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华西首任校长超级蛙迷野外科考险些丧命

新中国华西首任校长 胡氏树蛙。

刘承钊教授观察标本。

仙姑弹琴蛙图据网络。

刘承钊与生物系学生在宝兴采集标本。

华西坝往事④

命悬一线

1942年，刘承钊到西昌昭觉采集标本，染上斑疹伤寒，命悬一线，信差忙把这个消息带给他在成都的妻子胡淑琴。10多天后，刘承钊奇迹般脱离了险境，并有新的收获——在昭觉发现蛙类新种，他以妻子姓氏命名为“胡氏树蛙”。

穷其一生

从1938年到1944年，刘承钊进行的野外调查可查次数有11次，行程8000多公里。看到每一只蟾蜍、蛙、蛇等，就像孩子看到个新玩具样，足以让他欢呼雀跃。就其成就，刘承钊穷其一生，订立了60多个新种两栖爬行动物。

2016年12月24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两栖爬行动物学家赵尔宓在成都去世，享年87岁。赵尔宓生前一直有个心愿，要超过恩师刘承钊野外科考的年纪：70岁。他确实做到了，即使在晚年的时候，一年也要两次去北方和南方某地进行野外考察和研究，有时候还会亲自去捉蛇。

1941年进入树德中学学习，赵尔宓遇见了改变他命运的第一位贵人——生物老师，从而对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树德高中部毕业后，赵尔宓毅然选择了当年并不热门的四川大学（原华西医大）生物系。由于成绩优异，家人和同学曾劝他转系学医。此时，他遇见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位贵人——导师刘承钊。

2017年8月29日，大雨冲洗过后，青城后山的花鸟鱼虫重整精神，蟾蜍呱噪，声音直抵味江陵园的老园区，像在讲述逝去之人的故事。

一句墓志铭，拉近丛林“精灵”和墓主的关系：“种类繁多、千姿百态的两栖爬行动物，使我忘掉了所有的艰难与险阻。”

刘承钊安息于此，这特异的景象，也是他生命的叙述，与动物的亲近，从生到死。

野外考察

装备太差 土匪都看不上眼

2017年9月30日，将是刘承钊逝世第41年纪念日。

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图书馆外刘承钊的铜像前，早已放上一束鲜花。后人对这位两栖爬行动物学的奠基人，从未忘却。

有人说，他是动物学家、教育家，有人尊他为“祖师爷”，也有人亲切地把他叫做“青蛙迷”。从华西坝出发，他的脚步遍及四川，10年时间走了8000多公里，发现了29个新种两栖动物，如青蛙新品种“胡子蛙”，也寻得“仙姑弹琴蛙”踪迹。

刘承钊和动物的缘分深远，他出生在山东泰安农村，贫穷落后的家乡少不了自然野趣，在田地里长大的刘承钊自小就对动物感兴趣，尤其是野外常见的蛙、蛇等，那时起已经被伙伴戏称“青蛙迷”。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心理系后，只读一年他便转入了最想读的生物系，开始系统学习研究两栖爬行动物。

应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1932年，刘承钊以研究两栖动物的优异成绩获得奖学金，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专攻高等动物学，用两年时间取得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且同时获得科学和教育两项“金钥匙”奖。

刘承钊来成都是1938年的事情，他时任东吴大学生物系教授，带着本系师生在抗战烽火中迁川，随后转入华西协合大学任教和学习。在这之后任教的10年间，刘承钊过上了和山岭沟壑不可分割的日子。他的课堂，更多在野外。

刘承钊爱钻研，总是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到野外采集标本，尤其到了四川，地大物博的自然环境深深吸引他。彼时，软硬件条件都不便，采集标本要去到的山区更难行，吃住都相当困难，跟着刘承钊外出的师生，记忆里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同在华西协合大学生物系任职的王宜生曾说：“每人头戴草帽，脚穿草鞋，腿部打上绑腿，手里拿一个采集网，腰上缠一些小布袋，就是所有装备。”那时候从成都到雅安，木炭汽车要开整整一天时间，再到宝兴等地，就没有公路了，全部靠步行。

一般在宝兴找到可以住的地方后，刘承钊在早饭后带着大家进山，爬山路、涉水沟、钻树林，到下午四五点才能再出山。当采集到标本后，这一路上刘承钊没少操心，“不停嘱咐，要不断用水浸湿口袋，以免回到驻地前标本死掉。”

其实，吃住也是恼火的事。进山采集标本时，随身带着干粮，都用山里的凉水就着吃。经过比较大的地方，就住茶馆，等关门后把茶桌拼起来当床睡觉。还有很多更苦的时候，1939年在宝兴山里，路过一条山沟时只有一户农民家，家里有父子两个人。七八平方米的草房挤下了十几个人，“我和一个同事上半身睡在棺材上，下半身睡在地上，大家的衣服都湿了但不方便烤干，就把脚伸到有热气的柴灶旁，沾点热气。”如此恶劣的环境，刘承钊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

采集标本时的落魄样，竟然连打劫的土匪都瞧不上眼。一次从芦山回雅安，路过某山崖时，七八个提着短枪快枪的土匪把刘承钊等人拦了下来。端详过众人后，土匪只问其中一人口袋里装的什么，却看到是一条蛇，对方再瞧了瞧刘承钊等人的打扮，没有再多问就把大家放走。

