无论如何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但他却是我内心世界的真诚表白,是我人生经历和斑斓生活的真实写照”(《思绪,在夜空中飞扬》)。文如其人,文见其人。读祁玉江的散文,如果你不知道他的身份,根本不会想到他是个市级官员。身处喧闹的城市,思绪却常常攀绕在故乡的山峁沟洼,田间地头,仿佛又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置身于朝夕相处的乡亲们中。他不会忘记,呀呀学语走出家门看到漫山遍野的桃花、杏花,掉进山间窟窿无助的呐喊,连阴天雨中放羊的迷茫,打谷场上伴着连枷声的酣睡,月光下看完电影回家路上匆匆的脚步,半碗救命黑面拌汤的感恩。他不会忘记,上晚自习后争先恐后“开小灶”的场景,星期六下午迫不及待想要回家的心情,当民办教师时与同事们的争执,梦寐以求想得到的一顶黄军帽,戴了块手表在众人面前炫耀的情景。他用质朴无华,近乎记录的叙述方法,感情外露,直见心底。

王国维在论及散文创作时说:“境界非独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子欲孝而亲不在,他一再提到对于父亲的愧疚,在刺痛自己内心的同时,也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位读者。祁玉江有次回老家过春节,临走的头天晚上,父亲提出想到延安住几天,看一看开通不久的火车,他没有痛快答应。仅过了一个月,噩耗传来,父亲去世了。对此,他深深地自责:每每想到这些,我内心十分

痛楚,我不断地诅咒自己:我自私,我是个不孝的儿子,80岁的老人提出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我竟然不能满足,我算什么儿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可谁又能理解儿子的苦衷呢?陕北有订娃娃亲的习俗。小时侯前途未卜的祁玉江,父母也早早地给他订了门亲事,这是以他的二姐嫁到一户不愿去的人家为代价的。对于这个“小婆姨”,祁玉江在《我的娃娃亲》中把人物内心活动写得活灵活现,十分生动。他在这篇文章中坦言:“上初中后,我就看不上我的‘小婆姨\’了,原因是她长得不俊美”。青春年少,哪个男儿不动情,哪个女子不怀春。读了《蓦然回首》,相信,山岗上的那个红点,就像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开篇山梁上的红色一样,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他在这篇文章中写到:高中毕业回到家中劳动和教学的那段日子,我结识了邻村的一位姑娘。这位姑娘十六、七岁,中等个头,身材窈窕,五官端正,白里透红的瓜子脸上长者一对迷人的小眼睛,头上扎着羊角辫,修长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红围巾。很显然,两个年轻人彼此心生爱慕,却不敢大胆追求,只是在一天劳动后的漆黑夜晚,他鼓起勇气轻轻地拉了一下她的手,还被她羞怯地抽开了。考上中专临行前的一天,他借故到她家看望她,却不敢直接去找,绕过她家脑畔,来到一个山垭口时,对面山岗上的一个红点吸引了他。祁玉江写道:“她坐在那个山岗的梯田上,一动不动,夕阳的余辉照着她火红的身影,颈上的那条红围巾随风飘扬,是那么亲切,那么耀眼,那么光彩照人!我已经感受到了她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也在死死地盯着她,想到从今以后再也难以见面,我内心十分痛苦,久久不愿离去,她那光彩照人的身影永驻我心。”真是美丽凄婉,感人至深,上演了一出“你在山上我在沟,见个面面容易拉话话难”的活剧。

中国传统文化,官员写作是散文创作的主流,历史上所有经典名篇均出自官员之手。除了个别故弄玄学、沽名钓誉者而外,对官员写作不应有任何非议。但凡有点文化素养和写作爱好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公务缠身的官员,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进行文学创作,议论政务,为民发声。这样的官员一定有思想,有见识,有责任,有良知。在当今“文学、艺术中精神性表达日见稀少,逐日抬头的欲望使人们的肉体鸣叫,而内心则陷入无尽的沉默”(闫安:《朱雀:浴火重生的飞翔及其隐秘言说》)的状态下,文学创作普遍缺乏钙质元素和爱心倾注。祁玉江用严肃而不乏激情的文笔触及中国最底层,最普通的群众,展现他们的衣食住行,描写他们的喜怒哀乐,反映他们的希冀诉求,替他们奔走呼号,这在官员写作中是绝无仅有的,也是难能可贵的。我写此文的初衷有两点:一是认真阅读祁玉江的作品,为其故乡题材的散文创作深深打动,感同身受,不吐不快;二是我曾经接触过一些县级领导,其作风之浮浅,言行之粗陋,实在让人对其执政能力产生怀疑,惶论为人民服务!与那些庸官相比,祁玉江,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以平民本色为官,以仁者之心、大慈之爱关注民生,情倾群众,为官一地,造福一方,敢作敢为,不辞辛苦。因为他深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仍有不少基层群众像老家的乡亲们一样没有达到小康生活,有的甚至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他乡亦故乡,百姓皆亲人。他倍感责任重大,夙兴夜寐,忘我工作。白天,他走乡镇,跑基层,接待群众,处理公务。晚上,利用别人打麻将,喝酒,娱乐的时间搞创作。近十年来,以每年一本文集的速度将自己的作品呈现给读者,为求真务实的人们提供了脍炙人口的精神食粮,在当代散文创作领域树起了鲜明的旗帜。相信,随着文学创作的不断深入和写作水平的不断提高,祁玉江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我们期待他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不断取得丰硕成绩。

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在祁玉江故乡题材的散文作品中,描写故乡明月的情景随处可见。故乡的明月伴随着他成长,见证了他的苦难和欢乐。他在《故乡的月夜》中深情地写道:进城工作二十多年了,我对故乡月夜的感觉、依恋,不但没有减弱,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强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走出楼房观望天空,任凭我怎么寻找,怎么体验,总觉得城里的月亮没有故乡的明,没有故乡的大。对故乡明月的依恋,是他在牵挂着明月下生活的父老乡亲们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党的惠民政策的落实,故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乡亲们早就摆脱了贫穷的日子,过上了好光景。如今,故乡的人变富了,路变宽了,山变绿了,天变蓝了,月亮更明了!

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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