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汉阙及石刻演绎千年岁月的风雨历程

提及汉阙，高颐阙和樊敏阙无疑是雅安人的骄傲。岁月如梭，历经千年，这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国保”）在被岁月雕琢成沧桑的“脸庞”上折射出历史的光芒，闪现着一代代仕宦乡贤文人墨客以及匠工们的智慧。

记者了解到，高颐墓阙及石刻早在1961年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保”，而樊敏阙及石刻则在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国保”。截至目前，雅安市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处。

访古：“汉艺精粹”现无穷魅力

位于芦山县芦阳镇黎明新村的东汉石刻馆，古朴典雅的碑阙静静矗立。

高颐碑

高颐阙

碑和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所谓阙，是矗立于宫殿门前或陵墓神道两旁的碑状建筑物，用以显示宫殿的庄严和陵墓主人的威仪，为汉代特有的地面装饰物。它与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由阙座、阙身、阙楼、阙檐和顶脊组成，形象地说，它是实心的房屋。阙上有浮雕、铭文以及反映当地风土人情的传奇故事，因此，它集建筑、雕刻、文学、书法艺术于一体，是研究汉代地方文化及地方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樊敏阙为扶壁式双阙，石质为红砂石，宋代前已倒塌，1957年左阙修复，右阙已废。左阙高4.99米，宽2.25米，厚0.92米，全阙由座、壁、斗拱层、檐、顶组成。斗拱层四角有力士举臂托负，显示出力能擎天的气概；主阙正面檐下有浅浮雕“龙生十子”神话故事图像。“龙生十子”为云南古哀牢夷族神话，因樊敏曾任永昌郡（古哀牢夷故地，今云南保山）长史，故取该地传说故事为图；左右檐下分别刻有“西王母”“玉兔”等神话题材图像，雕刻技法严谨、简练；顶脊的正中，雕有一只口含绶带的雄鹰，姿态威猛，令樊敏阙平添几分凛然之气。

樊敏阙背后20多米处，是一座歇山式碑亭，樊敏碑便嵌立于一只引颈翘望的巨大石龟之上。

碑体雄伟高大，隶书字体字迹已风化难辨，幸县里留有拓片，碑上镌刻着“汉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隶书碑文558字，多为樊敏歌功颂德之词，自然也记载了不少四川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事件。樊敏碑碑文涵义广博，书法精湛，备受康有为、郭沫若、任乃强等名人学者的推崇。康有为在他的《广艺舟双楫》中，对樊敏碑大加赞美，称它如“日月升天、荷花出水”，是“千禄无上品”。

樊敏碑上有孔。碑下，有龟相驮，其脑袋偏向右方，好似等待着什么。

作为芦山之宝的樊敏碑，建造于东汉建安十年（公元205年）。碑上说，樊敏“无文不睹”，是一位饱学之士，他早年在青衣羌国任国丞10年，后担起了巴蜀太守的担子。当他的官位升到了司徒的时候，却因为战乱没能到达任上，结束了自己80多年的人生。

碑上的文字，对樊敏一生作了详尽的记述。因为樊敏德才兼备，为官刚正不阿、清正廉明，被称为“吏师”。相传，樊敏为官期间时常到乡间走动。一日，樊敏在山间偶遇一狐仙，这狐仙看中樊敏的人品正直，于是化作美女，与他长相厮守。因为工作忙，樊敏无暇与她成亲，最终积劳成疾，“圆寂”于芦山，化为千年乌龟。此后，狐仙相思成疾，也化为螭龙与他相随而去。

静静伫立于碑前，记者耳边恍惚又传来“铮铮”的凿石之声，仿佛还能看见走动的工人正在凿石刻碑，他们分工明确动作利落。

“石雕艺术的繁荣，得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充足的石头，二是坚强的工具，三是宽裕的经济条件。进入汉代，中国的整个社会开始逐渐走向繁盛。”市博物馆宣教部主任程树芳告诉记者，汉代“文景之治”带来了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四川尤其芦山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发展，此后石雕艺术因此走向繁荣。

此时，天近黄昏，樊敏碑阙似乎又归于孤独和寂寥。

位于市区姚桥新区汉碑路的高颐阙，以其完整的形制、庄重精美的雕刻成为汉阙典型代表，为世人所瞩目。

高颐阙矗立在1800年前的原地。它忠实地守护着阙北200多米远芳草萋萋的高颐墓。汉墓因为有了汉阙，更加彰显墓主人的威严、尊贵；汉阙因为有了汉墓，愈发烘托百年千秋后世态的苍凉、寂寞。

现存的高颐阙，东阙已残，西阙完整。从西阙可以看出，这是一座十三层岩石叠砌的重檐五脊式庑殿顶仿木结构建筑。阙顶正中苍鹰兀立，嘴衔绶带。自阙身到阙顶，五层石块向外逐层挑出，每一层都有精美雕刻。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阙身与子阙楼部连成一气，形成一宏大场面的车马出行图。

据介绍，高颐阙上的浮雕图案，所涉及人物故事、花草树木等上百种类，形态各异，为汉阙中所罕见，勾画了一幅2000多年前壮丽多姿的风光画卷。

如今，高颐阙已成为雅安城市古建筑里最具历史价值的文化地标。

在距高颐阙以北约两百米处，高颐墓碑仍存。记者走近墓碑，细细观看这块凝聚了岁月传奇的石碑。它高近两米，宽约一米，可惜碑面字迹漫漶得已无法辨认。

《雅安地区文物志》记载，东汉高颐的墓碑立于建安十四年。清代乾隆《雅州府志》仅记高颐“郡人，任益州太守”，幸前朝汉碑拓片300余字，为后人勾勒出一个模糊的高颐形象。

