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冬天，被诸多评论家称之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的确，中断了10年之久的高考得以恢复，它所恢复的不单单是参加了那场考试的570万考生的信心与希望，更

罗中立

张艺谋

刘震云

张立柱

1982年，北京电影学院78级摄影系学生毕业照。前排左一为张艺谋，中排右三为顾长卫。 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王戈华

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听取了査全性等专家的建议后当场拍板，从这一年开始全国恢复统一高考。

一晃40年过去了，最早参加高考的那批人，有相当一部分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1977年，注定是要被铭记的一年。这一年12月，570万考生走进考场，从此，他们的命运出现了转折。当时被誉为“天之骄子”的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高考记忆，见证了中国高考的历史变迁。至今活跃在中国文艺界的张艺谋、顾长卫等名人，也是从高考开始，一步步走到艺术和人生的最高峰……

高考对我而言，那就像一道光。

——顾长卫

顾长卫，1957年出生于西安，著名电影导演。1976年高中毕业后，按常理顾长卫应该到农村插队落户，但因为一些政策的原因，他被留在城里等待分配工作，希望能得到譬如进街道工厂当工人之类的机会。但“混”了两年后，这样的机会也没轮到他头上，最多就是打打临时工。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顾长卫形容那对自己来说无异于一道“希望之光”。1978年的高考，顾长卫认为自己运气的成分居多。首先，之前他并不知道还有北京电影学院这样一个大学，他也不是从小对艺术充满向往的孩子。只是他从1971年左右就学习画画，而电影学院摄影系是要考画画的。另外，他初三的时候和20多个同学在当地的青少年宫做义工，为他们画一些海报、宣传画之类，经常能得到免费的电影票，放电影时他们也时常充当一下检票员的角色。这段时间让他有机会看了无数电影，电影学院招生考影评的环节应该难不倒他。所以，他才打定主意报考电影学院碰碰运气。

顾长卫说，他小时候捡过破烂，后来想过要当火车司机，总之，不是一开始就希望能成为知识分子的一员。假如不是那一场改变命运的高考，顾长卫说现在的自己最有可能做的事是在一个小工厂的工会当一个宣传干事，或者做个小美工之类的。目前的现状是40年前参加高考时所没法想象的。顾长卫笑说，当时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他觉得已经是告老还乡落叶归根了，以后每隔三五年能到北京出趟差，就相当不错了。事实证明，中国后来的发展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人绞尽脑汁也想象不出来的，他们比他们的父辈幸运很多，社会的变革为人们实现自身价值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顾长卫说，高考不仅改变了自己和当时参加高考的一批人的命运，更广义地说，是改变了整个中国后来的命运。大约是伴随着恢复高考的脚步，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经济、教育、社会等方方面面都有了很大变化。40年后的今天，大学本科已经不算什么。在美国，读两个硕士才是被社会认可和需要的综合性人才，中国慢慢也会朝着这个方向走去。

虽然当时的同龄人当中没有参加高考或者没考上大学的人，如今也有很多发展得不错，但顾长卫还是觉得高考和大学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相当重要，他如今取得的成就与那一场高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很多具体的东西，是通过高考后在大学里面才能真正接触和学习的。

我蹚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条河。

——罗中立

罗中立，四川美术学院原院长，1997年被评为文化部百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1998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0年，罗中立以一幅名为《父亲》的油画感动了整个中国，该作品以纪念碑式的宏伟构图，饱含深情地刻画出了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深深打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也由此被誉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画坛的一面旗帜。

罗中立画过很多过河的场景，1977年他蹚过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条河——考入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那年他29岁，已经在达县钢铁厂当了十年锅炉工。罗中立回忆说，1977年恢复高考，四川美院来招生，那时他已经准备成家，当时的女友也就是现在的夫人打电话表达了父母的建议：“机会送到家门口，达县这么多画画的，你的学生都去考了，你应该去报名。”一旦有这种春风吹醒，一旦有这种机会出现，知识分子骨子里还是希望能够抓住学习、读书的机会，所以罗中立马上去报名了。

