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研究如何再出发

2018年上半年，贺照田、余旸、莫艾、何浩、薛毅、倪伟、董丽敏等七位研究者合作了一本名为《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的论文集。作为此本论文集的发起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贺照田指出，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是他们七位作者高度关注的问题，但是他们掌握的“问题域”有限，因此，贺照田邀请了其他来自文学研究、艺术、哲学、宗教研究、心理学、教育学、性别研究、文化研究、历史学等领域的朋友，一起探讨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

这场会议的七场分论坛也以这些学科分野为基础展开，通过这些分论坛讨论和最后的圆桌讨论，学者们希望通过不同学科的参与，最终产生“充实正面”的知识网络。此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商务印书馆、开放时代杂志社、中国艺术教育研究院联合主办，于2018年12月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

本文关注分论坛之一的“时代的认知要求与性别研究的再反思、再出发”，此次论坛发言人是上海师范大学的董丽敏教授，回应人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宋少鹏教授，主持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何浩。

董丽敏

《传家宝》：让历史之外的“婆婆”重新回到历史之中

作为文学研究者，董丽敏首先提出一个问题，“研究者是否有可能用解读文学文本的方式还原/进入历史？”在她看来，研究者的现实感和历史感如何有机贯通，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可以说，在当代知识生产格局中，从文学角度介入以实证性研究为主流的妇女/性别研究，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女性文学研究在妇女/性别研究中也往往处于边缘位置。但董丽敏仍然坚持自身的研究路径和问题意识，认为人文研究与实证研究并不能简单对立甚至割裂开来，文学研究者进入以实证为导向的妇女/性别研究领域时，如果能够发挥出文学研究在把握特定时代精神状况、情感结构、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特点，就能够进一步帮助研究者进入到性别问题的内在肌理，从而深化和拓展对于特定时代性别状况的理解。

之后，她以对赵树理小说《传家宝》的三种读法为例，分享了如何以文学文本与历史文献互证的方式来理解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妇女问题。赵树理的小说《传家宝》写作于1949年，讲述了婆媳两代人争议与和解的故事：抗战时期农村婆婆李成娘守着传统妇女以“缝缝补补”为中心的传统生活方式，十分看不惯作为劳动英雄的儿媳妇金桂，金桂同样无法认同婆婆的生活，她更喜欢像男人那样干体力活，比如说卖煤、下地干活，双方的矛盾因此十分尖锐，经常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最后，金桂通过算经济账，让婆婆认为“自己跟不上新时代，跟不上新事物”了，从而取代了婆婆，获得了家庭领导权。

一开始解读这篇小说，董丽敏主要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立场上，思考的问题是“小说中的儿媳妇金桂是否可以作为中国妇女解放的代表”，想要去回答“底层妇女的解放是不是一个被解放或者是超前解放的问题，妇女解放的路径是不是只有通过以妇女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和运动，还是说可以纳入到革命、劳动生产等社会大事件中？”

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解读思路，是因为那时她思考的焦点是，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是否有可利用的本土资源。作为西方理论舶来品，当代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受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很大，与中国社会语境之间的隔阂显而易见。董丽敏希望发掘自晚清以来中国被压抑、被遮蔽的妇女解放实践资源，尤其是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资源，以切切实实回应中国本土妇女问题。这一问题意识，构成了她对《传家宝》进行解读的最初出发点。

然而，她很快发现，这样的解读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立足于这样的妇女解放思路，“婆婆就完全被扔到了历史之外”。既然“革命的意义是让僻处于历史之外的人重新回到历史之中”，那么，理解中国革命框架中的妇女解放问题就需要寻找到新的突破口：革命中国有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一批总是游离于历史之外然而又是一种革命构成力量的农村老年妇女的问题？赵树理小说《传家宝》是否提供了可以进一步挖掘的相关资源？更进一步追问，与革命相伴随的妇女解放，是否可能解决好同为劳动阶级的婆媳之间的联合问题？

问题意识的转换，使得她对《传家宝》的再度解读获得了新的空间。同情地理解小说中的“婆婆”所面临的问题成为了思考前提，不仅仅是把“婆婆”从历史中扔出去而去探寻“儿媳妇”是否有可能拉着“婆婆”一起走的结构性视野，成为了逻辑架构的起点。由此，董丽敏开始从“社会团结”的视角出发，重新去讨论不同的“劳动”形态之于妇女们的价值和意义。在她眼中，“革命为妇女提供了进入公共生产的可能途径”，那婆婆作为传统妇女的家务劳动是否有价值，这种价值是否可以被时代转化，并且找到进入历史的契机，文本显然没有给出足够的解答。

引入延安时期大量的妇女纺织运动文献作为参照之后，董丽敏发现，“妇女解放”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妇女自己的任务，而更应该重视特定的时代条件，尤其是要关注到“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如何改变了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妇女劳动价值，才有可能更贴近历史”。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她觉得其实介乎激进的儿媳和传统的婆婆之间的小娥，其实才代表了延安时期广大劳动妇女在革命进程中的常态。

