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冲要 有聚之地

《四库全书》中关于中江的记载

芜湖，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建县，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建制史了。“芜湖”一词却最早出现于国史中的《汉书·地理志》“清水西北至芜湖入江”、“芜湖，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如海，扬州川”。国史中最早论及芜湖在中国的重要性的是《北齐书·郡州治》，它通过一代枭雄刘备的口说“江东先有建业，次有芜湖”。而后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中就有了大量的涉及芜湖的史料。

究其缘由，我们只能从国史本身中就可以找到答案。国史中关于芜湖的史料记载大致可分为如下几部分：一是中江；二是涉及到芜湖的人和事；三是芜湖的关税文化。

先说中江。中江是我国古代典籍记载中最早的地名之一，出现在《尚书·禹贡》：“东为中江入海”，《汉书·地理》云“芜湖，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如海，扬州川”。谭其镶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上，“中江”标注在芜湖至太湖之间的水系，由青弋江、水阳江、固城湖、荆溪天然水系和胥溪这条人工运河组成。中江始于芜湖止于太湖，是大禹用疏导方法治水的杰作，故而有大禹导中江之说。

中江是中国人整体系统思维水平的物化，中江及相关水系使中国的长江、黄河、太湖、巢湖、鄱阳湖、洞庭湖等江湖水系相互连通，使九州之水相互调剂水势的盈亏丰沛，通过中江多了个通道畅流入海，确保中江沿岸免受洪水之苦，极为生动地体现了大禹以疏导的方法治水的思想。

伍子胥主持修造的胥溪是中江古道上的著名的人工运河，它从苏州通太湖，经宜兴、高淳，穿石臼湖，在芜湖入长江，全长100多公里，比邗沟早20多年，比瑞典的果达运河早2300多年。中江古道上胥溪的修建说明当时的中国人准确地说是中江沿岸的人民已经把兴水利除水害统筹考虑兼顾处理了，做到了在治水害防洪的同时考虑到交通运输建设了，这些在人类水利航运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江古道是一条科技含量极高的水道，从胥溪修建到历朝历代不断完善创造了一系列水利工程奇迹，最值得称道的是“复闸”的修造和成功运行，标志我国水利工程技术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西方直到13世纪，才在荷兰出现了简单的船闸。在古代，在没有航空、铁路、高速公路的时代，航运就是交通的主要手段，中江这条科技含量极高的水道就成为芜湖及长江中上游地区进入长三角腹地最便捷的通道，它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

秦始皇最后一次南巡，至钱塘、临浙江就是通过胥溪河到达浙江的。它的开凿不仅具有明显的军事意义，而且也极大地便利了吴国与江南各地的经济文化联系。据考证，汉代闻名全国的丹阳铜主要产于今天皖南的南陵、铜陵、繁昌、青阳、贵池等地。考古工作者在上述地区发现大批古铜矿采冶遗址，仅南陵就发现多处，还发现多座矿石焙烧窑、炼铜炉和大量废矿渣。上述地区在汉代隶属丹阳郡，春秋时期均在吴国的管辖内。古人即在当地开采冶炼，将所冶炼的粗铜运至吴都或者其他地方铸造器物。运输方式很可能是由水路或陆路运至芜湖，然后由芜湖通过中江运至姑苏。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南朝宋人刘穆曾云：“船从义兴通江至芜湖。”义兴即今之宜兴，由此乘船逆荆溪而上，穿过胥溪运河可以直通芜湖。唐代大诗人李白《赠从弟昭宣州长史》：“宗英佐雄郡，水陆相控带；长川割中流，千里泻吴会。”唐宣州治即今之宣城市，自此顺水阳江而下，北入固城湖，东转经胥溪河及荆溪太湖，可以直抵吴会苏州城下。《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也曾经从苏州经中江至芜湖入长江去广东贩丝绸。清朝政府还曾因南京为太平军所占无法过境，而从芜湖入中江向苏州运送军粮。

我们现在正在施工兴建的芜申运河即处于中江古道上。它的建成将使芜湖到上海的水上距离缩短150多公里，使长江更快捷地进入海洋，使沿江开放更容易地融入沿海开放。

再说芜湖的关税文化。中江使芜湖的区域优势凸显。明黄卞在《天下水路路程》一书中说芜湖为“天下冲要”。书中以芜湖为起始点的水陆路程有十多条。这种“天下冲要”的区位优势使芜湖成为古代中国巨大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的集散地，这极大地促进了芜湖社会经济的发展。芜湖被誉为“壮县”、“乐土”、“大都会”、“小建康”等等，直至后来被尊为“皖之中坚、长江巨埠”。

