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力提携胡适的蔡元培 为何独独没给他送茶叶？

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立意革新。是年7月，胡适自美归国，即往北大应聘文科教授。蔡元培异其才识，欣然同意。胡适入北大，得展长才，功成名就。

蔡元培对胡适的鼎力提携，引起了北大一些人的眼红，有人蓄意离间蔡胡两人的关系，“劝”蔡氏不可“为胡适蛊惑”，以免失节。蔡元培对此等流言蜚语漠然处之。

某日，蔡元培给发牢骚者每人送了包茶叶，唯独没送胡适。得茶叶者很是兴奋，以为蔡元培开始疏远胡适了。问蔡元培为何不给胡适送茶叶，蔡元培说：“胡适的肚子是干净的，一心办学为民。而你们个个妒火中烧，一肚子歪点子，脏思想，茶叶能清肠胃，送你们茶叶是帮你们解解毒。”

新文化运动实质上也可以看作是一次知识分子运动。一批知识精英传播新知，评判旧学，启蒙思智，重塑典范，然此一群体聚拢时日一如电光，旋即流散。惟蔡元培、胡适二位年龄虽相差二十余载，教育背景亦殊为不同，却意气相投，亲密无间,联手合作亦有二十年轮之久，俨然成为民国知识界一股主导力量，又均秉持着当年的启蒙意绪和民主主义向往，遂使五四文化人的余脉得以绵延。

凡是民国年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无一人不识蔡元培与胡适，也绝少有人在知识、学问、道德与理想方面丝毫没有受过这两位学者和教育家的影响。但很可惜，他们在民国教育与文化史上的位置，在一段时期中，不曾充分地被认识。

胡适的命运一直是大背时，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被批得一塌糊涂，至今还有人闻胡适之名，悚惕而惧；蔡元培的命运要好些，然而对他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多数人至今不敢正眼相看。

胡适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耿云志先生认为：“充满理性地，凭心地研究蔡元培与胡适这两个人，是我们不能推卸的责任”。复旦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胡适研究十论》收录了耿云志先生对蔡元培与胡适二君的专文论述，在此节选一二，以飨诸君。

蔡元培与胡适

1

蔡元培(1868—1940)、胡适(1891—1962)两人相差23岁。一个生长于国学隆盛的浙东绍兴，一个籍隶以考证学著闻的徽州绩溪。两人是因北京大学而连在一起的。

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立意革新。

他聘请清末反满革命中的老将，正在上海办《青年》（自2卷1期起，改名《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来任文科学长。陈是安徽人，久闻胡适少年而有文名，托人写信到美国邀其为《青年》撰稿。

不早不晚，就在蔡元培到任，陈独秀亦应聘来京的时候(1917年1月)，胡适那篇吹响文学革命号角的宏文《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发表，这是《新青年》由上海迁京后出版的第一号。在下一号里，陈独秀又发表《文学革命论》，把文学革命运动的调子提到最高度。

从此，大海潮音，震动全国，青年学子争相响应。陈独秀向蔡元培力荐胡适，蔡氏异其才识，欣然同意。

胡适

这年7月，胡适自美归来，一入国门，他就决定应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其时，还不满二十六岁。蔡元培以饱经阅历的长者，毅然决定邀请这位刚刚离开学堂的洋学生为最高学府的教授，其眼光识力确属不凡。

那时，尽管国中人才甚是贫乏，但远不是所有大学毕业生，乃至洋博士，都能立刻找到如意的工作。胡适入北大，得展长才，功成名就。蔡元培于他实有知遇之恩。

蔡元培后来回忆道：“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显然，对胡适初入北大时的情况，蔡元培印象甚深，对胡适于北大的贡献评价也甚高。

胡适对蔡元培终生怀有敬意。在他晚年作口述自传时，很亲切地提到他初入北大的情况和对蔡先生的敬意。他说：“当我在北京大学出任教授的时候，北大校长是那位了不起的蔡元培先生。蔡校长是位翰林出身的宿儒。但是他在德国也学过一段时期的哲学。所以也是位受过新时代训练的学者，是位极能接受新意见、新思想的现代人物，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对文学革命发生兴趣，并以他本人的声望来加以维护。” 

在蔡元培悉心网罗之下，当时北京大学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一部分是讲旧学的，如刘师培、黄侃等等；一部分是讲新学的，如，除胡适之外，还有钱玄同、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等。

