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冰庐
相较林林总总的岁时节日习俗,冬至不算最具浓烈气氛的节日,但在古代,冬至节却备受抬举,和过年、端午、中秋并列为四大节日。而从某一方面看,则又不同:除了过年、元宵、端午、七夕、中秋等以月球绕地球的阴历节日外,从天文学、气象学及农事、农时意义上讲,以实实在在的二十四节气认真过节者,除了清明节之外,非冬至莫属了,此其一;冬至节在目前传统风俗急剧变异和消歇的情况下,在陕北却能较完好地得以传承,原因值得探讨,此其二;更重要的,二十四节气是始于冬至,并以冬至为临界点。它的节日习俗并不限于节日本身,与之相连的是数九,其与天文、气象、农时、农事相结合的科学、民俗者两相融的胶着状态值得探讨,此其三。本此三者,谨试释其文化蕴涵。
1、时令科学——
古代天文学的民间承传
冬至在我国,初始并非源于风俗,而是源于天文科学。我们的祖先早在周朝就已根据昼夜的时间长短测出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个节气。在北半球,冬至这一天白昼最短,黑夜最长;夏至则相反,白昼最长,黑夜最短。而在春分和秋分,则昼夜相停。迨至秦汉,结合农事活动,由此四节扩而大之,形成了表示天文、气候和农事结合上大约时隔半月一次的二十四节气。“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就是民间流传的便于记忆成诵的口诀。但二十四节气又分为“节气”十二:小寒、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中气十二:冬至、大寒、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
由此可以看出,古人测节令,首先测出的是冬至、夏至两个“日至”和春分、秋分两个“日中”;而冬至又居十二中气之首,古人还据此发明了日晷,即在晷盘面上插以垂直的晷针,根据影子的长短,确定太阳之远近。《周礼》上就有冬至日“影长一丈三尺”、夏至日“影长一尺有五寸”的说法。日晷的种类很多,发明的时间很早,但史书上明确而又可靠的记载是隋朝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的地平日晷。而这种日晷又恰恰是袁充在鄜州司马任上发明的。当时的鄜州即今陕北黄陵县的杏城,可见陕北与日晷有缘。联系到以“子午岭”命名的山在陕北,国家大地原点也在陕西,这不是偶然的,是陕北自古就有非常重视时令科学的优良传统。
2、祈水驱虫——
天地崇拜的具化表现
陕北是窑洞的世界,走进农家窑洞院落,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分别嵌于并联窑洞之间窑腿上的两座小小神龛,左(或东)为“天地牌子”(天地堂),右(或西)为“土地堂”。两堂家家都有,但却没有其他地方阖村所盖的土地庙,或如土谷祠。这应当视为农家把天坛和地坛微缩后移至自家庭院,以便随时供奉。
天地牌子和土地爷是陕北人冬至节特别敬奉的神祇,在这里,天和地所代表的是全能的大自然,体现的是农家的自然崇拜。而冬至节特别对两堂上香吊表,祀奉有加,却有其特定的功利目的,那就是从天文、气象上归结到农牧活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槽头兴旺。对陕北来说,危害农作物及草场最大的自然灾害是虫灾和旱灾。如此,则对天地的崇拜就特指对水的崇拜了。冬除日磨顶占冰视其冰之高低和裂纹,实则表示降雨量之大小,是对水的期盼;子夜抢籽头担水风俗,全国各族中都有,但多为大年夜,而陕北却独在冬至夜,并非泛泛所指,而是特指滋润农作物的吉祥水,实为集中到农业生产上的水崇拜。
虫灾也是陕北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最严重的是危害玉米的玉米螟和粘虫,危害小麦的蚜虫,危害豆类等小杂粮的金龟子和红蜘蛛。作物入仓之后,则有“铁嘴”(豆象)蛀空籽粒。对这些影响人类生存的小虫,人们在无力弭患的情况下,认为这是天降神虫,应当寻求超自然力的保护:“炒百虫足”。认为农作物果实经高温爆炒之后,断其足,等于消灭了虫害。“冬至炒一炒,来年好一好”,就是这种寻求超自然力保护的积极举措。
3、上风下习——
民间习俗的传承例证
《周礼》上说:“俗者习也,上所化曰风,下所习曰俗。”按孔颖达对风俗的解释以为,由自然条件不同所形成的习尚为“风”,按地理环境不同形成的习俗为“俗”。二者不尽一致。此处估按《周礼》说解读陕北冬至风俗,可以使我们明晰地看出陕北冬至是由上风而下习的典型例证。
早在周代,冬至日就有了祭祀神鬼的活动,春秋时期发展而为贺冬的礼仪。及至汉,贺冬礼规模更大,百官放假,商人歇市,皇帝要去郊外祭天,形同国之大典。陕西是周秦汉唐的统治中心,作为近京之地的陕北,无论是鬼方,还是雍州、上郡、鄜延路,浸染此俗当得风气之先,这也是此风在陕北根深蒂固的原因。
延及宋代,大学者周密在其《武林旧事》“冬至”项下说:“朝廷大朝会庆贺,排当并如元旦仪。而都人最重一阳贺冬,车马皆华整鲜好,五鼓已填拥杂逻于九街,妇人小儿,服饰华耀,往来如云;三日之内,店肆皆罢市,垂帘饮博,谓之做节。”又在“十一月冬至”项下说:“举行典礼,四方则之为师最是。冬至岁节,士庶所重。”从皇上至庶民百姓,朝野上下,如醉如痴和过大年一样地“作节”,其风俗画面不亚于《清明上河图》的排场。周密是宋末人,这幅风俗画描绘的自然是“却把杭州作汴州”的临安过冬至的情形。但苦难的陕北却恰恰在这一时期成为宋、西夏、金、元征战数百年的厮杀之地,也正是陕北民族大融合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将士戍边、军垦、流放充军的结果是,全国各地的风俗习惯通过横向传播在陕北落户。这也是陕北节日习俗如此丰满实在的原因之一,不独冬至节为然。由此可以看出,陕北冬至节是上风下俗传承的较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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