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谷：“功侔鲁壁”背后的守望

一座陈列馆与一段故宫文物南迁之旅

□本报记者 陈四四/文肖雨杨/图

乐山市安谷镇泊滩村公路旁的山坡上，矗立着一座纪念碑，基座高 1米，主体高9.39米，这两个数字合在一起正好是1939。碑上镌刻着“功侔鲁壁”四个大字。这座碑，纪念着故宫文物南迁四川的历史。1939年，正是故宫文物落脚安谷的时间。

3月4日，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做客中央电视台《文明之旅》栏目，讲述了故宫国宝大迁徙的往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躲避战火，故宫国宝被迫大迁徙。

时光已过去70多年。当年接纳并维护着故宫文物的安谷人，如今依然在守望着故宫情缘。由一位乐山老人发起修建的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装满了故宫国宝南迁到乐山的故事。

70岁老人的故宫情结

安谷镇泊滩村农民王联春，最高学历是“120个小时的扫盲速成识字班”，他却做了许多文化人不曾想过的事情——修建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在他做出这个决定时，已经快70岁高龄。

春日阳光洒落在泊滩村公路旁的田野，大片大片的油菜花闪耀出金黄的波浪。田野旁，坐落着一栋小巧的四合院，灰瓦红柱，典型的四川民居风格。

为什么要以一己之力修建陈列馆？年事已高的王联春不是突发奇想。

1939年，10万余件故宫国宝经水路抵达乐山安谷的“河湾儿”，悄然在偏僻的乡间“落户”。那一年，王联春出生在安谷。童年时的王联春，经常听到有关故宫国宝的传说。可是，到底有些什么宝物，它们为什么会到安谷？他却一点不知道。印象中，国宝的栖息地，是距离自己家只有100多米的“朱、潘、刘”三氏祠堂，远远看见戒备森严。

渐渐长大的王联春，开始为生计奔波。他开过拖拉机，卖过夜宵；搞过运输，办过煤矿。一转眼，就快70岁了。此时的王联春，拥有数千万资产，不由想起了自己少年时代的故宫梦。2007年，他开始筹划修建陈列馆，希望能让后人铭记当年保护国宝的历史。

然而，几乎没有人支持这个在老人看来“伟大”的项目。经商的朋友难以理解：“你干嘛多管闲事？”有人嘲笑他是钱找不到地方用。家人也极力反对，几个儿女不断劝说，“70岁了，好好休息吧。”

反对的声浪却不能阻止老人的行动。“只要我看准的路，就一定要走下去，并且要走到亮。”看起来有点“一根筋”的王联春，联络了一位志同道合的老伙伴、原泊滩村老支书刘文龙，共同发起成立了建设班子。他们前后筹资近千万，于2008年11月10日动工开建“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

随后，王联春和他那些六七十岁的老伙伴一起，开始四处寻找那些仅存的见证者，一点点地“抠出”关于那段历史的种种细节。每打听到一个过去“给博物院干活儿的”，他们就要兴冲冲地找去那里听故事。他四处向农民讨要“南迁时留下的东西”。收藏一天天丰富起来，丢了壶盖的白瓷茶壶、锈迹斑斑的烛台……为了充实展品，他还请了当地的木匠，仿制运送国宝的木船、竹筏。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王联春也发现，由于自身知识的缺陷，对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存在极大的困难。于是，他请乐山故宫文物南迁研究会副会长魏奕雄指导并策划陈列馆的布展，以及收集整理历史资料。他们或是凭借私人关系，与当年故宫文物南迁功臣的后人联系；或是到各地档案馆，查阅有关的历史资料，他们跑遍了重庆、宜宾、贵州、成都、北京、南京……

2010年，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落成。当年6月，“两岸故宫重走文物南迁路”考察队到安谷考察，专家们对这座民间陈列馆既惊叹又称赞，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欣然题词“战时故宫”。

两口木箱见证“文物大迁徙”

3间房中，排列整齐的玻璃柜里陈列着陈旧的照片、有些残破的茶壶、泛黄的信函……详细的文字介绍，在观众面前还原出70多年前的历史，有关守护、责任与情感。

记者在陈列馆中看到两口木箱，摆放在第一间陈列室的正中靠墙处。木箱长约1米，高和宽均约0.5米，用厚约3厘米的木板制成。里面有铁皮箱，外围箍了一圈铁皮用于加固。尽管已近8旬“高龄”，但两只木箱保存还比较完好，正面仍贴着当年开过封的封条。

“这是当年用于运送国宝的，如今它们也成为文物了。”魏奕雄说，这两口木箱，是去年6月南京博物院赠送的。

木箱和其他实物、文献一起，见证着一段史无前例的“文物大迁徙”。

1932年2月5日深夜，一队一队的木板车上堆放着一个个木箱，在军警严密保护下，送往北平火车站。木箱中，装着明清两朝皇宫用品和历代书画、碑帖、典籍、雕塑、金银铜器、陶瓷、珐琅、织绣等59万件文物，是故宫博物院多年的典藏品 。

次日

清晨，木箱由铁路运往上海，秘密藏于法租界天主教堂街26号仁济医院旧址。直至5月，19557个木箱前后分5批运完，包括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馆、颐和园等地收藏的文物。