胡适是新学营垒中的佼佼者。在涉及学校改革创新的事情上，蔡元培、陈独秀都极为倚重他。有几项重大的改革就是胡适倡议的。例如，改分年级制为选科制，组织各科教授会，创办研究所，等等。

1917年10月25日，胡适写信给他母亲说：“此次教育部因改订大学章程事，召集一会讨论此事。适亦被请参预会事。因建议废现行之分年级制，而采用选科制。此议已经教育部通过，但一切细目详章尚须拟好。此为中国学制上一大革命，一切办理改革之法非数日所能料理。适为创议之人，当竭力筹办此事，期于一年之内可见诸实行，故绝不能久离京城。”

又谓：“大学现拟分部组织教授会，适亦为创此议之人，故非将此事办妥，不能久离京也。”这些倡议都得到了蔡元培、陈独秀的全力支持。创行选科制，大大鼓励了青年学子的主动精神；研究所的成立直接增强了自由研究学术的空气；而教授会的成立，冲击了一向受政府官僚制度影响的旧有的大学行政制度，开创了教授治校的学府风范。至于创办各种学会、研究会，赞助学生成立团体，创办刊物等，蔡元培与胡适更是志同道合。蔡元培亲自主持成立进德会，胡适加入为会员。胡适创办成美学会，志在援助贫苦而有志向学的青年，蔡元培是最主要的赞助人之一。著名的《新潮》杂志，是与胡适关系最密切的几个学生如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人办起来的。他们请胡适当顾问，而蔡元培也给予大力支持。

胡适对蔡元培领导北大改革的气魄衷心敬佩。

他认为，蔡先生造成北大最重大的变化是两个：一个是组织方面的，即从校长、学长独裁制改变为教授治校制。这可以大大鼓励教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增加学校基础的稳固性，学术发展的连续性。

第二个是大力提倡学术思想的自由，容纳个性的发展，使北大成为国内自由思想的中心，引起青年学生对各种社会活动的浓厚的兴趣。

后来的事实证明，胡适指出的这两点，对于北大之所以为北大，确是至关重要的。蔡元培长北大的主要贡献正在于此。胡适特别敬佩蔡元培身为校长而不喜专权，倒宁愿分权、减权，这是只有具备高度的民主信仰的人才能有的胸怀。

在蔡元培精神的鼓舞和感召之下，北京大学真正摆脱了旧日京师大学堂的积腐空气，成了一间充满活泼精神和浓厚研究空气的新式大学。各种思潮，各家学派都在北大找到了鼓吹者和信从者。倡无政府主义者有之，倡马克思主义者有之，倡国家主义者亦有之；倡实验主义者有之，倡康德主义者有之，倡儒、道、佛者亦有之；此外更有恋爱至上论者，复辟救国论者等等，不一而足。

 

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由左至右）合影

蔡元培充分容纳这种种思潮，令其自由传播，自由竞争；对于教员学生的政治信仰更丝毫不加限制。以为大学教员，只应问其是否有学问，而不必存政治禁忌；苟有学问，尽可令其发挥所长。教授中有拥护洪宪帝制的刘师培，有拥护清室复辟的辜鸿铭，也有强烈憎恶复辟，而大倡科学民主的陈独秀。

这决不是说蔡元培没有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立场和见解。他自己是一个热诚的民主主义者，又怀有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他当然不赞成任何复辟的主张，他之容纳刘师培、辜鸿铭，是因为他们学有专长。刘师培的国学，辜鸿铭的英文学，是海内公认的。他们在课堂上讲国学，讲英文学，都是学子所求而与复辟无关。

至于各种思潮，各家学说，蔡元培明确主张“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这是蔡元培最重要的一项主张，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种空前的创议。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焚书坑儒，以吏为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垂二千余年，思想定于一尊，习故守常；苟有新说出，必斥为异端，口诛笔伐，不稍留余地。蔡元培长北大，实行的新方针，为中国思想、学术、文化乃至政治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

由此造成了影响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三个相互关联的伟大的运动，即文学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2

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最有利于新思想、新观念的创行，因而最受胡适一类具有新思想的教授、学生们的拥护。可以说，正由于蔡元培的自由主义原则的保护，胡适的白话文运动，实验主义哲学，女子解放、个性解放的主张，乃至疑古的论调等一系列同传统相矛盾的东西才得以畅言无忌，广为传播，引起青年的激动。胡适因此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成为青年学生景仰的人物，风头之健，堪称北大教授之冠。