报名的那个黄昏，那个夜晚的每一个细节，罗中立至今清晰如昨。从锅炉房下班，罗中立背着画架，沿着大巴山下的州河，摸黑走了十几里山路，赶到县城的招生组，报名却截止了。幸好招生组里有一位他从前就读四川美院附中的老师网开一面，他成为考区最后一名报考者。1977年冬天，罗中立走进了尘封十余年的高考考场。谈及当时的感受，罗中立表示非常紧张：“紧紧张张地进去，非常焦虑地出来，总觉得自己的答卷没有答完美，时间不够，到发通知之前还非常焦虑。”顺利考入四川美术学院，宽松自由的环境让日后中国画坛炙手可热的罗中立、何多苓、张晓刚、周春芽等一批画家在长江之滨的重庆黄桷坪纵情成长。“重新回到学校是一种大开放的感觉，可以自由地画画，可以高声说话，是很痛快的4年，人生中最美好的4年。”

上世纪80年代初，各种艺术流派随着国家的开放涌入中国，年轻的艺术家们迫切想要证明自己。1980年夏天的四川美院，灯火彻夜不熄，罗中立和同学们都在为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挥洒激情。大巴山，一次次浮现在他的眼前，“我采风时住的那一家姓邓，邓开选老人。他们吃的是红薯、洋芋，只有一点点米，他们叫我多舀一点儿白米。这种深刻画面感，从那时候起就是一颗种子在我内心深处播下去了，这一次我想画个农民。”嵌在罗中立内心深处，淳朴、勤劳、坚韧的中国农民形象，此时渐渐清晰。他要画一幅极度写实的农民头像，并且用领袖画的巨幅尺寸，罗中立最终将这幅画命名为《父亲》。罗中立说：“把那个时代只有领袖可以画的大尺寸的、肖像式的转换成普通的衣食父母，我想用这样一种方式、这样一个尺寸的转换来说出我们一个时代的转折，一个真正的改革开放、一个真正的人文精神的时代。”

《父亲》以无可比拟的优势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罗中立说，当他抱着刚出生的儿子，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中得知获奖消息的瞬间，和那天他敲开县委招待所的门报名高考一样，永生难忘。如今，油画《父亲》游走于世界各地展览，成为中国“最忙”的老人。已经退休的罗中立，依旧在他挚爱的校园里画着他挚爱的画。即便40年过去，那场考试仍然刻在罗中立的记忆中：“我在达县第一高中主楼教学楼底层进门的第二间的前排靠左边的窗口，我的座位我记得很清。”

有人说，1977年没有冬天。恢复高考，像春天一样，孕育了无数青春的梦想。这，也是一个国家充满力量的重新出发的新起点。从这个角度看，罗中立是幸运儿。

我上大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谋出路。再实际点就是得到免费教育、包分配，是大学生出身，地位好像不一样。要是体院收我，那我就进体院了。

——张艺谋

初中毕业后，张艺谋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去农村插队，干了3年的农活。后来，由于偶然的机遇，他进入陕西第八棉纺厂织袜工艺车间，又干了7年的搬运工。

1978年，机会终于来了：北京电影学院到西安进行全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面对命运女神的垂青，张艺谋没有丝毫犹豫，他趁着去沈阳出差的机会，带着前妻肖华给他连夜煮的鸡蛋，从自己拍摄的大堆摄影作品中挑出60幅作品，直接奔赴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考场。但由于年龄超过报考要求，张艺谋先后4次努力都没有获得报名资格。最后，他辗转把摄影作品送到时任文化部部长黄镇的案头，经过黄镇特批，张艺谋才得以走进北京电影学院的校门。张艺谋后来回忆说：“进了电影学院，我发现同学们大多是电影或艺术世家子弟，像我这种从外地来的很仰视他们。我不觉得电影学院是我能进的学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贵族学校。”