脱离险境

胡氏树蛙 用妻子姓氏命名

“到大自然这个实验室中去探索真知。种类繁多，千姿百态的两栖爬行动物使我忘掉所有的艰难与险阻。”刘承钊坦然面对野外科考的苦难，甚至保持难能可贵的幽默。

有次在彭县采集标本时，荒山野岭没有人烟，大家住在当地农民搭建的临时熬碱的草棚里，树枝和枯草当床，吃火烧的玉米馍，“吃之前要先把馍馍上草木灰拍掉，刘承钊老师笑说这叫‘三吹三打\’。”

寻找动物标本的山岭沟壑间，有竹索桥、独木桥、溜索桥等等，也有悬崖峭壁、激流险滩，还有毒蛇猛兽、蚂蟥、虱子等等，作为两栖爬行动物的骨灰级“发烧友”，刘承钊好像从来没怕过。从1938年到1944年，他进行的野外调查可查次数有11次，行程8000多公里。看到每一只蟾蜍、蛙、蛇等，就像孩子看到个新玩具样，足以让他欢呼雀跃。

但刘承钊对待这些动物可不像孩子把玩玩具一样没耐心，他强调对待科学“安、专、迷”。在野外采集到的蝌蚪，刘承钊一定要用培养缸养起来，直到长变形态，才确定是哪一种蛙的蝌蚪。没有把蛙的生活史研究清楚，他绝对不会轻易发表新品种。

所以当公开发现新种“胡子蛙”时，刘承钊已经往返峨眉山无数次。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重点保护区之一的青藏高原东缘，也叫华西雨屏带，峨眉山拥有众多珍稀物种，刘承钊在这里找到峨眉髭蟾，俗称“胡子蛙”。这种蛙有着非常特殊的“胡子”，以及鬼魅的眼神，模样十分可爱。

刘承钊曾为新品种蛙险些丧命。那是1942年到西昌昭觉采集标本，刘承钊染上斑疹伤寒，命悬一线，当信差把这个消息带回在成都的妻子胡淑琴时，连妻子也以为他活不过来了。好在10多天后，刘承钊经受住考验脱离了险境，经过近两个月的康复，他又继续调查，并有新的收获——在昭觉发现了一个蛙类新种。念及家中妻子，刘承钊把这个新品种的蛙命名为“胡氏树蛙”。

“青蛙迷”孜孜不倦，73岁高龄时依然停不下来，还带着学生去雅安宝兴采集标本。学生赵尔宓记得，这一年他曾陪老师在广东参加某个活动，“广东有人特意采集了一些蛙类标本送给他，他精力充沛地和我在晒台上给蛙拍照。我负责拍，他负责摆弄标本，蛙一跳，他就忙着去追，就像小孩子对待新买的玩具一样，不知疲倦地拨弄好半天。”赵尔宓深有感触，“他就是如此着迷于自己的事业，才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啊。”

“某项科学只要在实践中建立了认识，并且判定他对人民有用，我就要为之奋斗终身。”刘承钊说，这就是自己不肯停歇的原因。穷其一生，刘承钊订立了60多个新种两栖爬行动物。

治学严谨

上课关门 专治迟到的学生

“中国科学家有责任用中国人的第一手科学资料，开拓出自己的科学领域。”基于这样的严谨要求，刘承钊对己对人都不松懈。

赵尔宓最记得，刘承钊教学时坚持提前到校准备，上课铃声没有响完他便已经走到教室，这时会把教室两边的门都给关上。如此一来，迟到的学生不好意思推门进来，即便进来了也会非常不好意思，所以到后来，刘承钊的课从没有人迟到。

刘承钊善于教学，对每个学生的培养都有计划。最初赵尔宓跟随刘承钊外出采集标本时，每次都被安排采集昆虫，“在野外，我看到大家都捉蛙蟾、抓蜥蛇，兴趣盎然，又有名师指点，但是我一个人尽抓些小虫子，又不认识。”赵尔宓有些“不安心”。后来大学教师开始搞科研，刘承钊第一个推荐赵尔宓，说他基础好，由此赵尔宓得到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现在想起来，他对我的培养是有计划的，可一开始我不理解。”

教学中的严师，在生活中却不失慈爱。师从胡淑琴的吴贯夫曾回忆，“1965年，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在贵州省威宁县农村做课题，他专程给我们带来了一只猪腿。”吴贯夫说，当年生活比较艰难，少有机会吃到肉，四川医学院杀了一头猪之后，考虑到刘承钊夫妇科研辛苦，学校准备分半头猪肉给他们。“他说自己家不要，但希望把一只猪腿带给还在农村做课题的学生。”拿到猪腿后，刘承钊千里迢迢赶到学生所在的乡下。

来到贵州后，已经65岁的刘承钊和学生一起睡在仓库的玉米堆上。“当时也吃不上米饭，他和我们整整吃了半个月的土豆，在火上烤了就吃。”

1951年10月，刘承钊被任命为华西大学校长，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委任的华西首任校长。

/人物简介/

刘承钊（1900年-1976年），原名承诏，字令擎，动物学家，教育家。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2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学系，1929年又获理学硕士学位。1934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1年10月6日人民政府正式收回华西协合大学，学校定名华西大学，刘承钊出任校长。

他先后在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新疆等14个省区调查采集了大量珍贵的标本和资料；在两栖动物区系分类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成绩，编写了《华西两栖类》及《中国无尾两栖类》专著，受到世界上同行的重视。先后发现了角蟾亚科7个属40个种，定名新种和新亚种60余种，澄清了许多过去在分类上的问题；提出横断山脉是我国角蟾亚科分化中心的见解，为研究角蟾动物的起源和演化提供了科学依据，为查明我国两栖动物的丰富资源作出了贡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媛莉 图由受访者提供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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