胡适

但，也正由于蔡元培的保护，北大校内新说竞出，激怒了守旧派。旧营垒百计图谋报复。于是谣言纷起，北大备受攻击。

蔡元培借发刊《北大月刊》的机会，指望说明他的兼容并包原则，以便“释校外学者之怀疑”。他说，外间学者“闻吾校之论理学用欧美学说，则以为放弃国粹，而不知哲学门中于周秦诸子、宋元道学固亦为专精之研究也。闻吾校延聘讲师讲佛学相宗，则以为提倡佛教，而不知此不过印度哲学之一支，借以资心理学、伦理学之印证，而初无与于宗教，并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则也”。

当时虽已是民国时代，然而社会习气仍不脱专制时代的锢陋，以为全国最高学府，倡一说即当为天下定标准。在守旧派看来，凡不合于他们居中守常的议论的，尽在排斥之列。若大学反而宣传讲论，便是脱出了常轨。

林琴南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就指责蔡元培领导北大，“凭位分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劝他“留意守常为是”。他们的常轨就是思想专制，守孔孟一家之言，不许改革，不许创新。蔡元培以为宣示了思想自由的原则，便可释人之疑。他把人们的思想水准估计过高了。林琴南等所反对的，恰恰是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义。

当时北京大学最引起旧势力反对的有两点。一是废文言而倡白话；一是批孔孟，倡新道德。这两方面皆以陈独秀、胡适等为急先锋，又都得到蔡元培的支持。

蔡曾宣言：“白话派定占优胜”，又提出“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所以，旧营垒中人，都认为蔡元培与陈独秀、胡适应对北大的“走入歧途”完全负责。于是中伤的谣言，攻讦的议论纷至沓来。

到1919年“五四”前的几个月，“北京的空气已被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弄得很动荡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守旧营垒借势出头向新文化领袖们发起攻击。

我们且引大名鼎鼎的林琴南先生的例子。

林琴南先生致蔡元培的公开信，那是“登大雅”的文献，其中却多有詈骂之语，如“人头畜鸣”之类。而其影射小说《荆生》，梦想有“伟丈夫”(影北洋政府的徐树铮)出来，把田其美(影陈独秀)、狄莫(影胡适)和金心异(影钱玄同)狠狠地教训一顿。作者直骂这三人是“畜牲”。小说《妖梦》，写一个白话学堂(影北京大学)，校长是元绪公(影蔡元培，元绪暗喻大龟，已是骂人之语)，教务长是田恒(影陈独秀)，副教务长是秦二世(喻胡亥，即影胡适)。小说中，田、秦二人倡白话，毁伦常，元绪公点首赞成。忽然来一巨魔，将三人活活吞下，化作一堆臭粪。

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天，国务员中就有人提议解散北大，更足以说明，仇视新文化运动者，仇视北京大学者，恰是自命有识之辈的贵族遗老和身居高位的政府官僚。

人们不禁发生疑问，白话文的提倡，对孔孟的批判，新道德的宣传，何以竟至于引起这样激烈的反对？今天比较年轻的人，恐怕多半不能理解。

先说白话文的问题。

人们或许知道，从前南社诸子闹“诗界革命”闹了不少年，未曾激起什么人的愤怒和反抗；林琴南翻译西方文学名著，严复翻译和介绍西方近代思想学说，章士钊办《甲寅》批评时政，所有这些都不曾引起严重的斗争。

而白话文的兴起却激起林琴南等辈那般刻毒的怨愤。我以为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上述那班人所写的东西，都未摆脱“精神贵族”的立场，他们的东西仍只限于少数“上等人”看，与亿万“下等人”无关。即使在思想倾向上互相歧异，但毕竟仍只是“老爷们的事情”。正如两位绅士争吵不容家奴置喙一样，甚至若自家女人插嘴，也会被斥退。白话文的兴起会逐渐打破老爷与家奴之间的界限。家奴、女人们也加入来议论“老爷们的事情”，这是老爷们最难容忍的。

事实是，白话文运动深受青年学子的欢迎，又经过青年学生们广泛传播到许许多多普通的人群中去。1919年，全国已有白话报刊四百种以上。于是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学得白话文为传播工具，便如决堤的洪水一样，迅猛冲向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连中学生也要发表思想，批评社会；连商店店员、识字工人，甚至车夫、小贩都要看报纸，都来议论时事，这是中国旷古未有的大变局。

面对如此局势，那些专制主义余孽的军阀政客和受他们荫庇的贵族遗老如何不害怕？所以他们把白话文视为洪水猛兽，把陈独秀、胡适视为左道惑人，并因而罪及于保护他们的蔡元培，就不足为怪了。