虽然有部长批示，但当时北京电影学院还是坚持自己的招生原则。又经过时任文化部秘书长华君武向黄镇汇报才有了二次批示录取张艺谋的决定，特批他以旁听生学习一到两年。入学后，张艺谋又以优异的成绩从旁听生转为正式学生，这一过程也并不一帆风顺。由于北京电影学院当年原定导演、表演、摄影、美术、录音5个系计划总共招收120多人，但由于报名考生太多，学院不得不扩大招生名额，此事也在部分教师和同学中引起议论。本来就沉默寡言的张艺谋，这个时候更加谨小慎微。当然，张艺谋在摄影系也获得了和其他同学一样的待遇，分发胶片、相机、作业本、报销外出拍片交通费等，后来还担任了电影学院学生会副主席。

张艺谋的同窗、后来担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的张会军回忆说，张艺谋在上学过程中，可以说是摄影系学习的楷模。他极为珍惜学习的机会，上课从不迟到，认真记笔记，按时完成作业，态度认真，学习刻苦。张艺谋所表现出来的对作业的认真和精细，是任何同学都没办法与之相比的。

北京电影学院“78班”是对中国电影影响深远的一个群体，这些人中有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顾长卫、张丰毅、张铁林、胡玫、李少红等一大批如今活跃在中国影视界的人物。张艺谋说，“78班”的电影教育，是中国社会的特殊产物，也是电影教育专业的探索和实践。

1982年，张艺谋毕业后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逐渐成长为“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

高考把一个像草节子和沙子一样的刘震云，荡来荡去、荡来荡去，把他荡成了一个作者。

——刘震云

在刘震云一部作品的扉页上印着这样两行字：风从哪里来，风在我心中。在得知恢复高考后，已经当了5年兵的刘震云心中，有风轻轻拂动了。

那时候，刘震云正在甘肃的戈壁滩上当兵。当知道1977年可以参加高考了，刘震云就跟副指导员万为东去谈：“要不我别当兵了，我回家去考试吧。”副指导员说：“你回去也行，在这儿我也给你用不上劲。”就这样，刘震云回到河南老家，在一所中学当上了民办老师，白天上课，夜晚复习。那盏小煤油灯，照亮寒夜里冷透的屋子，也点燃他心里模糊的念想。“就是一盏小煤油灯，有着像豆一样的那种灯头的亮。寒风吹着，窗户密封得又不太好，每个同学都跟一个小鬼似的，影影绰绰。第二天早晨，你发现每个人鼻子里全部都是那个煤油灯熏出来的那种特别黑的东西。”

1978年5月复员，7月高考，刘震云以当年河南省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和他一起参加高考的弟弟考入西南政法大学。儿子中了“状元”，就能去大城市，就能有工作，就能找上媳妇。父亲在街头蹲了好几天，刘家的喜悦令周围乡里啧啧称羡。

考上北大，刘震云的第一封信是写给当年鼓励他的万指导员，指导员在回信上写了三个字：特别好！在北大上学时，有一天，正在北京出差的万指导员特意找到学校来看他。刘震云从12元的助学金里拿出7块钱，请老大哥吃北京烤鸭。临走时指导员塞给他一个信封：“小刘，我来北京，也不知道该给你买什么，现在你是我的弟弟，你哥给你一点儿钱，你自己买去得了。”刘震云说：“这不合适。”指导员说：“怎么不合适，走吧！”刘震云就装起来走了，突然又转身给指导员敬了个礼，指导员也给他敬了个礼。未名湖畔的这个军礼，烙在了刘震云的心里：“我走了好远回头看，指导员还在那儿站着呢。回到学校，我一查信封里70多块钱，那时候一个国家干部的工资也就四五十块钱。1977年和1978年的高考把人往不同的方向提供了一个可以改变的基础。高考本身重要的是，它的断裂和出现跟这个时代、跟千百万人命运之间的这种奇妙变化。”

