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人,出生在困难时期,成长在经济短缺时期,上学在动乱时期,青春年华毁于文革时期,此话确有道理。
文革动乱时我正在上学的乾县阳峪中学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运动一开始,乾县师范、乾县一中的学生造反派头目来我校策划、煽动、串联,我校的红卫兵很快组织起来,立即在全校掀起造反的狂潮。一时间,校园内大辩论风起云涌,大字报铺天盖地,大批判接踵而来。学校的领导层首先被作为重点批斗对象,常见到校长脖颈上挂着几十斤重上面写着“走资派”的大木牌,被学生押着游街示众。造反派们还常威逼校领导向他们汇报思想、写检讨、接受批斗、交代问题,若要离校外出,还须经过造反组织的批准。
随着文革的不断深入,运动也在逐步升级,斗争的矛头由校领导指向了老师。我的班主任冯芳贞老师也难逃厄运。开始,我班的学生干部被认为都是冯老师的“亲信、保皇干将”而受到株连。造反的学生要我和冯老师划清界限,站到造反的革命小将一边,积极参与到批斗老师的行列中来。当时,我对造反派们过火的行为看不惯,想不通,不敢怒,不敢言,只能从内心默默地抵制着。冯老师对学生一腔热情,关爱有加。她讲课认真负责,凡是学生没有弄明白的问题,她从不厌烦地反复讲,甚至还给个别理解差的学生“开小灶”。她备课、批改作业常常到深夜,我们平常作业中细小的错误、哪怕是作文中用错的一个标点符号,都能被她细心地发现并认真地纠正过来。平时,谁有个伤风感冒、头疼脑热的,她用自己的钱为学生看病,有的女同学上学困难,她省吃俭用给同学们买吃的,把她穿的旧衣服送给女同学穿。她是全校多年评选出的“教学能手”、“先进教师”,这样好的老师给我们教书,真是学生们的福气,我这个学习委员,是同学们民主选出来为大家服务的,并不是老师恩赐,与老师有什么可划清的?
造反批斗老师的那阵子,革命小将们也常闹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初一丙班的班主任也是个女老师,人精干漂亮,能言善辩,衣着样式新颖得体。她丈夫在外公社一个医院当大夫。她的小家安置在医院。每到周末放学,她骑着自行车回家正常休假,丙班造反的学生给她办公室贴大字报,用封条封住了她的被褥,并在门上贴上对联,上联是:涂脂抹粉竟不知世上有羞耻二字,下联是:贪图享乐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情调,横批是:爱女婿迷。学生们对她人身攻击,恶意中伤,质问她为什么周末总要跑到医院去,她说,医院是我的家,为何不能去?学生们骂她是爱女婿不要脸,是资产阶级不道德、不光彩的事,限制她的人身自由,关门让她反省交代,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当她写的检讨材料被以不深刻、不认真、没有触及灵魂等托词兴师问罪时,这位女老师就被造反派们揪头发,搧耳光,竟然还在脖子上挂着“爱女婿迷”字样的大木牌游街示众。
1967年因学校停课,我被迫回到家乡。那时的农村也纷纷成立了各种群众组织,大致分为造反派和保皇派两大类。同是一个家庭的成员,因观点不同也参加了不同的群众组织。“文化大革命”引发的大批判、大字报、大辩论运动不仅在社会上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而且已深入到了大多数家庭。人群中常能听到父子、夫妻、兄弟、姊妹之间因观点不同而唇枪舌剑,激烈辩论,也常看到造反派们押着头戴“高帽子”的“走资派”在呐喊游街。那时,凡有官衔带“长”字的不分男女老少,不论职位高低,大都受到批斗。造反派们不仅罢了县长、部长、局长、社长、队长的官,连生产队的小组长,猪、羊场的场长,仓库的保管等都难逃干系。我家乡的梁山公社领导被“罢官”,造反派夺权后驻进公社机关,掌握着公社的所有权力。造反派们造反的阵阵锣鼓声常常使人心灵震颤,惶恐不安。不知道哪一天,谁可要大祸临头了。
现在想起来,十年文革真是一场闹剧。(C)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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