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六论（下）：乡村振兴可与城镇化共赢

未来乡村振兴的标志不是热闹拥堵的工业园，而是清静广袤的农庄园。图为2017年10月04日，安徽宣城市郎溪县田园秋色。  东方IC 资料

四、转移农民的乡村振兴不会加剧城镇就业难

农业经济靠土地数量确保粮食产量。在耕地总量不变的条件下，只有减少农民总量、增加人均产量，才能确保种粮致富。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践表明，城镇化才是现代人类集聚生活、集约发展的社会最佳形式。因此，减少农民的最佳途径，是加快城镇化建设，吸引和扩大农民工前往城镇就业，实现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样离不开城镇化建设。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过程中，必然有大量农民涌入城镇，乡村人口外流的趋势短期内不可逆转。然而，在大中城市长期存在“就业难”问题的背景下，再向城镇持续转移数亿农民，必定极大加剧城镇的就业难题。这也是我们早有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共识，却至今也未根除的疑虑所在。

那么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究竟会不会提升城市的失业率，加剧城市就业难题呢？这需要社会先纠正对失业率长期持有的一种偏见。实际上，体现为“就业难”问题的失业率，并非社会经济需要整治的患病态，而是劳动力市场保持活力的健康态。当然，这种健康态是以个位数的失业率和全覆盖的失业金为保障的。岂不知，任何岗位的履职尽责除了必要的职业素养外，最大的工作动力和约束力，就源于永不消失的社会“失业”或“就业”压力。因而在有生之年，我们不要幻想哪个社会可以没有就业难题。

虽说“就业难”本是社会常态，但扩大就业仍是今后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民生问题。据社会调查，在大中城市“就业难”问题难以消弭的同时还存在“招聘难”和不时出现的“民工荒”。即使在经济低迷时期，伴随大量企业的倒闭，每天仍会有大批新兴企业注册或招聘。而80%以上的“老企业”都长期处于缺少理想人才或有意换人的用工状态。因此，在“招聘难”与“就业难”共存甚至更难的情况下，就业市场远未饱和，扩大就业仍有空间。

认为外来务工进城后会加剧城市就业问题的流行学说，不过是无视外来务工也会给城市带来就业机会、扩大市场、拉动消费、完善服务业的客观事实，拒绝社会改革，维护二元结构等既得利益的不实言论。事实上，正是城镇化创造的市场和扩大的就业机会，才推动了我国的经济转型，提升了三产比重，让我国能够用更少的占地空间，养活更多的人口。从世界范围看，我国大中城市的人口密度，还远低于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因而“人口多、就业难”不足以构成推进城镇化的民生障碍。

现代经济规律显示：一地务农者越多则越穷，务工者越多则越富。当然，人多也要适度，否则物极必反。如今，城镇能容纳的人口越多，劳务市场就越大。这也是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人口密、岗位多、收入高的原因所在。虽然城市人口密度大、生活成本高，但人口密度却持续上升，未现离城返乡潮。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借口“就业难”，而将失地农民或进城务工农民挡在城外。当然，个别一线大城市因人口密度过大而形成的“城市病”也不容忽视，需要通过城市规划和市场化方案来预防和化解。

实践表明，解决“城市病”最好的方法就是建设“城市群”。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要走一条城市群与就地城镇化并举的道路。

目前，我国十大城市群约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却容纳了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更创造了超过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GDP，实现了占用较少土地，养活较多人口，创造更多财富的现代经济奇迹。因此，推进城镇化，建设城市群，吸纳更多人，既是富民强国也是辅佐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资料显示，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群，如日本东京、美国纽约和法国巴黎都市圈，无论在占全国土地百分比、GDP比重还是人口密度等方面，都比国内城市群要高得多。所以说，我国的城市群建设力度，不是大了而是小了，城市群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为此，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要大力提高城镇土地利用效率、城镇建成区人口密度。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87亿人，其中在乡镇就业的约1.15亿人，增速明显下降；在城市就业的约1.72亿人，增速缓步提升。由此可见，人口密度大的城市依旧是吸纳转移农民就业的主力军。这绝非偶然个例，而是普遍性的规律。

五、解决农村“三留守”问题要靠城镇化而不是农民工返乡

近年来，农村留守问题已成全国“两会”提案建议和媒体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

如有人提案：政府和社会应加倍关爱农村留守老、幼、妇；有人建议，通过培训让更多农民工返乡务农，减少留守问题；有人担心“农二代”进城务工会催生更多的“空心村”；有人放言，不要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以避免出现无人种地的荒凉。总之，涉及农民工和留守问题的话题不仅紧跟形势，而且很有市场。

