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山出土印章：串起民族团结和谐珠链

别部司马印章

李宜私印

雅安日报讯一起一落，彰显诚信；一刀一笔，刻画历史。

印章，这一独有的文化形式，在中国沿袭了数千年，一直被帝王将相、文人雅士所推崇。小小印章，不仅是地位的象征，更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见证。

印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比较成熟的官印。其中汉代是印章艺术发展的巅峰时期，汉印的风格面貌对后世篆刻艺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市博物馆，就珍藏着数枚汉代印章。它们无声地讲述着千年前的往事，默默地见证今天的日新月异。

私印：

一连串谜团尚待破解

在市博物馆二楼的“雅风流韵”展览厅内，陈列有一枚方形圆环螭龙凤鸟钮“李宜私印”铜印。印面长1.3厘米，宽1.2厘米，高7.5厘米。

暖光灯照射下，印钮为环状圆环卷曲螭龙纹，龙身饰满鱼鳞，上部蹲有一只凤鸟，正方形印台，以一宽带与环形相连，印文为篆书白文“李宜私印”四字。

“该印造型独特，字体疏畅，铸工精湛。尤其是身上龙凤的形象比太阳神鸟更能代表中国文化。”市博物馆宣教部主任程树芳告诉记者，因为造型独特，该铜印堪称镇馆之宝。

这枚印章是怎么被发现的，其主人李宜是何许人也，它又是如何躲过岁月侵蚀，在一千余年后的今天依然“汉韵犹存”？

时间回溯到30年前的一天，芦山县芦阳河奔流不息，当时传说在芦阳河中能淘到大块的金子，于是淘金热潮不断，不少人一家大小出动，四处去淘金。

“这也是一枚‘淘金印’。”程树芳告诉记者，“李宜私印”和芦山很多印章一样，都是老百姓在淘金时无意发现的。

据悉，这枚印章是向民间征集文物时，从芦山县老百姓的手中搜集回来的。历经岁月洗礼，这枚青铜印章除了印面有磨损，龙身上有一划痕之外，相对完整。

深埋河底，已有千年。这枚印章正是因为有了河水的保护，不仅没有被氧化，而且经过河水的冲刷反而更显光泽。

荥经已故学者何元粲1990年曾指出，从汉字印与巴蜀文字印经常并存的现象可知，巴蜀印章与中原印章应有同源关系。再由印章形状从开始的圆和方，渐渐出现异形来推测，这是由官印逐渐变化成私印的结果。

《周礼·地官·司市》中所记载的“见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的官方规定来推断，玺节应是商旅出入国门的凭证，而巴蜀印章则可视为玺节上的印章。

古时私印，相当于商人的名片。凡商人持有“王”字巴蜀印章者，大概就获得了出口贸易的特许。

何元粲的这一论断，将巴蜀印章视为商业通行证。

最早的南方丝绸之路灵关道便是从邛崃至芦山，过灵关，走向滇藏。那么，“李宜私印”可否是商业通行证的一种？

据介绍，龙凤作为皇家专属的起源便是汉朝。在所用的印章之上，有龙凤呈现，说明这枚印章的来源非同小可。

同巴蜀印章一样，“李宜私印”好似魔方中的一面，或许将此面解开之后，古老符号背后的历史密码方可破解，因而层层谜团让李宜身份更加扑朔迷离。

芦山是汉代中国西南最后一座汉人边塞城池，而且芦山本身就处于古南方丝绸之路的线路之上。

试想在一千余年前，身奉皇命，李宜带着一支巨大商队开拓对外贸易，翻越镇西山，来到芦山县城。从芦山前往灵关的途中，他身上的印章不小心落入河中。

又或许，李宜是皇亲国戚，被流放到当时的西南边关芦山卫戍边城，由于战乱不断，关于他的历史记载淹没在了历史长河中。

……

无论如何，这些都只能是这位印章主人身份的一种猜测。当然，这也只有时间，乃至漫长的岁月才能给出答案或者永远就是个谜。

官印：

见证雅安在西南边疆重要地位

从无人能解读的巴蜀印章，到“李宜私印”，再到“别部司马”官印，这些印章环环相扣，串起了芦山、雅安厚重历史。

官印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印章的主体包括私印和官印，官印范围包括皇帝玺印，中央颁发给诸侯王、地方官的官印以及中央颁发给少数民族的官印。

在芦山出土和发现的众多印章中，有一枚刻有“别部司马”四字的古朴青铜印章，静静地躺在市博物馆内。

此枚铜印的珍贵之处，在于它是一枚官印，印证了中国历史上雅安在西南边疆的重要地位。

这枚芦山出土的铜印，同样来自汉朝。

细致观摩，该铜印印身为正方形，大气磅礴；铜印把柄，圆润光泽。印章文字庄重大器、字体肥厚圆润，刀法苍劲有力，一气呵成，实为一件难得的篆刻佳作。

或许是使用者的长期摩擦，青铜印章虽是东汉的物件，但把柄圆润光泽。岁月，没有掩盖住这枚曾经代表权力的印章的光芒。

此件司马印虽不能触摸，但目测却有种厚重的感觉。

何为司马？汉武帝时期，军队出现了司马一职，大将军所属军队分为五部，各置司马一人领之。魏晋南北朝，诸将军开府，府置司马一人，位次将军，掌本府军事，相当于后世的参谋长。可见司马权力之大。别部司马就是别领营属的，相当于现在的独立旅、团之类的，一些部族首领往往被授予别部司马一职。

“这种东汉军队官员印章，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少量发现。据文献记载，别部司马是东汉时期别营的领兵官，早期直属于大将军。东汉末年，兵制受到破坏，别部司马的隶属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程树芳告诉记者，在东汉军队中，虽然别部司马的地位和官秩都不是很高，但东汉末年至三国一些著名历史人物，都曾担任过这一官职。由于东汉兵制对别部司马的领兵数没有作出严格规定，加上“别营”“别部司马”属于比较特殊的编制，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朝廷和各大割据势力也就将其作为收编流散武装、增强自身实力的手段和工具。

在东汉末年争霸战争中，别营、别部司马为各方霸主争夺势力范围，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别营和别部司马已经不适应当时形势需要，并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纵观历史，无论官印抑或私印，从雅安市出土的数枚印章中窥豹，不难得知当时强大的青衣羌族和蜀族人民一直有着紧密的交往。新中国成立以来，芦山县境内陆续出土许多与巴蜀墓葬遗址相同的诸如印章这类的巴蜀文化遗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芦山出土的还有一枚西汉兽钮嵌金铜印，印文有人释为“汉夷土部之章”，也有人解释为“汉羌土部之章”，叫法虽不同，但从其工艺与文字的寓意上看，可证明无论是蜀族和青衣羌族，在生息繁衍、战乱迁徙、经济交往等过程中发现了古蜀王国与青衣江上游地区的一条通道，并且沿这条通道南下，越过邛崃山，沿旄牛道南下，并进入东南亚一带。

记者石雨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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