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企领跑者话说童恩文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李银昭 杨璐

童恩文，你认识吗？

多年没见面的一个朋友问记者。

在成都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一个普通市民，不知道童恩文，也许是正常的事，而作为在四川专门从事经济报道的记者，不知道童恩文，就不太正常了。

童恩文就是“菊乐”的老板和创始人。

知道童恩文，不是因为他是朋友的老板。知道他的时间可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年成都市没现在这么大，只有两个区，靠东边的叫东城区，靠西边的叫西城区。借全国改革开放之大势，当年西城区的书记是后来成为四川省政协主席的陶武先。当时的西城区率全市甚至是率四川之先，与广东、浙江等沿海城市遥相呼应，发展市场经济，鼓励企业创新。其中每年一度的“少城企业家”评选和表彰，为当年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里的四川吹来了一股新鲜的改革之风，开放之风，发展之风。童恩文就是当年那群最早的“少城企业家”之一。记者大约两次去过“菊乐”采访，一次是菊乐企业上“利乐包”生产线，一次是“菊乐”出租汽车公司作为全国第一家民营出租公司的成立。但对 “菊乐”这家企业和童老板，记者一直关注。

“童老板是一个少见的好老板，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菊乐\’”。朋友的话里全是掩藏不住的真诚。眼下这世风，员工这样说企业，不多，员工这样说老板，更不多。

作为成都的一家食品饮料企业，与它同时代做食品的企业，先后有耀华食品、天府可乐、华西饮料、五福饮料、新蓉饮料、老成都牛肉干、蓉新蓉泡菜等，可现在还 “健在”的企业，不多，大概惟有“菊乐”。这是从行业上来说。

我们再从“少城企业家”当年的那个群体来看，如保险柜厂、东风门窗厂，现代钢家具厂等，很多企业早就不复存在了，在记者获知的有限信息里，当年的“少城企业家”群体，好像没有一个企业还继续在做实业。中国改革开放历经30多年，起起伏伏，大浪淘沙。从当年成都食品饮料行业，再到“少城企业家”群体，在这两个“坐标”上，为何成都菊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能走到今天，仍然“菊花乐放”。当然，成功的企业，有很多因素，但作为“菊乐”企业的老板，童恩文无疑是所有因素里面最重要的。

舍得童恩文

要读懂一个企业，尤其是那些成功的企业，首先要读懂企业的老板。老板是企业的中心和灵魂。企业是老板综合能力的延展，是人格魅力的体现。面对“菊乐”，我们先面对童恩文。我们从童恩文在人生重大诱惑面前的选择，就可见他的智慧、品格和魅力。

人都渴望成功，渴望伟大。而实现这种成功或伟大的最直接的证明就是手中的权力和金钱。在权、钱面前能做出有益于一生的正确选择的人不多，童恩文是其中一个。

第一次是面对当官的选择。

从工厂的技术员，一路做到厂长的童恩文，在1981年被成都市西城区组织部约见谈话，要提拔他担任当时西城区的副区长，并提交区人民代表大会表决，他作为第一候选人。面对这个许多人做梦都想的好事，童恩文却作出了一个几乎让所有人都难以理解的决定。他放弃当副区长的机会，愿意继续留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集体企业工作。他反复给区里领导解释。到了区人大开会的时候，区领导不得不临时到各代表组去通知“童恩文实在不愿任此职，选他人吧！”

童恩文说，想到去做官，一天到晚主要时间都在机关里，开会、学习、写报告、谈体会， “我天性好动，喜欢做具体工作，怕没能力适应那种工作。”

面对当官的诱惑，童恩文是这样，面对留在香港挣大钱、过好日子的诱惑，他该作何选择呢？

从童恩文的父辈和祖辈来看，童家应该是一个有名望的家族。改革开放初期，童恩文获准到香港去探亲，探望二十多年未见面的姐姐。童恩文的姐姐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牙医专业毕业生，姐夫在尖沙嘴开牙医诊所，在香港是收入颇丰的人士，也有较好的社会地位。