她对《传家宝》的第三次解读是从小说结尾处作为党的基层工作者同时又是亲戚的小娥丈夫的说法开始的：“你们想解放妇女就得多做点事，多管点事，多懂点事。”结合延安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她注意到，其实妇女解放其实指向了一整套事、理、情相结合的方案——不只是要通过劳动挣钱、争地位（多做点事），还需要参加互助组做大量社会组织工作（多管点事），更需要理解民间社会已有的运行规则、风俗习惯与内在秩序（多懂点事）。换而言之，只有建立在人情、事理、制度这几者新的动态博弈/平衡框架中，才能更好地理解“革命”“妇女解放”等在民间社会中的实际运行轨迹/逻辑。

由此，董丽敏认为：“中国革命所提供的妇女解放经验，不仅改变个人本身，而且改变个人和其他人的关系，改变个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而“妇女解放只有在这个框架下，才是有意义的。”妇女解放不应该只是一个特殊人群的诉求，更应该代表普遍人群的诉求。在这样的理解脉络中，董丽敏批评了当前诸多所谓的学院左翼性别研究，“尽管政治正确没有问题，但从学术角度讲，问题非常大”。“很多左翼研究，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尾会是什么。”她提出，我们“真的要回到以对象为方法，进入研究对象的情感世界，才能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进而把握历史中人的行为逻辑，最终达到对象的意义世界。”而这，是处理性别研究历史化的核心所在。

宋少鹏对此认为，董丽敏的问题意识及其自己的回答对妇女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理解极具启发性。但同时，董丽敏的反思给研究者也给她自己提出了方法论的问题，即“如何从文本进入历史”“如何选择文本”“如何定义文本的属性，理解各类文本的局限性”，乃至“如何提问”。董丽敏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自己的探索。妇女研究与性别研究确实面临着如何具体化与历史化处理的问题，只有具体化与历史化的小心地处理每段历史中的每一类妇女，才有可能走出扁平化、线性化的、几成定式的历史叙事。董丽敏的研究借助文学文本和历史化文学文本中的人物，对性别、妇女解放与劳动、家庭、中国革命的关系的解读具有自己的视角与自己的解答，特别是她对赵树理文本中的三类妇女的解读特别有意思与有价值，除了曾被历史大量书写、作为“解放了的妇女”的楷模金桂，她特别注意到了“婆婆”与小娥这两个人物，从而来追问革命语境下的妇女解放对于每个有具体处境与历史的妇女而言意味着什么？何为更好的妇女解放的路径？革命与既有传统结构是个什么样关系？董丽敏揭示出的问题意识等待着妇女/性别研究学者从各个学科出发的不同角度的解答与回应。

二胎政策：妇女/性别研究的现实关怀如何落地

作为一种特别强调行动性的知识范畴，当代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需要面对的另一方面的挑战还在于，它是否有能力处理当代的妇女问题及妇女运动实践。董丽敏认为妇女/性别研究需要回答三个问题：妇女/性别研究是否找准了今天最为迫切的性别问题？是否找到了处理性别问题的恰当立场和有效资源？是否找到了进入实践的有效形式？

之后，她以二胎政策为例，阐发自己对以上问题的看法。目前大部分符合条件的妇女尤其是城市妇女不愿意生二胎。从国家和妇女的关系角度上来讲，“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是在国家在场的前提下推动妇女解放和进步的。”但从城市妇女不愿意生二胎，看到国家和妇女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以今天的妇女/性别研究者面对类似于二胎政策问题的时候，主攻方向不应该只是就事论事，局限在妇女问题本身去想问题，而更应该在国家、市场和社会变化的大格局中去讨论妇女问题，这才能发现其真正的症结所在，才能清楚“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真正落脚点在哪里。

最后董丽敏提出了对未来妇女/性别研究的期待，呼应“再出发”的题目。她认为，首先，知识生产者应当放空自我，以类似于“赤手空拳”的“无”的状态，充分吸纳更多的资源和能量，同时也需要积极思考借力/接力传统的可能性。她说：“我觉得我们心态应该放松，放得更低一点，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提倡一种类似于鲁迅“野草”的学术生产方式，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但是有意义。”其次，需要重构我们的情感，将自我情感与一个时代的“情感政治”相联系，将政治经济学分析与人文关怀进行勾连，在推己及人、为己成物的意识下，促进更为有效的结构性研究视野的形成；再次，重构我们的思想，特别是要回到日常生活以重构“常识”，通过重构“常识”推动“共识”的形成；最终，作为知识生产者，“我们更应当直面内心世界”，用最简单，最朴素的话语表达，修复“词”与“物”之间已然存在的断裂，重建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

