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罗鑫
“知识、汗水、灵感和机遇是在科研上有所成就的四要素。 ”这是吴险峰珍藏已久的袁隆平院士给他的赠言。
1991年4月14日,海南三亚,20出头的吴险峰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袁院士,请教育种专业难题的同时,请他提笔赠言。 “那时候我们也‘追星’,这些国内顶级水稻育种专家就是我们育种人的榜样! ”吴险峰告诉记者。
吴险峰的父亲吴让祥是国内著名的水稻育种专家,早期参与了袁隆平院士杂交水稻的协作攻关研究。
1986年,刚从农学专业毕业的吴险峰被分配到广德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子承父业,投身于水稻育种事业。
1988年,吴险峰第一次奔赴三亚,开始了三十年如一日的“南繁北育”征程。
培育一个水稻新品种,最起码要8代纯化繁殖,往往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 “南繁北育”,就是缩短育种时间的良策。每到秋季,吴险峰和同事像“候鸟”一样背着亲本种子,登上南下的火车。
“从杭州到桂林,经常买不到坐票,在火车上站3天3夜也是常事。 ”吴险峰至今记忆犹新。辗转1个星期,乘车换船周转10多次,他才来到三亚育种基地,开展育种科研。一直到第二年4月,他再带着育成的种子赶回广德播种。
当时,育种基地所在的部队农场远离村庄,破旧不堪。 “窗户连玻璃都没有,几块砖石垒在一起,上面安一个铁锅就是灶台。 ”吴险峰记得,驻地长期停电,夜晚照明只能靠蜡烛和手电筒。从整田、播种、移栽到授粉、收获、考种,从数据记录再到数据分析,水稻育种一系列操作有着极其严格的技术要求,必须亲自完成。吴险峰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下田,在田里一待就是五六个小时。
水稻育种像是一场“万里挑一”的选拔赛,要从近万份基础材料中择优选用,再从数以千计的创造变异中选择出优良变异,并加以固定,其难度超乎常人想象。上世纪90年代,吴险峰对“两系法”的认识还很不足。有一年在海南制种时,他没有发现“母系”变成“公系”,自交结实,结果第二年在广德种出的水稻不结穗,产量绝收。 “白白浪费了1年时间,当时心情真是很苦闷。 ”吴险峰尝过不少科研失败的苦涩。
“育种工作周期长、风险大,如果方向错了,跑得越快,错得越远。吴险峰有信念、有韧劲,才能做出成果。 ”作为30多年的科研伙伴,广德农科所所长张爱国这么评价吴险峰。
“南繁北育”的前20年,吴险峰几乎都在海南过春节。 “只顾稻子不顾家! ”妻子王春梅偶有抱怨,她承担了照顾老幼、操持内外的所有责任。
30年的艰辛努力,吴险峰获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作为主要完成人,他获得安徽省星火奖一等奖1项、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1项,参与省农科院课题攻关获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3项。他主持选育的优质抗病两系杂交稻“广两优4号”,在国内大面积推广种植。据不完全统计,至2015年,省内外推广种植面积达720多万亩,取得了极其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在水稻科研工作中作出了突出成绩,他先后荣获“广德县先进工作者”“宣城市十佳科技工作者”“安徽好人”“全国南繁先进个人”等荣誉。
“养活中国人靠我们自己!欢迎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水稻新品种培育中来。 ”吴险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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