当时的赴港探亲证没有单程双程之分，凭通行证可合法留在香港居住，亲朋好友都劝童恩文留在香港。彼时的童恩文三十多岁，年富力强，在内地月收入仅五十多元人民币，而香港那时一个工人的月薪就达两千多港币。对于有能力、有才干的童恩文来说，留在香港，会有大把的发展机会。

目睹了香港与内地巨大的经济差距，童恩文的内心也有过反复的挣扎。他最终再次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选择：没有留在香港，而是凝然返回内地。甚至在过海关时，海关的人都劝他考虑清楚。

回首人生这两次大的选择，童恩文没有“不堪”，而是发出会心的微笑。他说，当时他已是“菊乐”的厂长，从小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和价值取向，让他无法成为在航船未沉之前就弃船而逃的“船长”。尽管当时在做决定的时候是经过了千辛万苦，甚至是痛苦的挣扎，但当决定做出之后，他从未后悔过，现在说起那段往事，童恩文认为，一个人在得到什么之前，先要想好放弃什么，舍去什么，这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生命状态。

那么，童恩文在如此诱惑面前，为何能做出冷静和智慧的选择呢？也许这跟他的家庭和经历有关。

名门童恩文

在湖南宁乡，童恩文的祖辈因几代人多有功名，成为了当地有名的望族。

小的时候，家里客厅墙壁上有一块丝绸装饰，听家人说，这块丝绸是太爷爷当年在清朝做官时官服的一部分，就是胸前那个标志品阶的方形图案，即民间老百姓说的“补子”，文官是一种鸟的图案。官位不同，鸟的种类也不同。

所以童恩文很小就知道，童家在晚清80年中出过两个举人。其中一人是童恩文的太爷爷童兆蓉，而另一位是童兆蓉的堂兄弟童秀春。

1867年，童恩文太爷爷童兆蓉29岁时考中举人，后从军，屡获军功得以升迁，做了多地知府，为官30多年，官至温州道员，赏头品顶戴。因平反冤假错案、官费资助高材生留洋等，领浙省一时风气。民众自发修建“童公亭”。1994年因台风，“童公亭”被毁过一次，当地民众随后修葺一新，这让童恩文至今非常感动：一个已经过去一百年的官员，居然还有民众愿意为他重新修亭。说明为百姓做了好事，永远有人记得。

到了童恩文父亲这辈，仍是名望之家。父亲童凯，出生在宁乡童家大屋，后去美留学，毕业于哈佛大学，是中国第一代电信专家。

童凯回国后一直在教书，初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其间，位于天津的中国第一个商业广播电台即由他负责建设。20世纪30年代初，童恩文的父母举行婚礼，证婚人是鼎鼎大名的胡适。

1956年，国家决定在成都设立一所专门的电讯工程学院，也是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之一。作为留美的专家，童恩文的父亲被调往成都。当时，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只有两个系，一个是有线电系；另一个是无线电系。童恩文的父亲童凯任无线电系主任兼学校的图书馆长。

改革开放后，童恩文父母被其姐姐接至香港、美国居住。童凯晚年坚决要叶落归根，回到国内，1984年因病逝世于成都。

童恩文的父族是书香门第、名门望族。童恩文的母亲曹曼殊是教会学校上海沪江大学的大学生，宁乡牛角湾人，祖上也是望族。其中，马英九的母亲，小时候就长住在童恩文的外婆家，和童恩文外婆家是亲戚关系，从小就和童恩文外婆、姨妈、妈妈都非常熟，她1980年到美国，就是住在童恩文美国的姨妈家里。

