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哉教育 乐哉教育 ——杨松轩创办“新学”的艰难历程

最近再次拜读近百万字的《杨松轩文稿书信选辑》一书，深深地被外祖父为教育救国而艰苦卓绝奋斗的精神所感动。

游学未经书院“遂树一生不拔之基”

外祖父杨鹤年（1872—1928），字松轩，世居陕西省华州少华山麓的龙潭堡，出身农家。其父杨耀海治家教子有方，亲善睦邻，诚信尚义，捐资兴学，在乡间德高望重。逝世后，民国政府大总统黎元洪曾为其题赠匾额“乡国垂型”，并颁发褒奖令。对此，由蔡元培撰文、李大钊撰铭的墓表中也有记述。

外祖父自幼聪慧好学，1893年以“通场压卷”的成绩考为廪生。正当他踌躇满志之时，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华民族陷入严重的灾难之中。何以救国？外祖父深为忧虑，他在致田雨亭的信中写道：“值此时变，我辈读书，犹沾沾名利是图，岂不可耻可笑？”1896年，他毅然抛弃业已到手的功名，游学“未经书院”，师从刘光蕡（号古愚）。刘先生是陕西最早接受西方民主思想、主张维新变法的学者，与康有为并称为“南康北刘”。受其影响，外祖父与郑云章、顾熠山等先后组织成立了“友仁学会”“集义书社”，以“商谈国是，共述志怀”为宗旨。在刘古愚先生“论学重实验不尚空谈，做事尚实践不务虚名”的求实精神熏陶下，外祖父奠定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基础。

匡时以兴学倾家亦无吝

外祖父抱着办学兴国的宏愿，1902年在龙潭堡带头捐资，兴办了“蒙养学堂”。据《松轩年谱》记载：“（蒙养学堂）一切依新制组织，一洗私塾旧规，实为陕东新式教育之先河。”

1906年华县爆发了“铁路麦捐”风潮，受仇视新学的坏人挑唆，数千人冲入学堂，捣毁学校。外祖父深感痛心，“学风竟至于此极，益信教育不可缓。”1907年农历正月的一天，他邀集顾熠山、刘经轩、郑云章等人在其妹所在的华州耐村大王庙开会，商议组织成立华州教育研究会，并筹备创立两等小学堂。大家对教育研究会章程及办学存在的问题一一进行了讨论，办学资金为二两银子，外公带头认捐；没校址，借校址；没学生，借学生。诸事商议完毕，一盏灯的清油也熬干了。外祖父的妹妹说：“二两银子一灯油，大王庙里开了个头。”这话被乡人传开了，杨松轩办学的故事遂流传于民间。

很快华州教育研究会成立，外祖父被选为会长。之后，借耐村大王庙为校址的“华州教育研究会附设两等小学堂”（简称“教高”）也正式开学了，这标志着外祖父从事现代教育事业迈出了艰难的一大步，也是他从事教育艰辛历程的开端。1908年春，两等小学堂迁移到华州城内的少华书院。翌年，陕西提学使视察学校时，对学校有“陕西特色”之褒词。

辛亥革命前，外祖父经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郭希仁介绍加入同盟会，被选为华州支分部负责人。1911年10月27日陕西军政府成立后，外祖父任教育司次长，因“诸事棘手，不能进行，无谓应酬，日不暇给”，不满两个月即辞职归家，仍理旧事。1913年，外祖父被选为省议员，后当选为副议长，“当时恳辞不获，责任攸关，只得勉为其难。”然而，因“不惯官僚生活而有悔意”，1918年6月，外祖父辞职还乡，专办教育，并表示终身不再介入政界。

外祖父联络刘经轩、顾熠山、郑云章等10余人，群策群力，于1919年4月8日在“教高”的基础上创办“华县私立咸林中学”（简称“咸中”）。外祖父当选为校董会董正，肩负教高、咸中两校重任。他亲自负责筹措经费、建设学校、聘请教师等主要工作。1920年，陕西大旱成灾，哀鸿遍野，外祖父遂创办了“华县贫儿教养所”“贫儿工读互助学校”，并在教高、咸中实行“工读生”“苦读生”“免费生”制度，使家庭贫寒的学生得以入学，接受教育。