地方史研究表明：至少在宋代，芜湖便是一个市民社会了，商品经济极为发达，商业氛围十分浓郁。明清时徽商以芜湖为桥头堡，通过长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更直接加快了芜湖成为近现代商贸重镇的步伐。那时长江流域和皖南山区的竹木、粮油、茶叶等大宗商品在芜湖集散、使芜湖成了黄卞眼中“有聚无产”也就是所谓买天下卖天下的“大码头”。时人叹曰“今天下商贸，俱从芜关生意”（《顺治年间设关榷税档案选》上，历史档案，1982），明中叶时因木筏“蔽江而下”，甚至造成锚地澛港“河涨水溢，众圩俱溃破”的恶果。当时过境竹木之多，可见一斑（《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正因为如此，明成化七年中央政府在芜湖设立分厂，拉开了芜湖关税文化的大幕（《明史·食货志》）。

明朝政府设立芜湖工关，征收竹木税。到弘治十五年（1502），税银达37000多两。崇祯后期，芜湖工关税收高达6万两。从正德初到万历末，芜湖工关税收不仅为全国工关之冠，而且比九江、浒墅等著名户关的税收还要多。崇祯三年（1630），明政府又在芜湖设立钞关，主要征收过往商船的货税，直属户部管辖，故又称“户关”。当时户部派定芜湖钞关的税额每年3万两。所以汪道昆说：“芜湖独以榷赋最天下。”明末清初人马思敬在《芜关》一诗中写道：“榷税千艘日不闲，于湖官吏踞芜关。”也证明了当时芜湖商业的繁荣景象。

芜湖关的巨额税源在中央政权和财政中占有重要分量。香坂昌纪先生通过对《汇核嘉庆十七年各直省钱粮出入清单》的研究认为，清代地丁、盐课等多用于封建政权的经常性开支中，而关税收入的一半约200万两左右则被“用于应付临时的或紧急需要，可以说带有预备费用的性质”，投入河工等重要经费项目。而该年芜湖关“拨解南河紧要工程银二十三万四十九两五钱零”，占“预备费用”的十分之一以上。

芜湖作为明清两代中央政府极为重要的税源地更是受到朝廷和皇上的特别关注。这也就是远离北京千里之外的芜湖总是能直通北京朝堂以及国史中大量芜湖史料存在的重要原因。比较著名的是明史中郑三俊关于芜关存废与税额之争的记载。

值得指出的是学术界一直对明代黄卞在《天下水路路程》一书中提出的芜湖“有聚无产”有片面的解释。黄卞的原意是说芜湖无产的东西在芜湖大量集散。并不是说芜湖所有的东西均“无产”。事实上明清两代，芜湖是米业、浆染、造船、制药、制钢业的中心城市之一。

发达的产业富含着丰厚的税源，捉襟见肘的封建王朝绝不会对此视而不见。据《芜关榷志》载，至明后期芜湖工关课税物品就已分为九大类，可谓“物无巨细”。入清后，芜关更是“无物不税”。后发展到另有所谓“铜斤脚价”“漕造银”等附加税以及各种规费。芜关征税范围扩大固然体现了统治者的贪婪，但同时也说明了芜湖既是“有聚”之地又是“有产”之地。

中江依长江而灵动，芜湖因中江而闻名。区位优势造就了工商业的发达，而工商业的发达则使芜湖“独以关税饶天下”，成为古代中国一个卓尔不群的地方。

芜湖的卓尔不群，在于它发达的文明程度。芜湖古代文明是由科技文明、商业文明、宗教文明、市民社会文明组成的。

芜湖古代在十几个方面有三十多项在中国甚至世界科技史占有重要地位的科技创新发明。

芜湖古代在商业上有中国范围内的五大产业优势：有会馆的发明、有众多老字号、有数不尽的和商亲商安商保商招商的办法，更有十里长街的辉煌。

芜湖古人的精神世界丰富多彩。国史中记载的第一个城隍庙在芜湖；位列全国108座重点佛教寺院的地藏王行宫在芜湖；明代就有伊斯兰教寺院；华东地区第二大的天主堂亦在芜湖。

芜湖是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相对薄弱的地方。自宋以来就是市民社会，明清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百姓人人晓得快活、个个想当小开，个性张扬解放，市民的民间组织众多，自治能力极强，不迷信权威。人性化的服务业发达，饮食包容中华，娱乐时尚动感，是中国文学史上主要具有民主思想和市民形象文学作品的原型地。

芜湖作为南京的京畿之地历史达500年之久。南京是汉民族政权重要代表，其文明优势不言而喻。芜湖作为首善之区受其巨大带动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故而古人有诗云“华灯照水笙歌舞，不枉人呼小建康”。

江山如此多娇，芜湖如此重要，引无数名人与兹缠绕。这就是国史中为什么有那么多涉及到芜湖的人和事的缘由。

□ 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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