马英九当选的前一年，童恩文还到台湾专门拜望了马英九的母亲，并一起共进晚餐。

作为名门之后，尽管从中学时候起，童恩文就走上了一条坎坷的人生之路，但他不论处于何等境遇，都诚实地做人做事，延续着父母祖上简朴的家风和荣光。

创新童恩文

有人说，童恩文并不是经营管理的天才，但“菊乐”为什么在每一个关键时期，都能顺利地转型，都能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纵观“菊乐”的五十年，它每一步，都伴随着两个字：创新。从创办菊乐到菊乐终于被打造成中国奶制品的知名品牌，几十年的不断积累，几十年的不断发展，使童恩文认识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够真正地抓住消费者，进而巩固整个市场。

生于1980年代初的许多人，应该都还记得小时候吃过的“果汁大冰”。到了夏天，不论是在课间操的学生，还是晚饭后散步的市民，吃上一个菊乐牌的“果汁大冰”，定是消夏和解馋的好零食。这就是菊乐在1990年代初的创新产品，导致后来许多厂家跟着学，一窝蜂地效仿。

“菊乐”转入乳品生产也是创新的结果。1993年，公司投入1600万元购进西南地区第一条利乐包灌装线，主要生产柠檬茶、菊花茶、豆奶等饮料，但公司连续两年遭遇亏损，且两年之内食品公司的两任经理先后辞职。童恩文在对国内外市场考察分析后，果断做出了转型的决策：由原来的饮料生产，转向奶制品生产。对这一转型，童恩文付出了全部心血。从引进生产线到产品生产、包装、销售各个环节，都是他亲自管理。严格的管理和高起点的市场切入，使“菊乐”纯牛奶一上市就受到了欢迎，销售业绩节节攀升。

“菊乐”的拳头产品，“菊乐酸乐奶”已连续畅销了十七年。1997年，当市场上还只有适合儿童饮用的“乐百氏、娃哈哈、太阳神”等乳酸饮料时，童恩文已经开始思考：我们能不能生产成人也喜欢的乳酸饮料？就这样，经过不断创新， “菊乐酸乐奶”诞生，至今畅销不衰。

因信任危机，2008年，是中国乳制品行业危机四伏的一年。对于信任危机，菊乐人反而是看到了新的机遇，在消费者与企业之间，找到了调和信任危机的突破口，那就是：做最真实的产品，靠产品特性赢得消费者的心。于是，菊乐农场鲜牛奶这一经典产品应运而生。

丝奇经典酸奶、仟牧源高端牛奶、超醇酸奶、乳酪工坊，一个又一个创新的乳品系列，完善了菊乐的产品结构。

对产品的创新是这样，对企业机制的创新也是菊乐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

有恒产才有恒心。“菊乐”在打破集体企业工资标准，自行制定了企业新的分配制度，拉大了收入档次，极大地调动了职工、技术人员与销售人员的积极性之后，1992年童恩文又在成都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中第一个开始全面转制，实行股份制改造，从根本上转变了企业的体制。除了内部股改以外，在1992年，企业又抓住成都股票市场极其火爆的机遇，经成都市体改委批准，向社会募集到1000万元的现金，当年引进的第一条瑞典利乐公司无菌灌装线，用的就是这笔资金，并开始了菊乐公司与利乐公司的长期合作。

榜样童恩文

在菊乐，上至公司高层，下至普通员工，或许都能说上几件和“童老板”之间的趣事。

炊事员给童恩文打了饭，收发室工作人员给童恩文送了报纸，司机给童恩文开车后，都会收到一声真诚的“谢谢”。在员工面前，童恩文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老板，就如一位大哥，一位长者。

已在菊乐工作了近十五年的记者的那位朋友至今还记得，她刚来菊乐上班不久，一位机关领导说童恩文是个舍不得花钱的吝啬老板。但在朋友眼里 ：童老板是她遇到过的对员工最好的企业家。

