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之久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回想起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之久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回想起我的母亲，总是感到无比的悲伤和无限的思念。

母亲郭凤英，生于上世纪20年代，一生生育了9个儿女，却有3个不幸夭折。

我记事的时候，大嫂、二嫂已娶过门，家里人口很多，母亲不仅要抚养我们几个儿女，而且还要抚育孙子。同时，承担一大家人的做饭、穿衣、缝补洗浆，家中里里外外，一一都要操劳。

母亲缠过脚，走起路来很不方便。母亲没上过学，但性格很开朗，也很有眼光。在五、六十年代，尽管家里光景不是很好，但母亲还是让所有的儿女、孙子都去上学堂。我记得母亲常说的一句话，“让娃娃们去学校上学，识字学点文化，将来走州串县，给公家干事。”日后，当我走进高等学府的大门，七下江南，九次进京，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当我们兄弟姐妹5人都成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时候；当我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为老百姓干一点事，并小有成就的时候，耳边总会回

响着母亲当年的那句话。

听母亲讲，生我的时候难产。那时正处于50年代后期，公社医院连个妇产科大夫也没有。医生被紧急找来我家，身边刀子、剪子、钳子放一大堆，他建议生不出来只保大人，要将我卸件件。我母亲坚决不同意。就这样母亲忍着痛苦，直到天快黑时，才将我艰难地带到了这个世界上。

我在六、七岁的时候，过继给了叔父家。但是，母亲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放弃对我的关怀，她对我的牵挂反而更多了几分。

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后，“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人们整天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运动当中，生产上不去，人们的生活苦不堪言。我记得，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上要每位同学向班上交一毛钱扫帚钱，别的同学都交了，我还没有交上去。我只好找母亲，母亲东拼西凑终于给我凑齐了一毛钱。我记得，当母亲把这一毛钱放在我的手心的时候，她的脸上是如释重负的满足与快慰。

一个夏天的下午，日子很

长，我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来到母亲家。那时母亲家生活也很是困难，也没有什么零食。但母亲听说我饿了，立马从鸡窝里拿出母鸡刚下的一个鸡蛋，用铁勺炒好，放在了我的面前。我狼吞虎咽地吃下了这个炒鸡蛋，至今仍能回味出那铁勺炒鸡蛋的香味。

我的父亲参加过解放战争，复员后，五、六十年代曾担任过人民公社社长，后来又回到村里担任党支部书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被造反派夺了权。父亲一气之下，于70年代举家迁入延安县柳林公社赵庄村，这个村当时农业基础设施还不错，有几百亩坝地，基本可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但母亲在那个村只住了两年，她放心不下老家的儿孙们。回来后看到留在老家的我们生活过的十分苦难，便态度

坚决地回到了我们身边。我记得母亲回到老家时，我高兴得几夜睡不着觉，总算疼爱自己的人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

三哥长我两岁，我与他一起上山砍柴，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三哥脾气不好，与我经常发生打闹，每次母亲总是护着我，批评我三哥不对。听着母亲安慰我的话，我总是得意的很。日后，我才渐渐地明白，母亲是因为我过继给了叔父家，才更对我疼爱有加。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们班唯独我的凳子上总是绑着坐垫，这个坐垫是用零星布头，按颜色图案兑成棱形，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一直到我参加工作后，办公室仍然常坐着母亲缝制的坐垫。

70年代中期，高中毕业的我回乡参加劳动，那个时期在我的记忆当中，是农村最苦的时候。

我家生活困难，母亲家里也一样困难，母亲家里只要吃好一点的东西，总是捎话或者给我留着。我可以说我是幸运的，我同时享受着养父母和生父母双重的疼爱，这也是我一生最为快乐的一个重要因素。

80年代初，我已参加工作，孩子出生后，母亲与养母轮流着照顾。妻子上班后，孩子尽管送到了养父母家里，但我母亲也经常到养父母家帮着带我的孩子。几年后，我的工作由县里调到地区，家庭生活仍比较困难，特别是我全家迁入延安城后，无立足之地。那时，举全家之力购买了一套楼房后，日子更是紧巴。我住上新楼后，将母亲接到城里。母亲看到楼房新门亮窗，很是高兴。但是，她仅住了几天，就看出我家生活困难。一日，母亲从衣兜里掏出100元

钱，递到我妻子手里说，“我看你们日子很紧张，这是我攒下的，你拿去买菜吧。”从小失去母爱的妻子听到我母亲的这番话，颇为感动。后来，她对我的母亲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关心和照顾，婆媳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在延安工作的二十多年间，母亲会不间断地来到我家小住。七十多岁的母亲，不会用燃气灶，但在我和妻子上班后，总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将土豆削掉皮，将豆角抽掉丝丝掰成段。等我们下班回到家，省了好多饭前的准备工作。

我担任了一定的职务后，母亲见找我来打官司的人很多，时常对我说，“干公家事，对老百姓要好一点，更不能给人家耍态度，办事要公道正派，不要贪图人家的毫毛小利。”这样的话。我记着母亲的告诫，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接访了近万人，办了二千余件案件，却没有和当事人发生过一次冲突。

2002年11月，我去北京出差，突然接到五弟打来的电话，说母亲重病。当我匆匆从北京

回到延安赶到母亲床榻前时，母亲已经不能说话了。她伸出枯瘦的手，紧紧地握着我和妻子手。我们一直陪母亲到深夜，母亲示意我和妻子回养父母家里住。不料想，母亲第二天中午就去世了。我很后悔没有陪母亲的最后一夜，日后的日子里，我追悔莫及。

90年代末，全家人给父亲祝八十大寿。父母席间就叮嘱说，“这一次祝寿，你们都在一起，老四（我排行老四）从小就给叔父抚养去了，一个人要照顾两个老人，担子不轻，将来你兄弟几个都要帮他。特别是两个老人的后事料理，你们兄弟几个人要平分负担。”日后，母亲也再三叮嘱过我的大哥。我知道，母亲这是心疼我啊，就怕我一人势力孤单，难以撑持。

如今，我也已年过半百有余，将要卸任公职解甲归田了。每当回想起母亲一生起鸡叫睡半夜，没明没黑的劳作时，就感慨良多。母亲一生，不仅养育了我们6个子女，同时，还抚养了17个孙子和孙女。母爱无言，恩深似海，点点滴滴，又怎能言说得尽呢？

●韩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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