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羊沟有多“洋”（下）

杨铧/文

“熊猫王”史密斯到赶羊沟“淘金”

在中国捕获熊猫最多的是英国标本商人史密斯，在西方有“熊猫王”之称，他在我国大熊猫产区呆了十余年，在四川建立多个据点，以猎捕和收购方式获取大量野生动物标本和活动体，贩卖到西方国家。1936至1938年先后捕捉了12只大熊猫，仅1938年的一次，就将6只活的大熊猫、1只活的金丝猴和一些活的盘羊、青羊、雉鸡等运往欧洲。需要提及的是，史密斯在进入中国的前些年，时运并不济，获取的动物标本数量多，却价值不高，在1936年前均未获得大熊猫活体，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据现有资料看，史密斯于1924年前后来到中国淘金，先后在天津、内蒙古、甘肃、福建等地收集动植物标本，狩猎到较多的动物而小有名气。《华北日报》1930年12月5日三版刊载的一则标题为《斯米斯等赴重庆将在川边考察六年寻觅死或活之熊猫并望能获得金发猴》，此标题中的“斯米斯”今普遍译为“史密斯”，“金发猴”即为“金丝猴”。消息中说道，史密斯谋划考察计划甚久，并得到民国政府的许可证书。他从上海出发时，还带有《申报》的摄影记者与助手5人，均为华人，猎人要到当地才寻觅。

1928年，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1929年开始筹建自然历史博物馆。

1930年，史密斯接揽为美国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采集标本的订单。

1930年9月，卢作孚先生在重庆北碚创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

国立中央研究院与中国西部科学院有良好的合作与指导关系，再加上卢作孚组建的少年义勇队，有到雅安及周边区域进行生物采集的经历，出于继续培训锻炼少年义勇队学生的需要，受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委派，中国西部科学院派出郭卓甫、洪克昭随史密斯赴四川西部采集标本。

史密斯到达重庆北碚，与中国西部科学院接洽工作后，中国西部科学院派出人员即赴穆坪（又名木坪、木平，今宝兴县）等地考察。他们此行收获颇丰，中国西部科学院得到兽类标本74件、鸟类标本102件、爬行动物标本10件、鱼类和两栖动物标本14件。此次合作，并未采集到大熊猫标本，却采集到金丝猴标本和几只活的小熊猫。

《中国西部科学院民国二十年度报告书》中，有“动物园兽类统计表”，显示饲养有“猫熊”一只，产地为“穆坪”。这只小熊猫就是郭卓甫、洪克昭随史密斯赴在宝兴采集到，并于1931年10月，送到中国西部科学院动物（今北碚公园）饲养展出，开启了我国动物园饲养展出小熊猫的先河。

此次合作，收益最大是史密斯，按照中国方面与史密斯关于分配采集标本之协定，史密斯想必也得到了与中国西部科学院数量差不多的标本。此外，他还带回2只小熊猫，在上海兆丰公园动物园寄养展出，一年后2只小熊猫被送到美国。

宝兴人驱赶过猎杀熊猫的洋人？

宝兴人驱赶过到宝兴猎杀熊猫等动物的洋人吗？到宝兴采集野生动植物标本的洋人很多，早有法国传教士戴维，后有美国人罗斯福兄弟，英国人斯蒂文斯，英籍澳大利亚传教士叶长青等，宝兴人驱赶过谁？

法国传教士戴维在宝兴活动八个多月，后来出版的《戴维日记》也没有记载被驱逐的事，再说他主要在宝兴东河的邓池沟一带活动，没有记载和传说他踏入过赶羊沟。

罗斯福兄弟身份显赫，再加上当时民国政府的特许，沿途均得到政府、军警的关照保护。探险队本身受到美国财团的支持，经费充足，故出手阔绰，受到当地人的尊敬和礼遇。

罗斯福兄弟离开宝兴五六个月后，斯蒂文斯又进入宝兴，驻扎地与罗斯福兄弟曾经的驻地，相距只有几十公里。当时两支考察队走的是规划好的线路，以当地政府和外国教会、驻外使领馆等涉外机构为联系点，通过书信、电报保持着沟通联系。若罗斯福兄弟与当地人闹僵，宝兴人阻止外国人猎获杀野生动物，斯蒂文斯和叶长青一行定会得到消息，不会冒险踏入宝兴。再加上斯蒂文斯和叶长青的著述中均没有在宝兴遭受不友好的情况，记述的都是宝兴人对他们的热情、好奇。

最有可能受到驱逐的，可能是史密斯。他以商业化的形式和个体单干的方式，组织开展标本采集，既要采集标本又要找销路，把成本节约放在了首位，难免抠门不受待见与欢迎。

1931年6月，史密斯又一次来到了穆坪，这一次他遇上了“麻烦”——遭受当地人的“洗劫”。《中国杂志》进行了报道，标题就是——《收藏家史密斯在四川遭遇麻烦》，看来，并不是所有洋人在宝兴都受到欢迎。

为什么史密斯不受欢迎受到驱逐？可能的原因是罗斯福兄弟慷慨在先，而史密斯囊中羞涩，在赶羊沟狩猎时，仗势有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有中国学术机构的参与，给雇佣猎人的工钱少让当地人挣不到钱，当地官员捞不到油水，故被当地人和当地主政官员找理由抵制。

