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之林： 知我者青山，埋我者黄土 文/徐峙

1973年8月的一个夜晚，一群在吉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在长白山林海中燃起了熊熊篝火，拉起了他们锯木头的锯子作为“钢琴”，敲打着他们吃饭的锅碗瓢盆作为“鼓点”，用慷慨而悲壮的曲调反反复复地唱着四句诗：

俯饮延河水，脸贴宝塔山。

十年不眠夜，热泪想延安。

篝火燃了一宿，歌曲唱了一宿，热泪也流了一宿。他们用这样的方式为一位画家送行。这位画家要去延安，去他朝思暮想的黄土地。

这个画家就是靳之林。

黄土地给了他生命的坐标

直到近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靳之林依然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到延安时的情景。那是春天的一个下午，下飞机后他看了看表，四点多。正是夕阳西下时分，宝塔山被落日的余晖照成了一座金山，宝塔的倒影映在清清的延河水里边。靳之林正好经过倒影处，他俯身下来喝了口延河水，把脸贴上了水中的宝塔山，然后坐下来写了一首长诗。

他等这一天已经很多年了。自从13岁逃离被日本侵略者扫荡的故乡冀东平原农村到北京市立师范学校学画开始，他就在寻找这种能够托付灵魂的感觉。在考入中央美院的前身——国立北平艺专后，他得到了徐悲鸿、吴作人、齐白石、李可染、李苦禅、蒋兆和等大师的指导。然而在国民党统治最为黑暗的时期，他的艺术也在西方抽象派和野兽派画风的冲击中失去了方向。直到他看到地下党同学拿来的解放区的《抗战八年木刻选》《北方木刻》，以及陕北的剪纸、窗花等民间艺术作品。尤其是古元的木刻《菜圃》，画的是桥儿沟鲁艺前边的白菜园，农民在收白菜，远处是黄土高原的山。这种来自陕北解放区的质朴明朗的艺术风格一下子击中了靳之林，他顿时感觉到，世界上最好的美术是古元的木刻和陕北窗花，他从此找到了自己的艺术方向。

而对于以艺术为生命的艺术家来说，艺术的状态往往也意味着生命的状态，艺术的方向总是决定着生命的方向。“到延安去”从此成为靳之林心头不灭的梦想，直到1959年，北京十大建筑完成，毕业后留在中央美院任教的靳之林承担了历史博物馆的油画历史画任务《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他的延安梦终于得以实现。

为了真正地了解延安，了解黄土地，靳之林把自己也变成了农民。他清早跟着农民在黄土坡地上犁出第一道褐土，白天跟着羊倌赶着羊群行走在黄土高坡的群峦之中。除了完成大量陕北写生和《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他还以一位修延惠渠的佳县老农为题材，创作了油画《陕北老农》。这幅画成了他的艺术之魂。

1961年春，靳之林再次来到延安，为革命军事博物馆创作油画历史画《南泥湾》。经过两个月的生活创作，靳之林完成了画作的整个构图后回到北京。他向学校提出，要到陕北落户，从此与陕北永不分离。

然而造化弄人，晴天霹雳般的一纸调令却把他调到了东北的吉林。他像失了魂一样，在白山黑水之间度过了人生中最痛苦的十年。他订了一份《延安报》，把三天一期的小报上关于延安的每一个字翻来覆去地读。后来邮局告诉靳之林，整个吉林省就他一个人订了延安报。那个时候，只要是广播里一传出信天游，靳之林的眼泪就会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直到1973年8月的那个夜晚结束，黎明到来。在满天的朝霞中，他奔赴黄土高原，去招回他丢失了十年的魂。

只要和黄土地连在一起，他生命永恒

苦恋三十年，靳之林终于重返延安，成了延安文化馆的一名美术干部。他把全部的生命激情倾泻在这片土地上，以加倍的努力来弥补多年的中断带给他的艺术生命的伤害。

靳之林背着画箱和速写本，深入到陕北农村最偏僻的山沟拐峁，用他的画笔留下陕北的一草一木。一天傍晚，他们来到了一个叫梁家岔的村子。在村书记家的窑洞里，昏黄的油灯下，他们看到的是一筐高粱糠窝窝头，那就是书记家的口粮。然而到了吃饭时，书记端给他们的晚饭却是富强粉做的三碗挂面，里面有三个鸡蛋。原来这是他的儿媳妇要生娃娃，托人从西安带来的富强粉，一共是一斤半，全给他们了。

靳之林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这就是陕北老乡，宁可自己吃糠，也要把好东西留给上面来的干部。

靳之林发誓要用自己的行动报答陕北纯朴的老乡，报答黄土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他把几乎全部的精力投入到陕北地下考古文化和民间文化艺术的普查和挖掘中。他在延安的12个县市发现了由北魏隋唐至宋元直至明清的302个石窟近10万尊雕像，还徒步考察了万里长城的生命线——秦始皇重大国防工程秦直道，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陕西省为此要调他去当文化厅的厅长，却被他拒绝了，他只想留在延安，为黄土地做点实事。他在每一个县市，在队里，在农民家里办剪纸、壁画、农民画和墙报等各种各样的农民美术班和美术小组，到处发掘和拯救各种濒临失传的民间艺术。1980年，他率领延安民间剪纸艺术家在法国举办了《延安地区剪纸展》和《延安地区农民画展》。1984年，他带陕西洛川皮影在法国巡演。1987年，他挖掘了中国民间失传的焰火“药发傀儡”在巴黎演出。许多从未出过山村的农民，成了艺术大师，一个个封闭的陕北乡村凭借民间艺术富裕了起来。

