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油印刊物

前些日子，人民日报的一篇通讯《一个小镇文学社的坚守》，让我看了又看，读了又读。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现在三十多年来，重庆市沙坪镇滴翠文学社一直坚守着文学、一直坚持出版油印刊物，一直坚信着诗与远方。读着，看着，我的心湖激荡着一圈又一圈波澜……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特别是文艺青年，以文学为圣，以文学为荣。一提起文学二字，头上立马就升起一道道五彩斑斓的云霞。不论熟悉与陌生，只要攀谈几句，呷几口茶，喝几杯酒，就会脸对脸、心贴心，四海之内皆兄弟。至于有幸进入大学中文系深造的人，更是把文学当作无比圣洁的殿堂来顶礼膜拜。

1978年，我高中毕业后考入徽州师专中文系，虽然怀揣着一颗炽热的文学梦幻的火种，但因写作能力平平而十分自卑，只是暗暗地独步，不敢泄出一丝声响。平日记记笔记，冲动之下，在信笺上勾勾划划之后，便把习作压在床铺下“储藏”。与我风格迥异的一位宁国同学，姓温，自称“温氏比亚”。晚自习时，兴致一来，便旁若无人地在班上大声朗读郭沫若的诗作，“我是一只天狗啊/我把天来呑了/我把地来呑了……”读着，读着，头就像伸长了脖子的鸭子，拗过来，拗过去。其时我们中文系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名为东原文学社，社员是一些二十七八的有了一些社会经验却又不安生的同道和一些意气风发、乳臭未干的应届生。扯起了旗帜，自然得有阵地，因此我平生目睹的第一份油印刊物便应运而生。刊物名目叫什么却忘了。一期刊物诞生，就端端正正地贴在学校管理大楼一侧的宣传栏上。诗歌，散文，小说，围观者一圈又一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生也被吸引而来。在文学社中，温是中坚，诗一首接着一首。另一个班的同学刘更是其中的翘楚。从省城合肥来的他，人长得健壮，声如宏钟，诗写得激情四溢，小说也写得引人入胜。随着一期又一期的刊物的出现，同学刘便小有些名气了。那时我们的学业很紧张，文学社成员的文学创作和油印刊物稿件的誊写、校正大多在晚上进行。刻写工作不易，一个蜡板，一支刻笔，一张蜡纸，横平竖直，一笔一画，不可分心。刻时如“吱吱”作响的老鼠在夜色深处磨牙。刻写不熟炼的话，不熬到半夜是下不了“鞍”的。为此，温也好，刘也罢，常红肿着眼，在课堂、在校园穿行。一次，晚自习，温在“吱吱呀呀”的一阵絮响后，似乎是停下了活计。我侧目一瞧，见他“嗤啦”地一响，划着火柴，小心翼翼地凑着蜡纸，烘一烘，再吹一吹，把刻错的字句涂掉，再“而今迈步从头越”。一纸刻罢，才长舒一口气。刊物不时地“登载”，七七届中文的学长也不住地围观、评头论足，但没有参与。有一位却“于无深处响惊雷”，在《安徽文艺》发表诗作了，一时间响彻校园。此兄随后一发不可收拾，从文学的独木桥中杀出重围。刘兄紧随其后，在当时的屯溪文艺上连连发表诗歌。现在的刘兄在省诗歌评论界也有了一些声名，诗歌也写得不俗。其他文学社的成员，也有不俗的作为，只是我孤陋寡闻，知之甚少罢了。

