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我熟悉的黄土高原了 文/王克明

史铁生说，他想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使知识青年记住了插队的日子。在他，插队的日子是“无边的黄土连着天”“深褐色的犁迹在走”“歌声吹散开在高原上”“他们还在窑里睡着懒觉”……史铁生所记，是黄土高原、传统农业、山间窑洞、古老民歌，是插队在陕北的北京知青，对一段往日经历的苦苦感受，对一种古老文明的深深记忆。在那种文明里，知青曾经的生活方式，或与之融洽，或形成反差，苦心劳骨，饿体乏身，动心忍性，增益不能，刻写了独特的上山下乡时代印记。

今天，当文明发生变迁的时候，我们在回首间已经看清，那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一个时代印记。

三十多年来，我三十多次回陕北，回我插队的余家沟。脚下那条只能步行、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我眼见它慢慢扩宽，眼见它渐渐曲直，眼见它铺平柏油，可以开车直抵深山了。今天的余家沟，植被覆盖，苹果满山，相比它村，人丁兴旺。但还是有不少人走向山外，去城镇谋生。毕竟，我们那儿，农耕已放弃，粮食已停产了。

近年，陆续退休的老知青，相继回访陕北故地。大家看到，熟悉的插队山村，都已今非昔比。靠近城镇的少数村庄，正被城镇化迅速裹挟。而一望无际黄土沟壑间的民居聚落，那许许多多的自然村庄，村民多已外出谋生，离乡进城了。史铁生、孙立哲他们插队的关家庄，户口552人，日常居住不足120人，约21%。丁爱笛插队的张家河村，户口830人，居住却只余60~70人，约8%了。居住以老年人为主，基本不再凭借农业收入为生。许许多多老知青都说，他们插队的村儿，没剩多少人了。

这种情况遍及陕北。延川县黄河边伏义河村，本有村民约400人，日常却只有约40人，剩十分之一。三年前，我去榆林横山县深山里一个小山村参加白事，原来一百多人的村庄，那时还剩8人居住。隔年春天我和阿城到那附近赶庙会，打听到那村子已经一人不剩，全进城了，连老带少。进了城的老人们，将在对故土的回忆中度过晚年。而离乡远去的后生女子，乡间没有了老人的牵挂后，将从此散居四面八方，只在记忆中保留儿时故乡了。对于他们的后人，远方黄土高原的窑洞故里，将成为一个传说。

那传说，是一个几千年的故事。在我插队的那个深山村庄，出土过陶土尖底瓶，也出土过新石器工具——工具石料非本地所能见，可知那样偏远深山，六七千年前就有人居住。他们携带石器，来自远方。从那时至今，战乱饥荒和移民迁徙的苦难，不知发生过几回；老林遍野和童山秃岭的变化，不知交替过几次。农耕总在复苏，村庄还是村庄，历朝历代的物件，在山中到处掩埋。150年前的最近一次战乱，使我们那几十里大山沟，阒无一人。我们插队时，村中古窑残壁上，还留着杀人喷溅的大片血迹。据杨绳信《清末陕甘概况》，今延安市洛川以北人口，1823年55万，到1904年只有14万，乱后剩了25%。保安（志丹）县1823年5万多人，乱中1867年只剩了170人。整个延安，乱后几十年人烟稀少，荆密草深。但上世纪20年代，又有榆林移民开始迁入农耕。我们村现在居民，便始自那时移民。40年代初中共割据期间，大量引进移民、安置难民、开垦山地，人口开始增长。我们去插队时，延安地区增长到120万人，今延安市已230万人。

可是，知青离开才短短几十年，那里就发生了一个千古未有的变化。再走黄河，再走陕北，我们能看到，面对城镇化的扩张，曾经遍布农户的黄土高原，村人在减少，村廓已萧条，农耕逐渐退去，农村开始解体。去年春天我和

从陕北走出来的摄影家惠怀杰一起，从黄河东去的风陵渡开始，一路北上晋陕峡谷，直抵黄河西来的老牛湾前。黄河两岸，山陕乡村，尽收眼底。我们走进多少窑洞院落，都已窑门挂锁，荒草荆棘。我们走入多少古老村庄，都已废弃败落，幽僻凄清。一路所见，似残军废垒，瘦马空壕。我脑子里反复出现这么两句话：千村薜荔，万户萧疏。仅仅三十多年，偌大个黄土高原就已非当年。一村一村人去窑空，一座一座古寨荒疏，人文不再，我心悲凉。这不是我今生熟悉的黄土高原了。回到旅馆，关上房门，像个遗老似的，自己号啕大哭！

但我明白，一个在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中迅即消逝的文明，本来就是一个衰老的文明、临终的文明了。

摘自《知青，农业文明的亲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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