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符号印章在四川荥经求解（上）

汉字“王”与图纹并用的巴蜀印章。

战国巴蜀圆形“心”纹青铜印章。

战国巴蜀圆形兽钮“王”字纹青铜印章。

荥经县博物馆LOGO。

战国巴蜀圆形“月牙”纹青铜印章。

犍为出土“王”字与图纹印章。

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

战国巴蜀长方形兽钮“王”字青铜印章。

战国巴蜀“王”字纹青铜印章。

三星堆青铜器立人。

□李后强

符号印是中国的文化特色。其中，巴蜀符号印章最为诡秘，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或考古界的“哥德巴赫猜想”，至今无人破解。

这类印章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印面所铸的主要是虎纹、手心纹、花蒂纹、卷云、水波和动植物等，而不是汉字（少数有混用），与中原玺印有很大不同。

从1954年在四川昭化宝轮院出土巴蜀符号印章至今，在四川境内有20多处出土这类战国时期的奇特印章共计100余枚，地点遍及四川东西南北中。而在四川荥经县就出土了80多枚，最为集中和丰富，因此荥经县成为破解巴蜀符号印章的突破口和主战场。

巴蜀符号是一种“过渡图字”

巴蜀符号印章是指印面有巴蜀地区特有的图语符号的印章，其分布以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为核心区域。战国早期发现虽少，但已较为成熟，战国晚期形制多样化、复杂化。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大伦等在“考古视角下的巴蜀印章研究”一文中指出，巴蜀印章与墓葬的形制、大小、葬式、随葬品数量的多寡及种类、性别等无关，不是墓主身份等级、财富的标志，而可能是表示其所有者从事某种职业或具有某种技能。在各地出土巴蜀印章的墓中，多见铜饰件，其在未出土印章的墓中甚为少见，应与印章有关。高大伦等学者的观点，很有启发性。

为破解巴蜀符号印章，我们用“还原法”（回到战国时期的经济社会状况进行）和“结合法”（把兵器与印章、符号与汉字结合研究），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

我们发现，巴蜀符号是一种“过渡图字”，既不是纯粹的图形，也不是纯粹的文字，正处于从图到字的转化过程中，相当于六七个月的胎儿，是中原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外域文化的混合产物，绝不是一种文字，因此印面图形类似“日语”，好像认识但又不知其意，既有汉字，又有外来语、“平假名”、“片假名”。世界上只有日语是混杂文字。从这点似乎可以推测，“日语特征”发源于四川特别是荥经的图语符号。

“巴蜀符号印章”表示所有者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具有某种技能，相当于今天的“驾驶证”“会计证”“工程师证”或者“工作证”等证件，有“王”字的印章由官方颁发，没有“王”字印章属于私人篆刻，类似闲章和肖形玺。

为何一直没破解巴蜀符号？

原因在于研究方法有错误。一是从单一文字角度研究。过去几十年对巴蜀符号印章的研究，主要讨论其外观、形制，或研究图语符号的组合，或讨论图语符号是不是文字、如何释读，或从玺印的角度讨论其性质、功用、源流等问题。总是从一个方面去研究符号的一般文字意义，没有进行全面综合性研究，实际上这些印章是极端个性化的，每一个都不一样，图形具有特殊性、没有普遍意义，其功用就是私人印章、闲章，类似现在画家、书法家的个人闲章。

二是用今天的高科技“互联网”思维去看待古人、美化古人。古代生产力极端落后，没有今天的手机和计算机，没有航天器和高速路。只要回到当时的生产状况，我们就知道，三星堆青铜器立人的手势可能是划船（鱼凫氏）、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可能是“炉火烤鸟”（中间是炉火、周围是四只鸟），三星堆人物面部造型可能都是巫师面具等，这种解释当然会让许多人失望甚至生气，但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可以有不同的猜想。

三是人类都是从没有文字到有文字，次序是从图形～符号～文字。甲骨文是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的文化产物，距今约3600多年的历史。根据北京大学孙华教授对古蜀五个朝代的时间划分，我们认为，距今4619年至4019年前为宝墩文化（主要是蚕丛，夏早），距今4019年至3819年前为鱼凫文化（可能是柏灌、鱼凫，夏晚），距今3819年至3219年前为三星堆文化（主要是鱼凫，商代），距今3219年至2919年前为十二桥文化、金沙文化（可能是鱼凫、杜宇，商晚、西周），距今2919年至2519年前为新一村文化（可能是杜宇、开明，东周），距今2519年至2119年前为青羊宫文化（开明晚期，巴蜀文化晚期），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朝代各数百年。金沙古城在距今3219年至2669年之间，主要在杜宇时代。在杜宇与开明之间发生了巨大洪灾，洪灾之后瘟疫灭了杜宇时代的金沙古城。