毕业分配到黟县深山老林中一所初级中学，学校前不着村、后不巴店，学生一散便成了一座岑寂的孤岛。唯一能够对话的只有一盏油灯、一张课桌、一本教科书和一大摞作业本。时日一长，内心荒草一片。好在带了几本小说，好在订了几本文学杂志。寂寞之间，不少温暖的话语从小说、从杂志中潺潺地流出。一位教英语的老师也爱好文学，个子欣长，长发飘飘，作派也颇为浪漫，“English”之余也悄然地向文学的小径上跋涉。一日他在房间中，当着我的面，捧着一篇篇“大作”读个不休，像一只麻雀从这一枝唱到另一枝，从这一树吟到另一树。我呢，自愧不如。虽然也东一锤西一棒地鼓捣了一些杂什。那时报刊很少，要发表文章非常困难，何况我们的作品又较幼稚。偶尔鼓足勇气投出去，有的无声，有的回访的是一张铅印通知，大意是大作收到，感谢支持等客气话。“我们办个油印刊物吧。”一天，时同学满眼放光地提议。好。其时离放寒假不远，稿件不缺。他有散文和小说，我有诗歌，还有散文。我的几笔鸡脚扒是拿不出手的，时的字立得住，刻写的大任自然由他担当。回家过年后，我生了一场大病，请了病假在家。一日，父亲拿了一个厚厚的信封给我，是时同学寄来的。我拆开一看，见是一小本用订书钉订成的油印刊物。其名为小草。一篇，一首，还有插图，颇为精致。还有一信，在信上，时同学说，寒假他没有回家过年，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古庙上，不住地呵着红肿的手，一字一句地耕作。看着看着，我的眼睛不由地湿润起来。在山村教书期间，我还收到一位在黄山工作的同学的信，信中放着一册油印刊物。其中的一篇散文，写澡堂，对话诙谐幽默。读着读着我一阵会心之乐。

调回家乡后，应一位姓胡的曾在深山同甘共苦的歙县老乡的邀请，加入了由他组织发起的三叶草文学社。胡担任社长，总编是一位姓潘的白面书生。三叶草人数不多，在铁路上上班的潘是大梁，平时除了抓住一切闲暇刷刷地激情挥洒外，还不遗余力地四处组稿。同时一个人闷在县城大北街的一个不足八平方米的陋室内，改稿，编稿。潘的文章写得清新隽永，不时有文字在当时的《徽州报》和铁道系统中的报纸上发表，是三叶草的领军人物。其字也写得“楚楚动人”，命名为“三叶草”的油印刊物上的文墨，均是出自他的生花妙手。潘行事认真严谨，刻印之前，要把改过的文稿工工整整誊写在用于投稿的方格纸上，再交给作者核对。核对之后，再一点一横地刻版。胡呢，主要是主持文学社的活动。诸如征文比赛、文娱活动，开展得颇有点声色。另一位主将姓陈，在一轻工企业叮叮当当，话不多，平时看起来无精打采，但一说起文学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目光灼灼，滔滔不绝。家住岩寺的我是“帮闲”，除了涂鸦外，大多时光就是在胡的庭院深深的徽派“社衙”内胡吹海吃。有时也到潘和陈家“对酒当歌”。三叶草出了好几期。其中的一期登了一篇外稿，题目大概是叫《夜的眼睛》吧。我们看了都击节赞叹。作者名程鹰，后以《神钓》扬名文坛。当时我读了好十几遍，自觉差距遥远。不久，此作在贵州的省级文艺杂志《山花》上发表。总的来说，我们文学社的创作在社团中相比还算过得去。可作“凭证”的是在当时湖南的一份杂志《年轻的一代》的全国性社团征文评比中，三叶草得了个二等奖，荣获奖金70元。潘居功至伟，他的小说得了一等奖，散文得了二等奖。可惜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三叶草就偃旗息鼓了。其后潘创作了不少作品，也在省市及全国性报刊发表了不少，被著名作家梁晓声视为希望之星。可惜，潘没有继续前行，一直是义务地、淡然地指点铁路上的后学。

现在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不少人沉迷于物质世界、沉迷于功名利禄，不再把文学视为神圣的事业。除了在校园外，上世纪八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文学社团和油印刊物也似乎渐行渐远了。我呢，虽然也断断续续地在正规报刊上发表了一点文字，但仍然在文学门槛外徘徊，仍把文学当作“圣贤”顶礼膜拜，不敢有一丝一毫的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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