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如何善待善用知识分子？陈虎山

邓子恢（左四）与党外知识分子、敌工部部长林植夫（左三）等在皖南合影泾县云岭，地处皖南深山腹地，1938年8月2日新四军军部进驻于此，开辟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中枢所在。直到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北撤，在长达两年五个月的时间里，云岭如同一块巨大的磁场，吸引和聚集着一批又一批来自海内外的知识青年。

生活上从优

新四军的经济条件菲薄，国民政府给新四军的军饷只够一个丙等师的标准，每月缺口严重。叶挺、项英经常为军饷和弹药不能及时领到而焦急。叶挺为此跋山涉水，冒着重重危险，奔波在云岭和重庆之间，甚至为了争取增加军饷，不惜向蒋介石提出辞去军长的请求。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情况下，军部规定知识分子的津贴费高于军政其他人员。新四军指战员的津贴费，团以上干部每人只有4块大洋，营连干部3块，项英等军部领导也只有4块，而专家学者每月十几块至数十块，少数的每月100块以上。

教导队教员除了每月有固定津贴外，讲课还有讲课津贴费。在战地服务团工作的知识青年享受排级干部待遇，津贴费每人3块，高级知识分子享受团级以上干部待遇，给他们配备勤务员、马匹等。军医处的技术人员津贴最高，高级专家每月达140块，正规医科大学毕业生每月70块，正规高级护校毕业生每月30块，军医处自己培养的学员毕业后每月8块。这些规定，令来到云岭的知识分子们深受感动。

工作上信任

许多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参加新四军前，不是共产党员，没有经过严格的部队生活的历练，因此在参加新四军后，不习惯部队的紧张生活。即便如此，军部的领导对他们采取包容的态度，看主流，不拘小节，生活上宽容、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

项英对著名文化人聂绀弩的信任，陈毅对性情古怪的诗人叶芳炎的关心，都是新四军理解和厚爱知识分子的佳话。聂绀弩1934年入党，对党忠诚，但性格刚烈，生活散漫，与严格的军旅生活不合拍。到云岭后，他被任命为新四军文化委员会委员、《抗敌》杂志编辑。新四军各级领导待之以宽，诚恳帮助他进步，用其所长，让他安心写作，后来终成文学大家，蜚声海内外。叶芳炎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关门弟子，国学功底深厚，自视甚高，与有些同志合不来。新四军知人善任，将他从战地服务团调任军部参谋处书记室主任。陈毅儒雅谦恭，与叶芳炎结识后，经常以诗互赠，成为知心诗友。

对于专业知识分子，军部领导更是放手使用，让他们有职有权。军医处汇集了50多名懂医术、懂护理的专业技术人员，一时人才荟萃。这些自正规学校毕业的医生护士，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担任了各级领导，著名的医务专家宫乃泉、齐仲桓、吴之理分别担任了军医处医改、保健、材料科科长。

政治上关心

新四军尊重人才，重视知识分子，关注知识分子的政治生命。对一些曾经是共产党员，后来因种种原因与党组织失掉联系的著名知识分子，军部积极慎重地帮助他们恢复党籍。

朱克靖，湖南醴陵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夏回国，任国民革命军朱培德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参加北伐，在创建政治工作制度上很有建树。

南昌起义后，朱克靖任第九军党代表，南下广东潮汕突围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抗战爆发后，朱克靖毅然接受新四军军长叶挺的邀请，担任了军部战地服务团团长，同时担任军政治部顾问。一位与党失去联系尚未解决党籍的干部担任军政治部顾问，说明了军部对他的信任。

为恢复朱克靖的党籍，项英不仅请战地服务团的党组织对朱克靖进行考察了解，还亲自找他谈话。1939年，经受党组织考验的朱克靖如愿以偿，重新入党。抗战胜利后，因叛徒出卖，朱克靖被捕入狱，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诱之以高官厚禄，朱克靖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新四军军部领导对知识和人才的重视，在社会上起了极好的示范作用，因而当年的新四军军部云岭，汇聚着一大批活跃的知识青年和文学、艺术人员，他们组成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和教导总队文化队。仅军部战地服务团团员，就有400多人，被誉为“文化轻骑兵”。战地服务团和文化队培养了一大批文艺人才，作曲家何士德、章枚、沈亚威，剧作家吴强、沈西蒙，美术家沈柔坚、涂克、赖少其、吴晓邦等，都是在云岭崭露头角，以后成为新中国有影响的艺术家。

（摘编自《百年潮》2018年第2期陈虎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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