她说，每年，公司都要按照销售、生产、行政分别组织员工去国内外旅游，明眼人都懂这个花费有多大。十余年来，在朋友的记忆中，菊乐人足迹遍布国内大江南北、三山五岳、东南西北中；国外也不胜枚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欧洲各国、土耳其……记得有一年，童总安排一线员工去澳大利亚旅游，那是怎样的旅游团队啊，很多人没有出过国，甚至连飞机都没有坐过，仅仅因为他们是在菊乐有三十年工龄的人，那种惊奇、喜悦和感激不言而喻。

童恩文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极富传奇色彩的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说的一句“Old soldiers nev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慢慢凋零）。

童恩文说，人肯定会死去，但是一个人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留下的责任和精神却会传承下去。企业亦是如此，企业的文化和企业的精神也是可以传承下去的。

他说，中国很多企业的寿命都很短，菊乐能够有五十年的生产和发展，必然有支撑企业长时间发展的精神和文化。

在1983年—1992年企业改制的整个过程中，有两点童恩文特别注意，一是严格在国家的法规之内进行；二是企业改制要公平、公正，凭良心办事。企业的大部分股份都分给了职工，当时的全体职工包括退休职工，根据工作年限、岗位、贡献等因素都拥有不同数量股份。

1990年代中期菊乐发行了股票，迄今为止年年分红，股票没有上市，没有谁要求发行股票企业每年必须分红，而童恩文做到了让红利每年惠及菊乐的股票持有者。童恩文说，一个人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到先公后私，大公小私。

童恩文说，在菊乐的企业文化里，很重视诚信。对市场诚信，对用户诚信，对政府诚信。菊乐现在每年对国家都有税收贡献，而且每年都在增长。在纳税问题上，菊乐从不含糊。例如：成都市2006年开始，政府买单为全市近2万低保学生免费提供学生饮用奶，仅此一项，一学年就有上百万的财政奶款划到菊乐账户，按规定，这笔款是不需要企业出具发票的，但菊乐依然出具正式发票，照票纳税。不仅如此，就连“5·12”地震期间，菊乐为灾区捐赠百万乳品，牛奶分期分批送到了灾区，发票也一张一张地开出！这就是菊乐，自始至终，中规中矩，自觉主动为国家纳税！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童恩文的言行举止，言传身教，一种坦荡、诚信、先公后私的文化氛围在“菊乐”逐渐形成。

边缘童恩文

一个人是否有品位，不是看他上班做什么，而是看他下班之后的业余时间都干了些什么。“菊乐”稳健地走过了五十年，随着时间的远去，“菊乐”正在渐渐成为四川行业和一个时代的标志。沿着企业的成长轨迹，我们发现，作为企业家的童恩文，不论上班还是下班，似乎更喜欢按照自己对生活和事物的理解去做，就像一个走路不走中间，喜欢在路的边缘蹦蹦跳跳快乐走路的孩童。童恩文在边缘上思考，在边缘上钻研，在边缘上愉快地生活和工作，这反而让“菊乐”在他的掌管之下实现了无为而治，无为而发展。

走进童恩文的办公室，房间的位置、规格和设施，不会使人想到这是一个企业老板的办公室，与惯常老总们办公室高大上的豪华摆设完全沾不上边，但舒适，雅致，尤其是墙壁上的几张摄影艺术画，平添了几分雅兴和品位。童恩文作为企业老板，与时下的惯例相比，似乎他不太愿意按常规出牌。比如，除了正常的工作交往和联系以外，他不愿意把业余时间用在人际的交往和应酬上。他早就提出从“菊乐”做起，在企业与银行之间，建立起一种正常的银企关系，在企业与政府之间，建立起一种正常的政商关系。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企业，要想有大的发展，要想干出一番成就，就不能把各种正常的关系搞得不正常，甚至搞成庸俗化，反之，将贻害人生，贻害事业。

与童恩文面对面交流，他办公室墙壁上挂着一张狗的摄影画。据说他喜欢动物，喜欢摄影，喜欢阅读，喜欢南极和非洲。一位员工介绍说，看童总对待动物的态度，尤其是童总对待流浪狗的态度，就知道这人的心有多善良和柔软。有一颗善良和柔软的心的人，无疑是一个仁爱之人。仁爱，这也是世界经营大师稻盛和夫最基本的做人做事态度。

