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云龙保境安民

□吴树民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陕西潼关厅灾荒过后，霍乱流行。农历六月二十五日，62岁的潼关厅抚民同知，因经常接触灾民而感染瘟疫，医治无效，带着对灾民的万般不舍，骤逝于赈灾任上，不幸以身殉职。噩耗传出，全境震惊。士民戴孝，如丧考妣。巷号户哭达旦，声震原野。发葬之日，送葬队伍的排头已到小南门里白莲池坟地，而排尾还在西门口。厅、道、协署，乡绅等送来致哀的挽联，似高崖垂瀑；长街飘落的纸钱，像满天飞雪。在他任职最长的三原县，父老乡亲闻讯，不少人步行数百里前去吊唁。这位抚民同知，就是一代廉吏焦云龙。

光绪三年（1877年），陕西大灾，人口骤减，其中以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关中地区下降最为明显，三原县饿死逃亡3万余人，人口减少了58％，很多县人口降幅超过60%。1880年前后，陕西又遭受特大旱灾，人口继续消减。正因如此，这里地广人稀，成为了外来移民的乐园。

同期，黄河泛滥，山东全省五府二十余州县受灾，水灾过后，旱蝗并举，恶性循环。蝗来“飞蔽天日，集田害稼”“食禾尽，民大饥”“飞蝗蔽空，米价昂贵”。多个州县甚至发生“人相食”的惨剧。百姓生计竭蹶，流离四方，苦不堪言。

光绪四年（1878年），焦云龙赴任三原县知事，发现这里是捻军和民变受创最深的地方，土地荒芜，庶民凋残，于是立民约，定法度，招徕山东、河南、湖北等地灾民，来三原从事恳耕。

清末政权腐败，贪污盛行，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焦云龙有鉴于此，每到一地必先减税。三原百姓，税负沉重。焦云龙上任伊始，发现百姓急需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三原经济要恢复，必须在税收政策上予以倾斜：宣布田赋中附加入县部分，每年减征白银七千余两；工商杂税每年减征四千余两。履任四年，累计减征的白银四万余两，生生把三原县令的这个肥缺，搞成了苦差。官场同僚嘲讽，他却自得欣慰。

焦云龙利用优惠政策，招徕山东原籍乡亲迁陕垦殖谋生。随后，即捎书带信动员乡亲来陕，并将陕西当地民谣“落户西安府，从此不受苦。”“三原县，闲地多，顿顿花卷白馍馍。”传回故乡，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光绪九年（1883年），他又借父亲去世回乡奔丧之机，亲自说服、动员和组织乡亲迁陕，并率先垂范，动员胞弟、舅父、岳父等亲属举家迁陕。为了避嫌，他将亲朋安置在和三原比邻的阎良康桥。

三原经过战乱，土地荒熟混淆，地方豪强兼并现象十分严重。焦云龙设立机构，量土地、正经界、分荒熟、均田赋，抑制了豪强兼并。

为了迅速恢复一方经济。焦云龙组织打狼队，对侵害百姓和牲畜的狼群，集中消灭清除，解决耕种的后顾之忧。

筹集白银万两，焦云龙用心安置外籍流民，对凡愿到三原县垦荒的百姓，不论来自何籍，一律给予种子、牛和安家费。山东、河南、湖北等省流民，纷纷落户三原。为知晓移民冷暖，安抚移民情绪，焦云龙坐牛车，载面饼，奔走各乡，挨家挨户了解民情，与老农叙谈安家耕播，见儿童含笑抚爱分饼，遇纠纷则公平迅速理断。在他的治理下，千村薜荔，渐见炊烟；万亩荒地，尽成沃壤，被时人誉为“关中旷古之举”。不到两年，境内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焦云龙被百姓称为“焦青天”。

焦云龙在县衙大堂、书房居室悬挂“视国事为己事，待民人如家人”“求通民情，愿闻己过”“立志由来不爱钱，居官切莫饮贪泉”等条幅，用以自勉。

凭借优惠的移民政策，山东等移民日益增加，关中各县纷纷仿效，先后迁居三原、富平、阎良、临潼、高陵、蒲城、渭南等地的山东移民就达30余万，山东移民居住的村落多达400余个。山东移民，性情耿直，勤劳朴实，与当地人和睦相处除耕地外，兼营挂粉条、吊挂面、榨油、织布、种菜、务瓜等活计，对一方经济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焦云龙不像同时代的官吏那样，只知收税、断案和镇压反抗，并借机鱼肉百姓，而是一履新任即通盘筹划，制定施政纲领，主要是兴修水利，发展教育，赈济饥民。他履三原县任，因郑白、龙洞二渠年久失修，即组织民工，修复疏浚，使农田灌溉面积得到显著扩大。（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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