亦有专家断言，乡村人口过度流失，只剩老弱妇孺留守，乡村难以避免衰败的命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防止农村人口过度流失，只要能做好“留下来”和“引回来”的工作，今后人口回归、回流农村的现象将会大量出现。

显然，这些想通过乡村振兴来留住农民、减少留守现象的好意，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的决定不符。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离乡农民约2.8亿人，农村留守老、幼、妇约1.6亿人。就现有的农村经济和财政规模而言，在GDP中农业产值占比将低于10%的发展趋势下，如何能再建吸纳数亿农民返乡务农的新兴产业？在服务产业最为薄弱甚至为零的农村，又如何能健全解决留守问题的服务体系？更何况留守儿童的义务教育怎能靠“最美教师”的个人奉献来实现？留守老人的天伦之乐怎能由志愿者服务来弥补？留守妇女的人性生活又怎能靠社会关爱来替代？

实际上，诸多为进城农民提供职业培训、鼓励农民工返乡务农、减少农村留守的意见建议，都不是进城农民的本意和呼声，而是那些已脱离农民身份的城里人，以居高临下的教导姿态，提出的不涉及自身和子女谋生的宽心劝告。例如，曾有全国政协委员建言：不要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因为一旦读了大学不回家乡就是一个悲剧。显然，该委员的子女不会遭遇不鼓励上大学的不公，也不会面临不回乡人生就成了悲剧的局面。她更没察觉，自己的言论已涉嫌按“身份”来分配工作的社会歧视了。

改革开放的实践已证明，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其智慧和能力一般并不亚于城里人。大量案例显示，改革开放初期，在高考或岗位竞聘中，农民子女的竞争胜选人数，并不低于市民子女。如今，在各级领导岗位或各界精英中的“农二代”人数，甚至超过了“城二代”。未来，当体制改革能彻底消除城乡壁垒，实现城乡同等教育水平和平等权利，农民及其子女的聪明才智将得到更大机会释放出来。现阶段，农民及子女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自主生存与竞争能力没问题，有问题的多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制度不公与意识偏见。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在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上，一些学者和决策者总是习惯于用居高临下的同情心态来对待农民。殊不知，那些总是需要政府操心或外界帮扶的社会群体，往往是构成低收入阶层的主体。相反，那些高收入阶层，除了需要政府监管或约束其行为外，往往不需要外界扶持，靠的是自身能力和市场环境来自主择业。换句话说，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那些身处浪尖的“成功人士”很少有靠帮扶成功的。

同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主要应当着眼于改善制度环境，激发农民的职业本能，修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而不必指望通过工业持续的“反哺”来帮扶、鼓励或规劝农民返乡择业。事实上，当城乡制度性差别消失，农民享有与市民同等的权利后，农民自然会像市民一样选择自己认为适宜的生活方式，参与市场竞争，自主择业。城乡壁垒消除、实现一体化后，多数农民自然会为寻求自身最大价值而走出农村自主择业，少数农民也会选择留在乡村，变身为规模化种植的农场主。当种粮农户减少、农田规模扩大时，种粮大户的致富和农业现代化也就成为必然了。

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同步实施、平衡发展，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进城农民和种粮农民共同致富的美好蓝图。未来，当乡村与城镇一起实现全面小康时，新市民和农场主就同时拥有了自主选择在乡村还是城镇实现家庭团聚的条件。届时，包括农村“三留守”等一系列“三农”问题，就将迎刃而解。

由当下城乡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所制约，城乡生产、生活可承载的人口密度反差巨大，因而在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建设同步发展过程中，将有数亿农业人口由农村转向城镇，这个趋势目前不可也不会逆转。因此，未来要解决农村“三留守”问题，只能靠城镇化，不能靠返乡潮。这也是中央决定“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科学之处所在。

所以说，只有加快解决已在城镇就业、居住的农民的落户问题，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才是根本解决农村“三留守”问题的科学路径。

六、乡村振兴的标志是广袤的农庄而非密集的工厂

十九大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有专家将这一总要求解读为：乡村振兴不仅要农业兴，更要百业旺。有学者把产业兴旺说成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也有学者将产业兴旺解读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志。因为正是乡村产业的落后，才造成了农村的贫困和一二三产的均不发达。未来，乡村振兴既要重点解决农业收入不高、农民弃农进城、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又要重点发展乡村实体经济，带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吸引人才和消费回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