汉碑记述，高颐为“五帝”之一的颛顼后裔，他亲贤乐善，卓尔绝殊。举孝廉后，仕途通达，官至益州太守，年过70尚在官场操劳。东汉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高颐卒。

雅安碑阙所拥有的历史文化底蕴，不仅仅是千年前不经意的书法神韵，还有一路走来携带的风和雨，一路陪伴着它的故事。

两块碑阙，续写着中国书法艺术的演进史诗。雕刻石碑的工匠，用铁锤敲击出不朽的强音。汉代石刻艺术是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朵璀璨奇葩，但它们的制作者留下姓名的却寥寥无几。

樊敏碑

樊敏阙

刘盛是值得一提的名字。

在樊敏碑阙上，署有刻石兼书写者“刘盛”之名。

高颐碑阙和樊敏碑阙处于同一时期。经过反复比对和研究，无论雕刻技法还是残存文字，在艺术特征上，高颐碑都和刘盛署名的两件文物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刘盛，何许人也？

其实就是一名普通石工。

对此，程树芳说，一名处于社会底层的石工，竟能在当时的年代中，为封疆大吏雕刻建造陵墓碑阙，并在墓碑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足见在当时蜀汉雕刻行业内，刘盛拥有极高的名望。

程树芳认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能够在同行中脱颖而出，刘盛必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同时也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一个普通石匠，凭着一手雕刻的绝活，不仅在百姓中树立了自己的品牌，也用精湛技艺征服了高高在上的官宦贵族。他留给了后世国宝，当他把名字刻在碑上时，“石工刘盛”便和他的作品一起不朽。

其实，从高颐碑到樊敏碑。不难想见，汉代石刻对雅安的影响，无疑是深刻而持久的。

穿越千年文化时空隧道，今天，当这些堪称国之瑰宝的汉代石刻依旧立于世人眼前时，我们在惊叹之余，也忍不住想触摸博大精深的雅安书法史。

观今：从湮没荒草到城市地标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唐代诗人李白在词《忆秦娥》中描绘了汉阙之于黄昏环境中的大气象、大意境。多少年来，汉阙以其雄浑的气势、厚重的文化底蕴，为文人骚客赞颂不已。

而今，高颐阙，已然成为雅安最具历史意义的文化地标，它作为中国汉阙代表，不仅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上建筑，而且有墓、碑、神道、石兽、阙，也是目前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汉代葬制实物，成为众多文化名士研究的对象。

历经千年沧桑，用木材制作的城阙、宫阙已荡然无存，只有宗庙祠堂、墓冢神道两侧的石阙还部分得以保存，虽然十不存一，但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在已知的历史资料中，著名金石学家、文物收藏鉴赏大家及古文字研究家、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是最早来雅安研究高颐阙的。

在1800年的岁月中，高颐阙虽然从未遭遇人为破坏，却因为常年日晒雨淋，石质表面风化严重。在1939年梁思成川康地区考察时留下的照片中，可见位于荒野之上的高颐阙，阙顶杂草丛生，阙身也有多处移位。1949年以后，高颐阙历经多次修复。然而，在“4·20”芦山强烈地震中，高颐阙再度“受伤”：阙体再度震裂，部分构件震落掉地。尤其曾经连接得非常紧密的子阙和母阙之间，形成了较大空隙。阙体还在地震中发生严重偏移，墓阙屋檐的边缘线与阙身已不在一条直线上……

修复后的高颐阙，被撕裂的筋骨得以重新复位。不过，石质文物最大的病害来自日晒雨淋，尤其是酸雨侵蚀。为此，当地文管部门在保护方案获国家文物局通过以后，为历经风霜的高颐阙及附属石刻上盖起了钢质大棚。

如今，高颐阙及石刻、汉阙遗址公园与雅安生态博物馆中心馆已连成一片。附近人们在休闲漫步之间，就可免费瞻仰汉代石刻的深沉雄大，在精妙的各种石刻图案中，走进汉代人的精神世界。

为确保文化强市旅游强市建设各项目标任务实现，市委、市政府提出实施“六大行动”。其中，文旅深度融合行动旨在创新推进“文化+”“旅游+”跨界融合，促进文旅产业与第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将丰富的文化遗址遗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旅游产业链。推而广之则是将加强高颐阙、樊敏阙等文化遗址遗迹的保护利用，让文物古迹“活起来”，真正把雅安的文化记忆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城市发展不能以毁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遗址、遗迹为代价，这已是当下城市主政者和规划者们的共识。

这样的共识将使得雅安古色文化得以激活、历史记忆得以保存、故土乡愁得以留下。雅安城市厚重历史感、沧桑感和城市民生、发展亦实现了一次完美融合。

我们欣喜地看到，雅安市依托良好资源优势，正大力推进文旅项目建设。高颐阙等一批重点项目的实施，必将进一步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和游客体验。

我们期待在不远的将来，这些“国保”遗迹在城市蓝图中将呈现不一样的精彩。

雅安日报记者石雨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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