没去搬砖的刘震云，把自己1978年参加高考的经历，写进他的第一篇小说《塔铺》。在这篇作品里，刘震云写了一群和他一样的青年，他们游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找寻着命运的出口。他的这篇代表作，恰好诞生在恢复高考十周年的1987年。这或许也是刘震云内心的一个敬礼。从《塔铺》到《一地鸡毛》，从《温故一九四二》到《一句顶一万句》，尽管他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多个国家出版，获得国内外多项大奖，但1978年的高考，在刘震云眼里，或许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奖杯……

我的人生之路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当年，从农村高考闯进城里，从一个拔草娃出来到美院上大学，挤进城里成了“吃商品粮”的人。

——张立柱

提起人物画家张立柱，我们并不陌生，他被著名美术评论家刘骁纯先生称为“乡土表现主义画家”。他的画更多地关注农村的老百姓，他用他手中的画笔去描绘过去农村的生存状态。他想通过手中的画笔，让我们更多地去关注社会底层的大众。作为曾经的“泥腿子”，张立柱对当年高考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张立柱，1956年生于陕西武功。张立柱的父亲是地道的农民，干农活是把好手，同时也是民间艺人，爱写爱画。他最早走上绘画之路的启蒙老师就是父亲。张立柱曾因家庭成分高，当工人与当兵都与他无缘，考艺校老师选上了仍被取消资格。虽然画画在同伴们中还算优秀，可当时公社选人画幻灯片、放电影也不敢用他。但在父亲和恩师安正中的鼓励下，张立柱更加努力学习绘画艺术。当时，张立柱学画的动力就是要学个本事，哪怕将来吃不上公家饭，在农村画个像，描个箱子、柜子，总会有饭吃。后来，县上的老师想方设法把张立柱调到文化馆当临时工，告诉他只要有招工指标，就会为他争取。张立柱在县文化馆干了半年就碰到恢复高考，领导和老师都支持他去参加高考。

1977年，西安美院在宝鸡设考点，张立柱凭借在绘画方面的天赋和努力，有幸考上了西安美院，跳出“农门”挤进“吃商品粮”队伍。进校后，又有罗铭、刘文西、陈忠志、陈光健、彭蠡、李超等全国有影响的老师亲授指教，4年后张立柱跟随刘文西读研，经刘文西推荐，又到中国画研究院深造，听学于李可染、叶浅予、蔡若虹、黄胄、蒋兆和、周思聪等大师名家。对于这些指导和培养他走入绘画艺术道路的先贤，张立柱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特别感谢他们，我今天的成就离不开诸多老师的教导、关心和鼓励。”

恢复高考后考进来的学生年龄差距比较大，同学们有的是在社会上工作过几年，有的是从美院附中毕业的，所以他们的文化水平、眼界都比张立柱开阔。张立柱说，当时有的同学早就开始关注西方文化，谈绘画开口就是毕加索，谈哲学和美学就是黑格尔，他们或家学渊博或阅历丰富，这让张立柱的眼界也一下子开阔多了。“我们在校期间适逢改革开放，西方现代文化不断涌进，传统文化也得到重视，我像海绵一样汲取营养，西方的、中国传统的、民间的等有关艺术的东西我都学习、吸收。抱着这种好学求知的态度，自然进步就很快”，张立柱说，“我的人生之路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从一个拔草娃出来到美院，从底层挤进城里成了国家人。我学画画，上了大学我已经意识到我应该画我的感受。从上美院起，包括我下乡，我多在关中道跑动。毕业创作时我也不跑西藏、新疆、陕北，我的毕业创作画的都是关中，我就想画我最擅长的、最有感受的东西。我那时就有意识关注家乡、关注农耕文化，我知道我应该抓那一块土地上给予我的感悟。”

虽然张立柱早已调到中国国家画院从事创作，但他的故土情结有增无减：“当年，从农村高考就是为了跳出‘农门\’闯进城，现在即使是城市的一员，在农耕土地上自小被父母和老师灌输的对人生的观念在我心里已经扎了根。我生长在这块土地上，对这块土地有着不可磨灭的深厚感情，我有义务和责任用我的语言把农耕文化在我情感上的遗存和心绪中的波动表达出来，回味真善美。在我心里，这是个千年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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