显然，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建设不是各自为政、互不相干、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各有侧重、互为互补、相辅相成的关系。城镇化建设解决的是“三农”外部环境的保障问题，乡村振兴解决的是“三农”内部机体的活力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乡镇化”与“城镇化”建设的双轮驱动，其中“镇”就成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要纽带，同时“镇”也给城乡同步发展带来了属性划分的模糊。这方面的问题无疑需要战略上的厘清和规划上的明确。

依部分专家所言，产业兴旺理当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或重要标志，这自然会让人联想到曾红极一时的乡镇企业。显然，没有明确或特指的产业兴旺，应包括五谷丰登的农业兴旺，林牧副渔的产业兴旺，三产融合的百业兴旺。其中，五谷杂粮的种植产业历来是农业振兴的短板，除此之外的农林牧副渔，多数已成农业振兴的龙头，有些早已走在了世界的前头。有些早已走在了世界的前头。例如，我国生猪养殖每年超过7亿头，约占世界产量的一半；蔬菜年产超过8亿吨，占世界总量的60%以上；水产养殖年产已占世界总量的70%以上。而三产融合的百业兴旺，已属城镇化建设的经济模式，没有体现乡村经济的侧重与特色。

因此，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除了农业种植产业外，主要是指乡镇建设中可以就地城镇化的产业的发展。其中，乡镇企业已难现当年的风光，能生存发展的只有经现代法人治理结构改造后的城镇经济。

有鉴于此，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将“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确立为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目标。其中，“农村增绿”就一定不会是炊烟四起、车水马龙、企业密集的百业兴旺，而是绿水青山、人员稀少、农田连片的麦浪海洋。所以说，未来乡村振兴的标志不是热闹拥堵的工业园，而是清静广袤的农庄园。简言之，让农民通过种粮就能致富，才是我国乡村振兴的核心标志。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培育一批家庭工厂、手工作坊、乡村车间，鼓励在现存地区兴办环境友好型企业，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提供更多就业岗位。”那么如何理解其中的精神呢？显然，这些都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举措，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农村地区，更是实施就地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和有效措施。

一号文件还提出，要扶持小农户发展生态农业、设施农业、体验农业、定制农业，提高产品档次和附加值，拓展增收空间。同样，这里要扶持发展的“小农户”也一定不是承包几亩地的种粮小农户，而是有助于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产品适销对路、实现多种经营的小农户。在实施生态农业，发展乡村旅游、康养产业，建设传统村落、乡土文化等特色小镇的基础上，实现更多农民的就地城镇化，才能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

毫无疑问，全面实现乡村振兴还需要义务教育先行和***兜底。十九大提出要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据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必须依法履行保障贫困乡村及边远山区义务教育的责任。其中，仅仅免除学杂费是不够的，还要重点保障乡村教师不低于城镇教师的城乡一体化待遇加补贴，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优秀乡村教师的短缺和质量问题。今后，不能再靠评选“乡村最美教师”、强调个人义务奉献来应付乡村义务教育了。

相反，那些力主在乡村发展职业或高等教育来提升经济文化生活水平的建议，已不属于乡村振兴的内容，而是就地城镇化的文教建设工程。如今，即便是农业科技院校也不需要回归或重建在乡村了。例如深圳市，不仅是我国技术创新、现代工业、总部经济和科教研发中心，而且也是我国重要和领先的农业、种业研发基地。

最后，乡村振兴还离不开***的兜底措施。十九大报告指出，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依然较大。显然，我国的城乡差距是构成“三农”问题和绝对贫困的主要诱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能让更多的种粮农民致富，又能让更多的农村财产权益变为城镇社会保障，从而让脱贫攻坚任务大大减少和更易精准，保障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全面振兴。

新闻推荐

郎溪行“四步走”走出好业绩

本报讯今年以来，郎溪农商银行掀起了全员营销的热潮，实施“四步走”战略，首季营销取得良好业绩，为完成全年工作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清不良打响营销战。新年伊始该行抓住清收不良的好时机，继续向不...

郎溪新闻，有家乡新鲜事，还有那些熟悉的乡土气息。故乡眼中的骄子，也是恋家的人。当我们为生活不得不离开郎溪县而漂泊他乡，最美不过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