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 老兵梁克兴对此深有感触—— “是陕北大娘 救了我的命”

梁克兴老人

在此次采访活动中，西安晚报“红星‘陕\’耀”采访团探寻得知，延安市富县有一位亲历过转战陕北的老战士。3月25日，记者在富县北道德乡任家洼村见到了今年已经89岁高龄的梁克兴老人。

15岁参军的“红小鬼”

“我的命很苦，3岁多母亲就去世了，对母亲没有一点儿记忆。记事起就和父亲哥哥相依为命，我还有一个小弟弟，我们父子四人组成的这个家庭，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地方最穷的家了。”在家人的陪伴下，梁克兴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老人家说，他1928年农历3月28日出生于富县北道德乡任家洼村。1943年春天，村里来了征兵干部。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报名参了军。

“我参军时刚跟15岁沾了个边儿，当时的部队是西北野战军富县警卫队。我们的警卫队队长叫郭凤歧，是富县羊泉乡郭丰村人。警卫队几乎全是我们这一批富县的兵。我们先在警卫队训练了一个月，然后根据年龄分了班，我们这些年龄小的被分在一个班，任务就是看管俘虏。”梁克兴老人说，因为他们班都是些娃娃兵，因此，部队领导和大一点儿的同志把他们班称为“小鬼娃娃班”。

“部队当时生活条件也很艰苦，但比起家里要好多了。当时我们负责看管俘虏，领导让把最好的伙食给对方吃，我们心里不服气，队长就给我们做工作，说是优待俘虏。因为对俘虏好，好些人最后都加入了咱们的部队。”老人说，几个月后，他被调到了团卫生队学习卫生知识，随后就被调到野战医院当了卫生员。

野战医院干革命

“在野战医院当卫生员，就是在团卫生队学习的卫生知识，我们在野战医院就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我的医疗知识，就是在那个时候学成的。”梁克兴老人说，医院里有一位姓张的西安籍医生，没有他的帮助，自己的医疗水平“上不去”，因此他直到现在，都很感谢这位张医生。

“叫什么名字我忘了，我们都叫他张医生，人非常好，我们医院的好多病人都是他看好的，好多人都重返了战场。听说人家是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大家都很敬佩他。张医生还没有架子，不忙的时候，就把我们集中起来教医学知识，有时候手把手教我们。时间长了，大家的水平提高了，当卫生员胆子也就更大了。”

梁克兴老人说，从1943年秋天到1946年年底，他一直在野战医院当卫生员。这期间让他印象最深的事有两件。

“我们野战医院当时在金盆湾，伤病员多，大部分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记得有一次都二半夜了，突然就有一批伤员运送到了医院。忙了一天的大家顾不上休息，赶紧就往病房里抬伤员。经过简单的甄别，轻伤员就转到了普通病房进行护理，危重伤员就赶紧送到急救室抢救。有一个腿断了的伤员需要紧急输血，张医生就第一个把自己的袖子挽起来献血。献完血后，又开始做手术。天快亮的时候，手术做好了，病人抢救过来了，张医生也累得瘫在地上，最后还是大家把他背回窑洞休息。”

“还有一次，是我在护理伤员时，有些伤员不理解我，就出口伤人，我感到很委屈就闹情绪了，最后，还是人家张医生给我做通了思想工作。”梁克兴老人说，按照病情和伤情，有些伤员在一定的时间内是禁止喝水的，有的伤员不但不能喝水，而且还不能吃盐和辣椒。因此，有些伤员不理解就抱怨说难听话。“伤病员都不懂医术，咱要理解他们。千万不能因为伤员冲咱发个牢骚，咱就闹情绪啊！”梁克兴老人说，张医生的话，让他记一辈子。

陕北大娘为救我负了伤

梁克兴老人说，1946年的冬天，按上级的命令，野战医院分散转移到甘泉县的二道窑子。过完春节后，医院派他和其他几位卫生员到甘泉县一个叫“拐峁”的地方去照看病人。 “那是一个深沟渠，在甘泉啥地方我想不起来了。在沟掌半崖上有一排窑洞，里面全是伤病员。我们到那里后，我被分在了内科看病号，其他人被分在了外科护理伤员。我们内科病人人少，有闲暇时间，领导就决定让我们内科的护理人员给伤病员送饭。”梁克兴老人说，当时为了不暴露目标，做饭都是在当地老乡家里进行，饭做好后，他们就从老乡家把饭送到医院，然后分给各个窑洞内的病人。

梁克兴回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7年的3月。

“3月份的一天，我和我们内科的王护士长护理完病人后，就去老乡家拿饭了，送完饭返回老乡家时，听到老乡家的猪一直在嚎叫，我们刚走到老乡家窑垴上，就看到一个老太太站在窑背上给我们这边招手，喊着让我们快跑，说胡宗南的兵上来了，我们一听就撒腿往回跑。”梁克兴老人说，当时他们还不清楚敌人来了多少人，他们跑回来通知大家转移伤病员时，偷偷溜出村子的炊事员回来说，敌军来了一个连的兵，都是便衣，抢夺完老乡家里的财物后匆匆离开了。

“幸亏老大娘通风报信，不然我和护士长都活不了。敌人当时把村里的东西全部抢完了。老大娘为了给我们报信，被敌军打了几枪托，身上有伤。我非常感谢她，没有她，也没有现在的我。陕北老百姓养育、救助了咱们啊！”梁克兴老人说，老大娘的救命之恩，他一辈子都记着。

传错军令受了批评

“我们把伤病员转移走后，到村子里给老大娘治伤，刚给大娘上好药，没想到敌人二次返了回来。这一次来的人更多，都穿着国民党的军服。我和护士长、炊事员来不及跑了，就直接从老人家院子旁边的一个沟渠跳了下去，然后钻到梢林里了。我们顺着沟渠往出跑时，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往梢林里一边打枪一边追，炊事员脚受伤了跑不动，被敌人抓住杀害了。”梁克兴老人回忆说，逃出敌人追击的他们，在大山里遇见了延安游击支队的人。

“游击支队了解了我俩的情况后，把护士长分到了六连，我留在队部成了勤务兵。游击支队改编后，我成了一营一连连队的通讯员。”梁克兴老人回忆，从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到1949年全国解放，他一直是连队里的通讯员。在当通讯员期间，他因为传错命令还挨过批评。

“瓦子街战役前，我都是一个老通讯员了，一直都没有犯过错。可是偏偏在瓦子街战役期间，我传错了令，挨了批评。我们当时在行军途中，那一天晚上前半夜我就传了7次令，命令内容各不相同。从队部到一营一连，有六七里路。后半夜时领导又让传令，内容是‘把背包打起来，待命出发。\’我听错了，传令到连队时，说成是‘把背包解开，睡觉\’。”梁克兴老人说到此处，脸色红了起来。老人家停顿了一会儿又说：“其他连都到了，唯独不见一连，领导等了一会儿不见一连的战士，就派人去看情况，结果发现全连战士都在睡觉。查出是我传错了命令。”梁克兴老人说，他们一营营长叫王家英（音），是甘泉人，营长当时非常生气，就冲着自己说：“你这个小鬼娃娃，咋能传错令了？这是在行军，如果是打仗，就枪毙了！”

梁克兴老人说，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犯过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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