文物先在上海存放了3年，之后运往南京。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也面临战火，文物又分北、中、南3路向后方疏散。

中路文物溯长江西撤，共有9369箱，是3路中数量最大的一批。最初欲迁至汉口，但由于局势迅速恶化，南京沦陷，汉口遭到轰炸，于是继续往西迁往重庆。由于重庆多雾，不宜久藏文物，更兼日军空袭频繁，文物需择地另存。

1939年3月底至4月初，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率众人西出重庆，到成都、峨眉、乐山、雅安等地寻觅国宝的栖身之地。最后，选中了今乐山市安谷镇境内的一座古寺和6座祠堂。

时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科长的欧阳道达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他雇人对选作文物库房的安谷乡古佛寺和宋氏、赵氏、易氏、梁氏、陈氏、朱潘刘三氏等宗祠进行维修，雇请民工疏浚清理安谷乡境内五条漕口，对突出河岸有碍拉纤的鹰嘴岩实施爆破整治，并预请木船、纤夫和搬运工，以及聘请安谷乡乡长、当地袍哥大爷刘钊为顾问，协助解决维修库房、雇船和搬运等事务。

1939年4月，9000多箱国宝由重庆分24批溯长江运到宜宾。但是，从宜宾到乐山的岷江，每年只有7月至9月丰水季节可以上行轮船。直到7月9日，才运出第一船到乐山，其后数天才有一船。停泊地点是杜家场渡口等地。将文物从轮船搬到木船上，再溯大渡河拉纤进入安谷。

运送文物的艰辛与繁杂，难以细说。王联春至今还记得老辈人跟他讲的往事：有一次，运送国宝的船队还在大渡河往安谷的途中，日军的军机群呼啸而到。“炸起的水柱有一两丈高，遍河都是翻着肚皮的死鱼……”所幸的是，文物没出一点事。

战乱年代，文物在安谷存放了7年，无一丢失损坏。为了避免泄漏文物存放地点，当地村民大凡串门赶集，都要绕道而过。再后来，这成了当地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功侔鲁壁”牌匾的背后故事

去年6月，郑欣淼前往参加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扩建落成典礼，他说，故宫文物南迁不光是故宫的事，而是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守护国宝的精神也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金底黑字的“功侔鲁壁”牌匾，悬挂在陈列馆第一间陈列室的正中墙上。“这是后来复制的。”魏奕雄指着陈列柜中的3块残破木板说，“那是当年的原物。”要把残破的牌匾完整复制出来，经过了几道工序：先是对每块木板进行拓印，再把残片拼成完整的牌匾再拓印，最后才用拓印件复制。

“功侔鲁壁”四个字，有着典故。相传，今山东曲阜县，圣人孔子的家中建有一道夹壁，专门用来秘藏竹筒，使中华文化遗产躲过了焚书坑儒和战火洗劫。因为孔子生活在鲁国，所以后人便将这道夹壁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鲁壁”。“功侔鲁壁”，意味着安谷秘藏国宝，其劳还高于鲁壁。

魏奕雄告诉记者，当年文物搬离安谷时，马衡为感谢安谷百姓，特意亲笔书写了牌匾。当时一共制作了7块，6块为黑底金字，1块为金底黑字。金底黑字的牌匾赠送给了朱潘刘三氏祠，是因为故宫聘请的顾问刘钊家属于三氏之一，并且该祠所存文物数量最多的缘故。

当时，欧阳道达委托刘钊请工匠制作。刘钊让安谷镇小菜市匾对铺宁君甫、李桂荣夫妇承制。宁君甫从沙湾买回二峨山、三峨山的云杉板来精心制作。这种板材易于雕刻，而且不易产生裂痕。

然而，随着岁月流逝，7块牌匾散落各地。有的被拆开、劈裂，有的成了宰猪切肉的菜板，有的成了墙板中的一块。直到1983年，泊滩村村民王德才，在一户农民家中发现，其使用的“案板”竟然是当年颁给安谷的“奖状”，正中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功侔鲁壁”。“现在，不少安谷人在尽己所能，守望着他们的‘故宫情缘\’。”魏奕雄说，如今已80多岁的王德才，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潜心收集故宫国宝藏于乐山的资料。他画出了故宫国宝秘藏安谷的13张草图，勾勒出1寺6祠的建筑风貌，准确地标明国宝文物当年存放房内的具体地点。

曾经担任安谷镇党委书记的鲁道洪，整理了《抗日战争时期故宫博物院南迁纪事年表》和《故宫博物院在安谷期间的管理机构及职员情况》。又以故宫国宝藏安谷为背景，创作了4万字的中篇小说《功侔鲁壁》。

王联春也在思索着陈列馆的发展之路。

在陈列馆对面山坡上，王联春修建了战时故宫文化产业园，加上陈列馆，目前已在软硬件上投入了近3000万元。自2010年陈列馆开始运行，每年大约需要10万元来维护。直到目前，均是他经营煤矿的收入在支撑着，并且还有借款。

为了实现陈列馆的自我运转，王联春准备“以文养文”。他打算依托陈列馆，打造一片以故宫南迁文化为内涵的文化旅游园区。在这里，不仅能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也能在山林中休闲。“要用文化产业产生的多元价值，来推动陈列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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