1922年外祖父及同仁成立了“实业补习学校”，其中设有师范、农业、商业、工艺、蚕桑等科。值得一说的是，他们在学校里建立了园艺部，分面粉、蔬菜、谷菽、蚕桑、畜牧、车务六类，有记载说：“园艺部之设，与农业实验场相结合，既可供学生理科之实习，亦可备农业生产之实验”“略矫旧教育空虚之弊”。1927年，他们“改组两校（教高、咸中）为“咸林学校”，分附小、中学、师范、职业等部，乃陕东中小教育兼备的学府。”至此，外祖父革新教育的实践活动达到高峰，在陕西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外祖父一生不遗余力地创办“新学”，是基于他对教育之要义的透彻见解。他在“教育研究会”简章中说：“有教育之普及而后可以造就国民，东西兴盛之源，莫不基此。吾华当陕境东冲，学界竟奄奄少生气，实文明一大阻力……组织斯会，藉教育之普及以造就国民。”他在省议会关于教育的提案中说：“二十世纪学战之风潮鼓荡全球，教育发展之国靡不智且强，教育幼稚之国靡不愚且弱。”他在对教高、咸中学生的训词中指出：“学生为国家主人翁，将来国民程度增高在今日学生，将来国家地位巩固亦在今日学生。咸中组成目的，全在乎是。”外祖父在一百年前就提出：国家的强弱兴衰，取决于教育，这些精辟见解，同今天提出的“教育为本”的主张是一致的。

阻力即助力

在社会动荡的清末民初，在贫穷闭塞的陕西，在为学几乎皆私塾的环境中，外祖父要创办“新学”，必然要遭到各种旧势力的反对和攻击。当时仇学毁校事件不断，外祖父在《述办学廿余年所受之危险》一文中写道：“教高”初办时，“仇视教育者……声言不但要杀我个人，连同事诸人都要杀尽。人多劝我避开学校，我始终置之不理。”辛亥革命时，仇学的顽固分子借机发难，扬言“起手不起手，先走潭峪口（龙潭堡）。杀完不杀完，先杀杨鹤年。”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恐慌，大家都劝外祖父远避，他却镇静异常，只身守校。1911年10月27日他因事离校，却发生了急变，“……群至教育会学校杀我，寻我不得，所有学校的器具、学生的衣物，约值数千元，皆被抢掠一空。”在咸林中学成立前后，他数遇地方军阀的诬陷和打击，几遭生命危险：陕西督军陆建章声言外祖父暗结革命党人郭希仁，要逮捕他；后任陈树藩诬陷学校与胡景翼的靖国军有关联，要通缉他；率“镇嵩军”祸陕的刘镇华欲以私通陕军之罪名拘捕他。外祖父写道：“前述各种危险，余皆坦然处之，辄过辄忘，且视为阻力即助力，并未稍懈我办学之志愿。”

外祖父毕生办学，经费短缺始终是最大的困难，他说：“别人办学校，是先建校舍，请教员，然后招学生。我是先招学生，后请教员，再盖校舍。”他一贯主张“先办事而后筹款”。筹办咸中时经费十分拮据，他制定“集资规则”、编写《推销募捐奖劵演说词》、组织“募捐团”成员到集市宣讲，并亲自到各处募捐。即使如此，亦难解决根本。他在《咸中小识》中有记：“经济困难达于极点，多方募捐均无大效，未免令人心灰意冷。然天下事愈困难，愈有价值。”原立于咸中校内的《杨松轩先生纪念碑》记述道：“先生为永久维持这个学校，苦心孤诣地募资筹款，陆续购置校田百二十余亩，校具二千余事，建筑校舍三百余间。设咸林公储局、咸林医院，将营业所得，补助学校。经营算是备极艰苦了！‘阻力即助力\’名言，实是那种环境的产品。”

外祖父“费尽心血，努力教育，虽受万难，似不少挫。”“心不苦不甘，身不劳不安”。这样做其意何在？他在《教高八周年纪念感言》中说：“宗教家言，人生之幸福，莫过于为人类尽义务耳。鄙人与同志呕尽心血，日谋校事进行，亦是为人类尽义务耳。”1919年他在《致庆弟信》中写道：“吾兄弟之好为社会服务，殆如天性，大有不能自为节制之势……兄自省归来，已足半载，对于家庭无丝毫补助，专力于教育事业。费尽心血，耳近失聪，目近失明，身体较前瘠瘦已甚，兄毫不在意。”在《与钟健书》中写道：“余自省归来……教育会事、附设小学事、代办中学事、公储局交涉事、利济社改组事，均完全担负，然余自觉非此不乐也。”1928年10月咸林学校举行成立纪念大会，外祖父撰写的对联是：上为“苦哉教育乐哉教育”，下为“谤满咸林誉满咸林”，横额“从吾所好”。此联关于“苦乐谤誉”辩证关系的表述，意境高而寓意深，足见外祖父精神境界之高尚，也概括了他从事教育事业的艰辛历程。