至于说到批判孔孟与旧礼教，提倡个性解放和新道德，其对于专制主义的不利就更为明显了。中国有两千年以上的专制主义传统，一向标榜以“忠孝”治天下。教忠教孝才能造就奴顺的性格，才能保障统治者的安富尊荣。一提倡个性，便要去掉奴性，在家不能为“孝子”，便要越出前辈轨范；在社会不能为“顺民”，便会不安于现状。他们要独立思考，自断是非，自决弃取。社会上这样的人多起来，专制主义者还能安宁吗？

既然白话文与新道德打扰了“上等人”的安宁，威胁到了统治者的利益，惊破了贵族遗老们的迷梦，他们愤怒，要反抗，要报复，也就是必然的了。

守旧势力认定陈独秀、胡适是罪魁祸首，而且认定蔡元培应负最后的责任。所以，他们首先希望撤换北大校长，驱逐陈独秀与胡适。他们渴望见到这种事实，因而就不顾一切地造作谣言，公然给报纸写通讯，发专电，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与刘半农(一说是陶孟和)已被驱逐出北京大学，陈独秀已去了天津等等。发布这个谣言的竟是北大学生，林琴南的弟子张厚载。

张身为北大学生，却与旧日老师一副头脑，对新文学百般看不惯，尤反对胡适的戏剧改良论。以思想不同，而转成怨愤，图报昔日师恩，宁闭眼不看事实，忍心害理，造作谣言。张的行为反映了旧势力共同的心理；也反映了蔡元培和北京大学当日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据傅斯年回忆，蔡元培当时有两个“谋客”(据笔者考究，这两个谋客一为汤尔和，一为沈尹默，皆是蔡的同乡，善于谋划)。其中一个给蔡出主意，至少要去掉陈独秀，并“约制胡适”，才能保护北大。

蔡元培正色说道：“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领袖风范，实与中国专制主义传统所造就的“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一切错误推给他人”的典型恰成对照。

蔡元培

蔡元培保护了北大，保护了胡适。陈独秀终于离开北大，直接原因是社会舆论攻击其隐私。蔡元培为进德会会长，有不便回护之处。不得已，乘取消学长制而建立教务处的机会，令陈请长假离校。而胡适以下诸人皆安然无恙。后来，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辞职出京，胡适参与维持校务，苦撑以待蔡之归来。蔡曾表示，对他“维持的苦衷是十分感激的”。这可算是胡适对蔡先生的一种报答。3

北大的共事，新文化运动中同一阵线的经历，给蔡、胡两人的终生友谊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以后直到蔡元培1940年病逝，二十年间他们在许多重要活动中，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1921年，胡适组织努力会努力会是个力图在知识界扩大影响，致力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的小团体，蔡元培被邀请参加。

1922年，胡适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蔡元培领衔发表。

1927年，蔡元培创设和领导大学院，聘请胡适为委员，以后又创办中央研究院，胡适参加其评议会。

1928年，以蔡元培为董事长的中国公学董事会决聘胡适为校长。在蔡的支持下，胡适整顿中国公学，颇有成绩。

1932年，蔡元培协助宋庆龄创设民权保障同盟，胡适被邀加入，并负责创设了同盟的北平分会，如此等等。这些活动基本上是沿着平行的两个方向运作的。一个是争取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一个是发展中国的教育学术。这两者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最重大的两个课题。在这两方面，他们两人虽亦有不同处，但基本上是同一立场，同一阵线的。

蔡元培死后，学界人士很希望胡适卸去驻美大使职务，归国继蔡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因种种原因，此事未成事实。

抗战结束后，胡适被任为北京大学校长，这可算是他继承蔡先生事业的一次重大机会。但那已经是国民党内力衰颓，日益腐化之时，加之内战又起，教育事业已无从谈起。胡适的许多雄心勃勃的计划，都徒成废纸。

蔡、胡两人在民国教育学术界服务都在三十年以上。在这个领域里，他们思想一致，亲密合作，为国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两人另一个极其相近之处，是他们两人都真诚地向往民主主义。

蔡元培与胡适虽然基本倾向一致，或极相近，但作为两个各有多方面影响的历史人物，他们之间的差别还是明显的。我想从政治态度、治学方法和做人风范上来作一点稍为深入的比较观察，借此或可丰富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

鉴于篇幅，蔡元培与胡适的差别详述请参阅《胡适研究十论》。

《胡适研究十论》 作者：耿云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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