从罗斯福兄到达赶羊沟，到斯蒂文斯、叶长青到达宝兴，再到史密斯来到赶羊沟，前后不过两年多时间。在当地人看来，外国人都长得差不多，高鼻梁、蓝眼、卷发，个儿高，名字拗口难记，音也差不多。当地人文化程度不高,会不会在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中，将多批外国人的事、名等混淆，认为他们是一伙的，加上添油加醋的附会与创造，从而以讹传讹出了“赶洋沟”？

著名摄影记者王小亭在赶羊沟过了把狩猎瘾

前述曾经说过，史密斯1930年底从上海出发开始到川边时，有5名为华人作为随行摄影和助手。经查证，其中2名为《申报》摄影记者，分别是王小亭、刘硕甫。

时任《申报》摄影部主任的王小亭（1900至1981年），是中国人投身于新闻摄影界的鼻祖。其代表作《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被认为是美国在1855至1960年间发表的最优秀的新闻照片之一，影响深远广泛。

王小亭的摄影作品很多，散见于《良友画报》《申报》《世界画报》《时代画报》等很多种刊物。梁得所主编的《大众画报》从创刊号起，连续刊载王小亭的专题摄影《中国游记》，每期一个专题，其中第七期为《川边猎记》。

《川边猎记》的拍摄地就在今天的宝兴县赶羊沟，其中共有13张图片，其中6张分别展示猎获的动物，有800余斤重的巨大野牛，有美丽的花鸡（白腹锦鸡）、绿尾虹雉、金丝猴，特写了一张野牛的头，还有一张似为记者喂食小野牛并亲密的图片。

在罗斯福兄弟《追踪大熊猫》一书中，因对当地的地名不熟悉，详细地名并未提及，而王小亭则在《川边猎记》专题中，给出了清晰答案。在13张图片中，有2张的拍摄地点为“乱石角”，一张图片为河沟，说明为“乱石角上行有山沟，水声潺潺，花木茂盛，是以产金丝猴闻名之地”；一张图片为一处山坡，中间两户人家，图片说明为：“乱石角距赶羊沟百余时，山深林密，美总统之子在此捕捉白熊等兽”。据宝兴县委宣传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当地人称的“乱石角”即赶羊沟沟口。

王小亭在其《川边猎记》专题中，还有一张图片为赶羊沟的风光图片，拍摄主体有林木、群山，其图片说明为：“赶羊沟在川边木坪四三十里，山势雄伟，草木并茂，为川省狩猎之所，该地居民以打猎为生。”

当年王小亭一行拍摄的图片，留下的文字记载，成为了研究宝兴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

赶羊沟之名源于何时？

在雅安市地方志办公室校注的《雅州府志》（清乾隆四年知府曹抡彬纂修）的第48页为《木坪土司舆图》，地图上赫然标注有地名“赶羊”。若校注为忠于原地图的原文字标注，这一文献是目前笔者能查到的关于“赶羊（沟）”的最早记载。清乾隆四年为公元1739年，若是这样，在距今400多年前、距罗斯福兄到宝兴的190年前，即有“赶羊（沟）”地名的准确记载。

1905年，英、美和加拿大的五个教会在成都创办华西协和大学，后来设立博物部，叶长青与英国人陶然士（T．Torrance）一起从事华西人类学、宗教学及考古学的研究。同一时期另一位美国人类学家葛维汉（D．C．Graham）研究的领域包括苗、藏、羌、彝族。1922年夏，他发起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学会于1922年发行英文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前述曾经说到，1929年8至9月，英国籍传教士叶长青随斯蒂文斯进入宝兴探险考察和采集动植物标本。后来，叶长青将此段经历写成《大熊猫栖息地》，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会杂志》第三卷上。在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Ourcampwonldbemorethan30milesfurfherinthanKanYangwheretheRooseveltpartymadetheirquarters.”结合《申报》记者王小亭在其在《川边猎记》专题中关于赶羊沟描述与记载，“KanYang”即是“赶羊沟”，直译此段英文，意思是：“我们的营地距离罗斯福探险队宿营的赶羊沟30英里。”

1933年底至1934年初，我国著名植物学家、时任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植物部主任的渝德浚赴宝兴县开展植物标本采集与资源调查，写就《四川植物采集记》，其中第四部分为“花木满谷之宝兴”，约8000余字，而涉及赶羊沟的内容约3000字，多次出现地名“赶羊沟”。

1936年，我国著名植物学家、时任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植物部主任的曲仲湘率调查队赴天全县、宝兴县进行植物采集和森林调查，其中也到了赶羊沟。曲仲湘后来完成专著《四川之森林》，“青衣江流域天全宝兴森林调查报告”就是代表作之一，其第五章第二节第15小节的标题即为《赶羊沟》，详述了“赶羊沟”的基本情况，此文多处涉及调查赶羊沟的数据与内容，甚至附的手绘地图也清楚标明“赶羊沟”。

从罗斯福兄弟离开宝兴后的六七年，只见“赶羊沟”的记载，未见“上赶沟”之说，也未见到记载为“赶洋沟”。修改的地名从产生到民间流行，再到被官方与学界认同，需要很长时间，甚至会在一定时期内，前后的名称共存共用。只有一种解释，“赶羊”“赶羊沟”这一地名早已产生，被当地人认可授受，并被广泛传播。若一定要说有“赶洋沟”，个人认为是因“洋”与“羊”同音，被人牵强附会或写了别字。

今天，猎杀野生动物的枪声已经远去，“赶羊沟”“赶洋沟”也成为历史地名，取后代之的东拉山大峡谷以其优美独特的景观和动植物吸引了众多的中外游客、学者，愿永远是我国学者笔下的“动植物安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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