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断追梦的人

泾县作家吴放驹先生把他的诗词歌赋、散文随笔、政论杂谈汇集成一本书，取名叫《句子》。这样一本26万字、6个专辑、时间近半个世纪的文集，何以叫《句子》，人们读完后才知道其中的原因。吴先生在《后记》中说:“我这本书也算不上是什么‘文学作品\’，甚至收集的也不是什么‘标准文章\’，只是一些零散的句子。”

我们知道，句子能表达完整的意思，它由主语和谓语组成。主语是说“谁”或“什么”；谓语是说“是什么”“怎么样”或”“做什么”。如果我们能耐心看完这本书，你一定知道“谁”在这半个世纪里“做了些什么” 。

吴放驹出生在50年代，当他长身体的时候，却遇上了“三年困难”时期，他差点成了“饥死鬼”；到他上小学、初中时、正赶上他长知识的时候，又碰上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当他想当个“新型农民”、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时，他却被“四类分子的子女”这顶帽子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样的境况与遭遇，一般人是不容易挺过来的，但这匹被驯服的马、少壮的马“放”过来了。“文革尘烟去难忘，泯恩仇只叹荒唐。华天幸，盛世花芳，谈笑春阳。”(《雪梅香·老同志来访》) 吴放驹的父亲虽是一位“双料货”(富农、反革命分子)“四类分子”，但原来是读书人，父亲被开除公职(后来平反)后仍教他读书、写字，好好做人。“耕田乏绩终为业，破卷有成只付言。处世谦恭不求赞，诲儿谆仍总超前。”(《父逝十八年悼》)

正因为这点血脉与文化，吴放驹后来当上了民办教师，又转为公办教师，还居然当上了中、小学校长，直到镇党委副书记。吴先生对于这一路“青云直上”他把这些进步与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归功于这朵“云”——“党的政策”好。“庆邓公力鼎，复考跃鸿沟。教坛上，可圈可点，政艺文，无灿也能勾。”(《八声甘州·退休感怀》)后来随着职务的变化、升迁，他的视野越来越开阔，关注的各种事也越来越多，他的胸怀越来越博大，我们关心着国家大事情，如汶川地震、奥运会等，也关心着眼前的事。吴先生在新四军军部纪念馆任馆长时，写下了《新四军的军部建设》《父子岭的枪声》《谈新四军军部旧址的历史地位、文化价值及对地方旅游发展的作用》等，他在当县文化局副局长时，他关注本地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写了《隐仙洞探幽》《琴溪、琴高山、琴鱼》《木梳的传说》《请到“江南水寨”来》等散文随笔。这些随笔，写得灵动、有感性、有静气，作者以这些文字与相望千里的友人保持了精神上的联络与沟通，宣扬着当地的历史文化。他到县政府任咨询员，还曾带一些人到祁门等地学习、交流、考察，带回祁门等地文物（祁门古戏台群）、非遗（徽州目连戏、祁门傩舞、祁门红茶制作技艺）等保护与传承项目经验，推动本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开展。

如果，我们硬说这本书是“句子”，那么，这些句子是生动、优美的。生动之处，通过上面的叙述自不必说；说它优美，读者也可以随时感受的到。吴先生这本书，有诗，有文。诗有诗意，文有文釆。例如，作者在《七津·观县城西关口老城墙》中写道：“方城十里仅残留，寂立西关数百秋。垒石斑斑苔长树，女墙楚楚垛伶陬。眼前长暏浣衣妇，身后频听高楼起。”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老城墙上的斑斑青苔”、护城河下洗衣的女子，以及“身后的幢幢高楼”。在这里新与旧、历史与现实的融合，用妇女走出高楼到护城河下洗衣作为线索串联，给人怎样一种特定的诗的意境。又如，散文《纪念农民诗人张先桢先生》,这篇文章虽然很长， 但读起来却很短，因为它把张先桢先生品德用“好学”“好游”“博爱”“通达”几个字连接起来了。写“博爱”，又用“夫妻之爱,其情也笃”“亲人之爱,其情也挚““朋友之爱,其情也诚”标出，一一写来,纲举目张，枝繁叶茂。

读了这本书，这些优美、动人的句子给人以欣赏、联想与启迪。一个出身“不好”、历经坎坷的人如何在自己人生的征途上，调整好心态、抢抓机遇，不怨天、不怨地、不怨人，自强不息、奋发有为，步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正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体现，是我们今天实现、追求中国梦所倡导的精神所在。吴放驹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不断追梦的中国人。

（《句子》，吴放驹著，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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