巴蜀什么时候有文字？大禹夏朝（4089年前）宝墩、鱼凫文化时期有图形，商朝（3618年前）三星堆文化时期有符号，周朝（3064年前）金沙文化时期符号向文字转变，但巴蜀符号没有来得及演化成表意文字，金沙古城就被洪水和瘟疫所摧毁，就被中原文化、楚文化同化，所以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字体系。

巴蜀符号是模仿自然现象（动植物、云水、山谷等形态）雕刻成的图纹，处于象形字前期，不是真正的文字（如殷商甲骨文）。因为在向表意文字进化中遇到了灾害和外来文化侵入，于是“夭折”，死于腹中而“流产”，这是西汉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说古蜀“不晓文字”的真相。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无法书面传递和储存重要信息，公元前316年（开明时期）古蜀被秦国所灭。青川战国木牍（公元前309年，隶书）、达州渠县城遗址15枚竹木简牍，都说明秦以前巴蜀已经在使用中原汉字。古巴蜀没有自己的文字，而要用今天的汉字去解读，当然不会成功。

为何符号在战国船棺中被发现？

印章是私有制出现以后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是大分裂时代，大小国家有140多个（诸侯国），较大的有7个（七雄），百家争鸣，汉字虽还未统一，但各国的文字已经相对系统、成熟，加之青铜器的制作工艺也已达到较高水平，印章得到蓬勃发展，各类印章开始大量出现，承担了重要的社会功能。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争雄，战事频繁，有大量的文件情报传递，因此各地官员及权力机关需要独特的封缄形式来保证文件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这一类印玺用来钤在往来简牍的封泥上，材质多数为青铜，也有许多玉质印。

战国时期广泛使用的印章，其质地、形状、钮式乃至用字多寡、玺文排列等均无固定的模式。玺文为战国古文，用阴阳两法镌刻，结构多紧密，笔划圆转多姿，印面布局错落有致，和谐自然。

今天能够确证的先秦古印多属战国时期，遗存古玺约有6000余方，分官玺、私玺两大类。官玺仅约300方，绝大部分是私玺。战国玺印是官吏佩带和使用的印章，那时已有拜官授印、辞官交印、罢官收印的制度，每官均有相应的官玺，以作为其身份等级及行使权力的凭证。遗存官玺有铜、玉、陶等质地，多数为铜质。战国私人印章，今遗存的铜质居多。

铜私玺形制多种多样，印体有方、长方、圆、椭圆、半圆及心形、月牙形、矩形等不规则形状。纽有鼻、亭、蛇、鸟、兽、带勾等式。私玺可分姓名玺、闲文玺、肖形玺3类。有的印面刻姓名，有的仅刻单姓或单名，玺文1～4字不等。姓名玺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姓氏，仅双姓就有近50种，不少姓氏早已失传，甚至有的姓氏文献中亦无记载。闲文玺或称成语玺。遗存闲文玺有120余种，重文者达七八百方，分为①修身类：敬身、敬事、中正、上下和等，此类文字多出儒家经典，反映了儒家学说在战国时期的深远影响；②言志类：得志、偄事得志（知）、王孙之右等，这类玺文表现出作者的某种情趣或志向；③吉语类：善、吉、富、宜官、千秋、万金、出内大吉等，这类玺文表现出作者对官禄、财富、福寿的向往和祈求。肖形玺就是印面多是单独镌刻图纹，也有刻图纹于玺文旁，作为玺文的装饰。肖形玺的形制与文字玺无别。阴、阳纹并见，多模铸，图像多虎、凤、鹿、独角兽等吉祥动物。

在荥经县出土的巴蜀符号印章就有“王”“敬事”“富”“万岁”“可行”等汉字，这充分说明是战国私印而不是官印，属于修身和吉语类，因为拜官授印、辞官交印、罢官收印，官印不可能随葬。船棺是水运民族的习俗，四川是千河之省，因此四川盆地船棺最多。荥经县曾经是青衣羌国和岷山王国所在地，有青衣江，荥河与经河，古代蚕丛、楚庄王后裔、安阳王在此劳作，所以出土“王”字印章最多。那些印章可能是水师、商号的标志。有印章的墓主不一定是官员，可能是工匠技师，但有船棺又有印章的墓主肯定是官员，主要是大商人、皇亲国戚。

印章图片来源：荥经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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