宋少鹏

当前妇女研究的明显问题：窄化和扁平化

作为回应，宋少鹏认为不能什么事情都从妇女解放的历史资源中找答案，我们必须正视社会转型的存在，因为“我们已经出现了历史转型，某种意义上结构性的转型已经事实性地存在”。国家需求、家庭伦理，尤其是传统家庭伦理和女性权益之间的冲突已然无法漠视，这其中的博弈、挣扎值得关注与探讨。个体化时代已经到来，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着改变。当下社会中的一些性别议题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结构下展开的，发生的一些论争恰是转型期各种不同价值观念之间发生冲突的体现，包括妇女与妇女之间的冲突。不同处境的妇女对于“何为好女人”是有不同理解的，这不仅仅只是阶级的问题，不可能用政-经结构简单归因的，也涉及到每个具体的文化处境中的人的自我认知，对于自我价值和自我生命意义的认识，所以，妇女/性别研究需要纳入“人文知识思想”研究这个维度，打开或者说突破现有妇女性别研究中的一些瓶颈。宋少鹏认为，要回应本次会议的“再出发”的目标，妇女/性别研究首先需要以自我反省的精神“往回看”，检视以往研究路径与理解方式存在着什么屏障？有无可能走出这个屏障？“人文知识思想”对于既有的妇女/性别研究能否提供一种有益的滋养，帮助打开或者说拓宽既有的研究视域？然后，才能“再出发”。

宋少鹏认为在妇女/性别表面繁盛的背后，可能存在着某些束缚。妇女/性别研究已经渗入到各个学科，学科的宽度在增加的时候，如何增加深度，妇女/性别研究如何对当今中国社会与历史的理解做出自己的贡献是提给这个学科的任务。她认为当前妇女/性别研究可能存在两个明显问题。

首先，性别研究的窄化。妇女/性别研究日益缩小到男-女两个性别群体之间的量化比较，依赖量化方法的使用。量化研究当然非常重要，有助于我们在社会横切面上更好地理解以性别为分类的两个群体的差异，从而有助于在既定起点上推动妇女处境的整体改善，趋进两性的平等。但是，量化研究聚焦“性别”的时候，同时有可能窄化“性别”与其他社会结构之间复杂的特别是历史化的理解。某种意义上，“文化”是特别难以被量化与抽取指标的概念。比如，作为性别概念的男-女两性可以量化，但是作为文化认知概念的“妇女”就无法量化。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妇女”的自我理解是不一样的。

其次，妇女/性别研究的扁平化。所谓扁平化，妇女/性别研究与其他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相似，都崇信“理论”，都借助一套理论范式去言说与叙述，不管是“妇女解放范式”还是“社会性别范式”、抑或是“权利范式”。理论范式帮助我们更简洁地理解历史的时候，也裁剪了历史的丰富性。以“妇女解放范式”为例，理论假设是压迫-反抗机制，其中的酵母就是解放者。土地法和婚姻法是主要的解放机制。似乎妇女天生就能明白自己的受压迫处境，具有天生的反抗意识。并不说是“解放范式”不对，而是说借助理论范式既有的叙述结构，会把复杂地充满暧昧与矛盾的历史扁平化与简单化了。

另外，这种“压迫-解放”范式是典型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解释路径。权利范式同样是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解释路径，“你给我好处，我就跟你走”。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可能更复杂。比如，童养媳经常是作为被压迫者的典型形象，可是现实生活中很多童养媳和养母的感情是不错的。这些妇女的故事就很难进入压迫-解放范式。即使在“压迫-解放”范式内，也存在着如何进一步打开历史的问题。比如，中共作为一个介入性的解放力量，在用这套叙述结构动员时，干部们（妇女干部、地方干部等）是如何结合在地化的文化要素，让妇女认识到自己的被压迫处境、建立起自己“被压迫者”的身份和反抗的可能性？妇女史的研究缺少这类更细致的历史研究。

又比如，当“妇女不走出家庭”是体面家庭与得体的女子行为的时候，怎么能够让绝大多数妇女与她们的家庭认同“妇女走出家庭”是件“好事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不同的人是如何言说与具化“妇女解放”的内涵的？怎么让乡村妇女接受“解放”对于妇女是件好事，解放了的“新女性”是值得追求的？新旧规范之间的转化，并非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的解放路径可以完全涵盖的，还存在“翻心”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妇女/性别研究需要纳入“人文知识思想”的研究维度，只有纳入这个维度，才能帮助我们进一步进入历史、打开历史、贴进历史，更好地解释历史中的人与事。

说到“具体的人”，当然涉及到对于不同妇女之间不同处境的理解，比如“城市女性”与“农村妇女”，“妇女”与“女性”不是相同的性别概念，具有不同的认知结构、不同且具体的文化意涵。不能仅作为经济处境差异的阶级差异。研究者是否有能力避免城市中心的、以城市女性的视角与文化优越去理解农村妇女的处境与自我理解？这都是对研究者的挑战。妇女/性别研究学者首先要具有自我批判的意识。

重提把“文化”重新纳入思考的视域，并不是要再次抛弃政治-经济学的路径，更不是笼统地泛化“文化”，而是要学习打开“文化”的能力，学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贴进有具体处境的具体“妇女”的身心，“文化”本身就是很容易被本质化理解的概念。这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也是学习的过程，更是一个不断地自我反思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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