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传》

上期提要:司马昭指责后主,说你荒淫无道,废贤失政,理宜诛戮。后主听了,面如土色,不知所为。司马昭又设宴款待,遂有“乐不思蜀”一幕。席间,后主起身更衣,卻正跟至厢下,好好地教导了刘阿斗一番,后主牢记再入席,酒将微醉,司马昭又问他:“颇思蜀否?”后主就把卻正的话复述了一遍,装着要哭的样子,又挤不出眼泪来,遂闭其目。司马昭说这话怎么像是卻正说的,后主听了大吃一惊,连忙睁开眼睛,说:“确实如此,皇上怎么知道的?”于是司马文王深喜后主诚实,喜欢他的傻,不再疑虑。其实这样的故事,除了淳朴老百姓,谁也不会真相信。成王败寇,自古就是这样,刘阿斗装孙子,孙皓反唇相讥,都是性格使然,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做做样子罢了。

事实上,刘阿斗足足当了四十年的皇帝,他并不是一个傻子,更不是个傻孩子,诸葛亮的辅佐也不过十一年,要知道蜀汉真正称帝,前后一共也就四十二年,阿斗好歹也坚持了四十年。孙皓当过十六年皇帝,是孙权死后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君主。他在位期间,与曹魏打过无数次恶仗,一度还曾迁都武昌,甚至亲率大军出征。

成王败寇,亡国了,孙皓没有像后来的明朝崇祯皇帝那样,推卸自己责任,说什么“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不管怎么说,孙皓还是一个有担当的君王,在给舅舅何植的信中写道:

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奋三千之卒,割据江南,席卷交广,开拓洪基,欲祚之万世。至孤末德,嗣守成绪,不能怀集黎元,多为咎阙,以违天度。暗昧之变,反谓之祥,致使南蛮逆乱,征讨未克。闻晋大众,远来临江,庶竭劳瘁,众皆摧退,而张悌不反,丧军过半。孤甚愧怅,于今无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并复不守。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固,兵将背战耳。兵之背战,岂怨兵邪?孤之罪也。天文县变于上,士民愤叹于下,观此事势,危如累卵,吴祚终讫,何其局哉!天匪亡吴,孤所招也。

什么叫担当,这一番话就是。孙皓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不是没有粮草,不是城墙不够坚固,兵之厌战,民心涣散,孤之罪也,孤所招也。不怨人,也不怨天,只怪罪自己,只是一味自责,不停地认错,这是何等胸襟,这是多么不容易。

还是那句老话,江南人柔弱,应该是东晋南渡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吴人本来是很强悍的,一片降幡出石头,孙吴的灭亡,给南京这个城市留下了两份哭笑不得的遗产,一是吴人不服输,明明被人家打败了,嘴还要硬,俗话说,鸭子死了嘴壳子硬。一是从此必须面对北方胜利者无尽的傲慢,我他妈天生就应该是王者,所谓王纲失道,群英并起,龙战虎争,终归真主,得中原者得天下,你们南京人不服也不行,不服也得服。

历史可以传承,文化就是历史。今天南京人性格中,常常会有不服输,不服输也得服,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南京人喜欢吃鸭子,南京板鸭南京盐水鸭南京烤鸭。南京人都是鸭子,死了,嘴壳子还硬。

牛继马后,衣冠南渡

东吴的灭亡对南京这个城市来说,显然是有严重后果。没有东吴就没有南京,现在东吴真的没了,被灭了,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南京老百姓当然无能为力,爱怎么办怎么办。过去的日子里,此处乃孙吴的首都,是首善之府,江东豪门士族都以居住此地为荣,甚至一些北方人士也开始在此定居,譬如孙吴的老臣张昭,他本是彭城人,也就是今天江苏的徐州人,传至他的曾孙张闾时,在《晋书》本传中,已经著籍为“丹杨人”。

又譬如薛综,江苏沛县人,其孙薛兼在《晋书》本传中,也成了“丹杨人”,而且已成为江东大姓,成为地道的“南京人”。现在改朝换代,他们又应该如何选择,何去何从。出路倒是现成,有两条,一条是回老家,从哪来,滚回哪里去,一条是追随孙后主孙皓,去洛阳寻找机会,继续捞个一官半职。

回老家说容易,也不容易,你已经是一个南京的城里人,干吗还要回到乡间去呢。当然,东吴时期的城乡差别,跟今天完全不是一回事。去晋都洛阳追随孙皓,必须也得有那个资格,你得有那个名望。就算你有那个资格,就算你是那个名流大家,去北方,仍然还是“亡国之余”,还是丧家之犬。因此事实上,大多数人只能得过且过,混一天算一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和过去相比,东吴不在了,南京老百姓过日子还得一切照旧,太阳照样升起,大家还得像以前那样生活,只要还能活得下去。

胜利者照例要做些事,首先南京这个昔日的首善之地,原有的名称不能再保留,要改名,要拆分,像切生日蛋糕那样切成几大块。已经不再是首都了,建业之名不能再用,还是恢复更以前的名字,叫秣陵。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为显示至高无上的权威,曾经五次出巡。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回归,路过金陵,几个陪同的术士见金陵山势峻秀,地形险要,就对秦始皇嘀咕了一句:“金陵有天子气。”秦始皇听了很不高兴,此地又不是天子脚下,怎么可以有王气,不就是想造反吗,立刻命人开凿方山,使淮水流贯金陵,把王气泄散,并将南京改为秣陵。“秣”是草料,意思是这里不配称作金陵,只能贬为牧马场。

南京又一次成了牧马场,连降几级,又变成了秣陵这样一个县级单位,仍隶属于丹杨郡。丹杨郡也被拆分,分丹杨南部为宣城郡。太康三年,也就是公元282年,孙吴亡国的第三年,又以秦淮河为界,把秣陵县一分为二,水北为建邺,水南为秣陵。也就是说,后来南京人说的城南,灯红酒绿的夫子庙一带,在当时是分裂的,成了两县交界之地。这还不行,秦淮河南面的秣陵还要继续拆分,差不多是以如今的机场高速公路为标志,再切成两半,东面还叫秣陵,西南新设临江县,后来改为江宁。有传说是晋武帝南巡到过那里,慨叹“外江无事,宁静于此”,因此定名为江宁。

至此,好端端的一个南京,七零八落,范围已经小了许多。建业已不是原来的建业,秣陵也不是原来的秣陵,既是又不是,既不是又是。城区主要是集中在建邺,为什么又要从建业变成建邺,因为西晋当局不喜欢它包含的“建功立业”之义。改成了“邺”以后,不久又遇到麻烦,公元313年,西晋的最后一任皇帝司马邺在长安即位,为了避讳,建邺不得不再改名为建康。

从建业到建邺,从建邺到建康,从帝王之都,到寻常县邑,而且是被拆分成了三个县,南京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跌了又跌。以南京为中心的江东人士,他们所拥有的政治权势,也在一时之间化为乌有。虽然南京还是扬州治所的所在地,是丹杨郡或丹杨尹的治所,机关和衙门还留在这里,建邺县或建康县,与孙吴时的建业相比,已经完全没有可比性。

下期看点:历史书上习惯把东晋的南迁称为“衣冠南渡”。这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中原人口大迁移。对于南京这个城市来说,好的方面,它促进了文化交流,把中原文明带入了南方,引进了北方的先进生产力。不好的方面,就是傲慢的北方人反客为主,迅速成了这里的新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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