说起南极和非洲，很多人都只能心向往之，对于童恩文来说，他已连续多年往返于那些人烟稀少的地方，在那里他看天空，看大地，看冰川，看奔跑的动物。每次返蓉，他都带回数千张珍贵的摄影作品。一位员工在看了童恩文拍摄的这些照片后说，也许就是这些看似在企业边缘的这些爱好，使童总视野宏阔，思维敏捷，反过来，恰恰是这些宏阔的视野，敏捷的思维，使我们的企业五十年来稳健地走到了今天。

一路走来，其实童恩文的人生一直都行走在主流的边缘上。

1965年童恩文高考中名落孙山。在数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童恩文才了解到成绩优异的自己名落孙山真正的原因：由于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又因姐姐在香港，姨妈在美国的海外关系，其就读的成都第九中学将其内定为“白专的典型”。所谓白专，即读书好而家庭出身又有问题的学生。本来梦想着好好读书，考上一所好的大学，毕业后再出国留学，像父辈们一样走上一条人生的康庄大道。然而，文革爆发了。为了减轻家庭的压力，童恩文不得不到一个小厂工作，这家街道小厂的生产场地在一座破庙里。这种小厂在当时全民所有制的计划经济时代，是被人看不起的，成员有失业青年、家庭妇女及前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军政人员，也就是当时被边缘化的社会最底层人员。

在那样的环境下，童恩文没有自怨自艾，当同龄人在大串联，游山玩水闹革命时，童恩文埋头自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高等数学、理化英语等大学课程；当造反派们武斗打成一团时，童恩文仍然在简陋的实验室里做实验。

在当时生产条件差，机器设备落后的情况下，童恩文靠动脑筋，想办法，以一颗没有杂念的专一之心，没有物质欲望的纯净之心，沉迷于产品的开发之中。他从实验室烧杯、烧瓶开始，到用各种办法把合格产品试验出来，再销售出去赚钱回来，每一步的成功，都让童恩文感到无比快乐。

在所谓的主流看来，这种被边缘，被淡化，甚至被轻视的人生经历，无形中也养成了童恩文性格中的两个字，一个是“忍”，忍受，忍耐的“忍”，另一个是“韧”，韧性，韧劲的“韧”。这两个读音相似的字，按童恩文的体会是：第一个“忍”，是要忍得住孤独和寂寞，能够忍受长时间的边缘和没落；第二个“韧”，是要炼就坚强的意志，经受住打击，经受住挫折，经受住失败。

古话说得好：祸福相依。从哲学层面来说，那叫事物的两面性，事物的辩证关系。边缘和主流，在不同的时空里，互为转换。在中学时童恩文申请加入共青团，因是“白专”学生，被拒之门外，后来童恩文成了成都市的优秀共产党员，几十年来，他先后获得国家、省、市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等荣誉，并担任区、市两级人大代表多年。

当年考大学不被录取，至今也没有大学文凭的童恩文，却在1983年获轻工部科技先进生产者。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工程技术方面政府特殊津贴，成为成都市首批获此殊荣的专家。

当年那个十几岁就被扣上“白专”帽子，读书、参军、就业都无望的少年，今天却掌管着像“菊乐”这样的企业——拥有温江海峡工业园、雅安雨城、眉山三个生产区，一个双流奶牛生态养殖园。拥有“菊乐牌”乳制品系列共计40多个品种，是西南最大的乳品生产企业之一。

原来，所谓的不按常规出牌，在人生的边缘上走上了事业的高峰，不是童恩文人生目标的路径选择，而这种处事态度，这种人生哲学，是童恩文的出身家庭背景，所受教育以及人生经历的深刻体验和苦苦悟道出来的，由此，再来看童恩文和“菊乐”集团的今天，就一切都在常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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