即使是1986年被调到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任教后，靳之林依然每年都要去几次陕北。2001年，他组织延川县小程村村民恢复了剪纸、唱秧歌、捏面人、做枣排等传统民间艺术，成立了“小程民间艺术村”，让村子通了电，通了水，通了路，并在2007年年初策划了“相约小程村——国际民间艺术节”。这些工作，都是在他身体刚做完手术，只剩下一个肾的情况下完成的。“只要和黄土地连在一起，我生命永恒。一到北京我就整天给我老伴说，咱们赶紧到小程村去，一离开就感觉生活已经不习惯了。”

2007年，他在北京日坛公园画玉兰时，还顺手写下了这样几句诗：

东风狂，西风恶，柳丝搅乱天边月。

身将衰，身将残，八十将至业未圆，春花吹落意更烦。

死亦惧，活亦难，随它去也，任东风吹落风筝线。

这个始终不服老的老人，终于感受到了衰老的来临。其实，从成就来说，无论是在绘画，还是在考古、民间文化保护方面，他取得的成就都已经足以名垂青史。只不过，他心里装的东西太多，他的牵挂也太多。

最高理想是当个农民

“一唱咱靳老，年龄真不小。红光满面身体好，亲手来起草。二唱咱靳老，叫冯三元来指导，办公办得一心一意，咱们要好好搞……”

延川县土岗乡小程村的村民程岗把当年“十唱朱老总”的曲调改编成“十唱靳老师”，歌唱农民们心中的靳老师。

这是发自肺腑的感言，唱出了小程村村民的心声。靳老师走了他们的泥土路，后来还他们以柏油路；靳老师喝了他们的窖水，后来还他们以自来水；靳老师点了他们的煤油灯，后来还他们以电灯。“靳老师就是小程村的毛主席。”几乎每一个村民都会这样说。村里盖了三孔新窑洞，打扫得干干净净，被子铺得整整齐齐，随时等着北京的靳老师来住。他们甚至还说，如果要选国家主席，村里人就选靳老师！

这样的情感存在于陕北很多农村的农民中间。对于他们来说，靳老师的好处不仅在于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实际的改变，更在于靳老师和他们一样朴素、实在，是他们的贴心人。靳老师心里惦记着每家村民的生活困难，放不下村里的每一个人。

正因为如此，农民也把靳之林当作家里人。靳之林在山上写生，经常一天不下山吃饭。每次到了中午的时候，便会有老乡送来饭菜。这家的饺子刚吃完，那家的面条也来了，经常有四五家不约而同地送饭来。不管有多饱，靳之林都要把每家的饭吃一点。如果谁家的饭菜没有被靳之林吃到，他们就会非常伤心。每次靳之林离开小程村的时候，乡亲们总会不约而同地聚在他的窑洞里。这家带点小米，那家带点红枣，每次都是一大堆东西。靳之林告诉乡亲们，坐飞机不能带这么多，请大家把东西拿回去。乡亲们便齐齐地跪在靳之林面前，靳之林只有跟着一起跪下。最后，靳之林只好把东西先带到延川，分一些给人，自己带一些回北京。

而对于靳之林自己来说，他与农民之所以能有这样的交情，不仅在于他熟悉农民，和农民有共同语言，更在于他把自己就当成了农民。他和农民之间并没有艺术家和农民的距离。他在北京办画展，农民自发地到北京来参观。“他们看得懂我的画，因为我画的就是他们。”

1984年，靳之林在延安清凉山埋葬了母亲，并在墓穴中给自己留了一块地方，然后在心里默默地续了个愿：将来和母亲埋在一起，头顶清凉山，脚踩延河水，永远抬头看着宝塔山。

1999年的一个冬日下午，已经70多岁的靳之林在延安市延川县黄河乾坤湾画了一幅油画。远方是吕梁山脉，底下是黄土高原，眼前是黄河，雄浑而苍茫的景象，让他感觉自己已经和天地宇宙融为一体。这个时候，远处的柏树峁不知道是谁在烧荒，一股青烟直飘入天空。靳之林突然觉得，这是上天赐给自己的灵魂升天的地方。就在那一瞬间，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想我死了以后就埋在这儿了，看着吕梁山，看着黄河，这是我的最终归宿。”后来他跟爱人商量，爱人开始不同意，她还是想在北京。后来她也想通了，说他俩都到柏树峁，看着黄河，看着吕梁山。“这才是真正的落户，是真正的回归。原来我的落户还是作为美术干部，这回我绝对是农民，真正和农民在一起了，我自己的最高理想就是农民！”《中国自然资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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