学校的主体在学生学校的精神在教师

外祖父办学培养目标明确，1910年2月他在《教高学堂成立纪念日浅歌》中写道：“尔等既然来到此，淬砺尔志气，振奋尔精神，高尚尔品格，锻炼尔身体，教科勤记忆，学规勉遵循。先生当尊敬，同学共亲爱，保全固有善性，消除习惯恶根。今日为好学生，他日即好公民……养成爱群爱乡爱国心，学成顶天立地人。”他把“吾堂有好学生”和“国家有好公民”看作是一体同根。让学生“学成顶天立地人”，学校的一切活动，都要为实现这一目标服务，因而“学校的主体在学生”。他在《咸中第四级毕业训词》中说：“以后无论升学与否，作何事业，毋坠品格，毋荒学业，毋长内乱，毋屈外力，毋反人道，毋忘母校。养成一种潜势力，可以自存，可以存国家，可以存社会，该生等好自为之。”

要教好学生，关键在教师，因而“学校之精神在教师”。他把慎选任用教师作为办学之首务，在《咸中教职员任用规程》中规定了“任用教员应特别注意之点”，并指出：“教员应以自己人格为学生之表率，务期得到学生的信仰爱戴”“教员以增进学生学业，养成学生人格为要务。”

为了延请德才兼备的教师，外祖父费尽周折。咸中初办时，欲聘请留日回京的华县人薛辑五任校长，除专函恳请外，外祖父还请在北京的多位知名人士劝其任职，以示诚意。另外，外祖父的儿子杨钟健在北京也多方活动，招揽人才。很快咸中聚集了一批优秀教师，如兴平的魏野筹（陕西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烈士），云南的王复生、王懋廷兄弟，天津的訾吟甘，渭南的蔡颂臣，陕北的常汉山，西府的韩叔勋等，他们教学认真负责，思想活跃，深受学生的欢迎。1922年，魏野筹因故辞职，外祖父先后三次致信挽留，充分体现了他爱惜人才、尊重教师的高尚情怀。他制定了《优待教职员办法》，对教龄较长、成绩显著的教师，给予奖励，极大地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形成了一支稳定且实力雄厚的教师队伍。

外祖父亲手为学校的各项工作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大到《咸林中学校章程》《咸林中学校董会章程》《学生通则》，小到像《操场规则》《理发室规则》等，林林总总有五十余种。值得一提的是，对学生行为要求有十二字箴言，诚——尚真实，不欺诈；朴——崇节俭，不奢华；强——有精神，不柔懦；明——多智识，不暗昧；勤——耐劳苦，不懒惰；谨——能慎审，不放肆；公——存忠恕，不阴私；平——得中正，不偏倚；慈——宏仁爱，不残刻；让——重谦逊，不骄夸；整——守秩序，不紊乱；洁——养清廉，不卑污，使学校各个方面的管理有章可循，井然有序。学校形成了良好的校风，咸林风范博得社会赞誉。

为开阔学生的视野，开拓其思想境界，外祖父利用每日朝会，给学生讲述国内外大事、成语典故、农谚俗语和格言警句等。尤其是他在学生中组建了咸中教高市自治组织，制定了《咸中教高市自治规约》，“以练习学生自治，养成公民能力为宗旨”。还成立了新文学研究会、讲演团、新剧团、砺志社、同乡会等学生团体，学校俨然成了一个小社会，民主平等，气氛十分活跃，培养了学生的民主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这是他培养“国家好国民”办学思想的一个实践，也是咸林中学的一个特色。

1928年11月30日，外祖父因脑溢血病逝于他瘁心创办的咸林学校，至他逝世时，学校“先后学生达两千人，毕业者五百有奇，留学国内外各专门大学者百数十计。”其中有不少后来成了专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咸中成为远近闻名的“陕东学府”。

德厚教深

今年是外祖父逝世九十周年。这里谨摘录当年的几位社会贤达纪念他的一些语句，以表我们对外祖父的深切怀念。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杨松轩君家传》中写道：“所谓以教育事业终其身，如君者洵无间然焉。”

由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撰文、滦县李书华（北平大学代理校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撰铭、于右任书丹，鄞县马衡（故宫博物院院长）篆额的《华县杨松轩先生墓表》（此碑现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写道：“总观先生生平言行，实不愧为时代之先驱。其治事才干，尤为人所难能。惜其毕生困斗于固陋之环境中，事事不可达其志愿，诚可慨也……先生之死，在西北失一办理教育之领袖，在中国丧失一服务社会之人才，而在余则少一教育救国之同志矣，痛哉！”

“铭曰：‘阻力即助力\’，百折愈前进。困极处之泰，逆来受以顺。二金作基本，乐育一时儁。‘集义\’与‘友仁\’，云从犹雷迅。唯以精诚感，能使盲聋奋。绸缪社会事，阐发修齐训。匡时以兴学，倾家亦无吝。龙潭不测深，太华无量仞。明德有达人，咸林驂之靳。”

华县咸林中学撰《墓志铭并序》：“长眠斯土兮，正气浩然，教泽绵绵兮，于万斯年。”又铭曰：“灵秀之辈出兮，咸林为首。山川之永寿兮，松轩不朽！”

于右任先生为纪念外祖父逝世三周年，题写匾额：“德厚教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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