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三线人”的漫漫回家路

编者按：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改革开放的开启改变了他们的人生。40年过去，让我们回到1978年40年前的春节，看看那些年轻人当时在哪里，在做什么，想什么，他们在这一年参加高考、回城、经商……这是他们一生的转折。

1970年11月，时年23岁的余启明坐着卡车，跟随第一批支援内地建设队伍到了安徽山区。

20世纪60-80年代，在中国中西部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史称三线建设。上海在安徽皖南和浙西地区建立的小三线，是全国各省区市小三线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在1965-1988年期间，7万余名上海职工和家属，远赴皖南和浙西开山炸石、架桥修路，在那里的深山密林中建成了81家企事业单位。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上海几万赴皖职工将青春献给了安徽小三线。

风里雪里都要回家过年

余启明是险峰光学仪器厂的一名技术工，到达山区时，工厂尚未筹建完备。“当时条件艰苦，山里湿气重，睡一晚被子全是潮湿的，也没有厕所，那几年过年都是在山里过的，因为备战备荒属于特殊时期。”

上海职工刚到皖南时，对当地的初始印象是没有电、没有水、没有路，有的农民连县城都没去过。“逢年过节的，就特别想家啊，尤其是家里伴侣、父母都在上海的，”余启明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道。

“过年回家，一家团圆”，这样的愿望却不容易实现。余启明说：“春节回上海过年是有指标的，我记得比例是25%，一个厂好几百人，分配到各个车间部门，那名额就更少了，其他还是留在山里。每天有长途班车，班车只有42个位子，我们这一片区域不止一个厂，所以做班车也要等待排队，可能一个厂一天只有5个职工可以坐上车。我们都说能回去过年，那就是“摸头彩”。”

“我当时一个月工资是40多块，一张班车票就要9.7块一张。贫困一点的家庭10元钱就可以过一个月，车票也是蛮贵的，”余启明说自己差不多等到了1975、1976年才轮到了第一次春节回家过年。

彼时车速慢、路难走，长途班车时速30-40公里，要开上12小时才能到达上海。从山区到宁国的路尤其不好走，余启明打趣“徽州徽州就是灰里走”，没有马路，人、车一经过漫天尘土。

1978年春节，安徽大雪。“记得很清楚，那年大雪封山，特别特别冷，赶在封山前出来的人，就在车子四个轮胎上扎好防滑链，把冰敲碎，慢慢开车出来。结果到了宁国又封了路，大家只好滞留在宁国的中转站。中转站里开水5块钱一瓶、窗户都是玻璃纸，透着风，饿着肚子又没法睡觉。家里人等在上海人民广场，那时候通信不方便，又怕家里人担心，真是心急如焚。”

同车的还有赶回上海结婚的职工，情急之下这位职工在宁国改坐火车，火车到芜湖再到上海。余启明说，这件事印象很深刻，因为大家滞留在宁国中转站一天后通车了，“大家班车都到上海了，这位赶着回去结婚的男同志的火车还没到，家人都着急得不得了。”

没回家的职工们则接到了大雪预警通知，男职工通通走7公里半去粮站背米，每个人20斤米，以备不时之需。“1978年的时候，条件已经慢慢好起来了，留在厂里过年的职工，除了比较冷清寂寞外，物质上还可以的，到农村里也能买到鸡鸭蛋肉，不想自己做饭的人，还可以去食堂吃年夜饭。”

物质条件变好，也无法缓解人们的思乡之情，“整个后方，“回去”是第一位的。有的职工说就算回上海扫马路也好，太想念家人了，我自己也是和伴侣分居两地十年。”

机修车间人才济济，墙上的诗词也是手写的，从临摹水平可以窥见书写者的书法功底。

过革命化春节

支援皖南建设18年的瞿惠相，1968年进山区，1986年回到上海，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奋斗岁月格外有感触。“7万多小三线人深入山区用自己的青春建设了内地，改革开放又使得三线人走出了深山老林，为上海的建设发展做出了贡献。”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苏联人的武器当时比我们先进，我们的老四零火箭筒威力不行，中央下达命令，要生产新四零火箭筒，我就被分配在靶场，投入这个实验，”时年21岁的瞿惠相就这样带着一个小板箱，坐着卡车来到了皖南山区，开始研发四零火箭筒生产线。

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住干打垒的房子、24小时做实验、不讲条件搞生产。瞿惠相颇为自豪地回忆，当时苏联部队有T62坦克，速度快、威力大，拿他们没有办法。“我们的新四零研制出来后，可以打穿160-180毫米钢板，而苏联T62坦克是100毫米钢板，对付他们没问题。当时的炮兵司令非常高兴，贺龙元帅、罗瑞卿总参谋长都作出了赶紧生产送前线的指示。”

“也有一个同志在试验装炮的时候发生意外，牺牲了，很可惜只有24岁。”

1975年左右，物质条件开始慢慢提升。“条件没有刚去的时候那么艰难了，和当地百姓关系也挺好，大家会交换物资，他们喜欢上海的一些日用品，我们就带给他们。但是大家都很想念上海的家人，很多人千方百计想回上海。”

瞿惠相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了下当时的规定：“第一是独生子女的，如果父母生病，经过劳动局审批，可以回上海；第二是家庭条件非常困难的，可以得到一些照顾早点回上海；再有一些则通过关系调到其他市，不再留在山区。”

“想回家团圆的多、夫妻分居两地的也多，但名额少。没办法，到了过年过节，领导们就号召我们过革命化春节。我和我夫人是在当地认识结合的，所以我大多数时候都在当地过年，回上海很少。1978年，我也有孩子了，我们就一家在宿舍过的年，有点冷清。”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标语依稀可见。

搞完军工搞教育，瞿惠相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从生产线上退下来后，他就开始从事中小学生教育和职工教育工作。“当时很多职工想回上海，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地教育条件落后，我们厂很多父母都是大中专学生，他们感觉到小孩完了，在这个地方读书成绩差，外面的信息又进不来。”

为了稳定“军心”，瞿惠相和同事们在政策的支持下，开办了一所中小学，“我是既管教育科又管学校，兼学校校长，学校有中学、小学、幼儿园三个阶段。为了提升学生的升学率，就把厂里学历比较高的职工、或者本身就是老师的人都找来，有外语比较好的职工就请来当外语老师。一到寒假，我就跑上海，和上海的一些重点学校挂钩，送老师们去培训，也请上海的老师过来讲公开课，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

瞿惠相说，前不久还在路上碰到一个学生，叫他“校长”。瞿惠相早已不记得这个学生，寒暄过后才想起这个学生是当时学校里的皮大王，如今在外资银行工作。“这些孩子当时都在我学校里读书，他们也很留恋这段时光，好多人还回去看过老校址。”

1978年，是让瞿惠相记忆深刻的一年。“我们都以为回上海没有希望了，当时上层领导也没有传达出新的指示，依然是立足山区闹革命，我们只祈祷孩子能回到城市就万幸了。没想到1978年改革开放，让大家看到了曙光。”

“我记得很清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解放了，观念也转变了，不能唯上、唯书，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面对当时的小三线的情况必须改革。中央下定决心调整小三线，广大小三线人才有了走出山沟的希望。”

7万余名支援小三线建设的上海职工和家属中，像瞿惠相和余启明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贡献出了自己全部的力量，他们有雄心壮志、也有儿女情长，有激情理想，也有迷茫困惑。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的子课题主持人之一徐有威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近几年他在做小三线亲历者的口述史，“历史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浓浓的烙印，每次听完一个人的故事，我都不免感叹敬佩这些前辈的精神和干劲。但他们也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也有着自己的生活、情感需求，这些彷徨挣扎，让他们的故事更加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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