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先生李道尧

袁方

没机会见到圣人如何向弟子传道授业，也没机会一睹民国时期那些大师授课时的风采，但我想，圣人也罢，大师也罢，都是教书的先生，而教书的先生，就应该是李道尧老师这样的：认真，忘我，却一直清醒着；还有一点：瘦，一直是那种脸上身上没肉的精瘦。

因为工作关系，我曾经以咸阳师院中文系和文传院官方的身份接待过两次校庆返校的毕业生，一次是2008年，一次是2018年；也以同样的身份参加过往届学生毕业逢十或逢五返校的多次聚会，当然还有范围更小的聚会。在这些大大小小的聚会上，那些毕业多年要么发福要么秃顶的学生大都会提到一个名字：李道尧，并眉飞色舞地说出李老师上课时都讲了哪些让他们难忘的内容，鲁迅如何，郁达夫怎样，等等，然后感叹道，李老师真是个认真的好老师！

我觉得，做一个教书的先生，退休多年以后在学生中仍然能有如此的口碑，值！

李道尧老师的认真，我很早就见识过。认识他应该是我毕业的1984年，认识后他说，我上大学期间他刚好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进修，我们应该在同一个教室里听过课。但我真正熟识李老师是在我毕业来咸阳教书之后，尤其是1985年暑期之后，因为我们都搬到了教学楼的四层住，他还带着他那四五岁的儿子。那时候，我就深切地领教了他教书的认真。备课，那叫一个扎实，先是熟悉教材，理清文学史的脉络线索——他主讲《中国现代文学》，然后通读作品，哪怕那部作品他已经滚瓜烂熟，还是要读，然后再写教案，年年写，用那种吸墨水的老式“派克”钢笔写；第二天要上课了，把已经烂熟于心的教案再认真地看一遍，哪怕我们在他那烟雾缭绕宿办合一的房间里吵得翻了天，他依然念念有词地要把第二天讲的内容从头到尾看完。但他上课时却从不看教案，一眼都不看，虽然他带着。

李老师教书认真，干啥事都认真。他曾经非常认真地告诉我他那支“派克”钢笔多么好多么金贵，笔尖是金子做的，云云，我实在看不出来他那支用药用胶布缠着笔杆的旧钢笔到底好在何处，但他多次发自内心地夸赞过他那支钢笔，我几次都开玩笑说想夺过来给他扔了，他立刻认真地缩回手去，说，这不敢扔、不敢扔！——他以为我真会扔。

说到认真，李老师曾说他们李家是老子李聃的后代，后世著名的人物还有李世民李贺之类。我说，连这鬼话你都信？全世界姓李的都说自己是老子的后代！但李道尧老师信，还说家谱里写着，一辈人一辈人叫啥名字都写着，他是“道”字辈的，下一辈什么字的我忘记了，我只记着他说过他儿子的名字并没有按家谱起，而是用了上一辈的“永”字，这让认真的他很是痛心疾首，但没用，儿子的名字上了身份证的。如今，李道尧老师退休了，每天晚上都很认真地和几个退休教师一起散步，围着教学楼前面的广场认真地转圈圈，手心里还认真把玩着几个视若珍宝的文玩核桃。有一次我专门要过来看了一下，几个核桃乌得发黑，型也不好。问他这几个核桃怎么来的，他说上秦岭山里树下面捡的。你想，山里随便捡的能有个好的吗？可他就觉得那几只发黑的山核桃好，宝贝一样。

听李道尧老师说过，从小他就爱看书，一看书把天下都能忘了，忘了吃，忘了干活，忘了去丈人家拜年，啥都能忘了。这可以想象，他读书的时代，能找一本好书看不容易，所以废寝忘食是必然。这从他留校任教直到现在还嗜书如命也能看出个一二，我就见过他因为喜欢一本书，就拿钢笔抄，不分昼夜地抄，具体哪本书我忘记了，但事情是确实的。读书时忘我，教了书依旧积习难改，85级的学生在校时就曾给我说过：李道尧老师有一天早上上课，只穿了一只袜子，另一只脚光着。光着脚不说，裤腿还挽得老高。（这个细节我在他一个学生的文章中看到过，可见这种事情他是有“前科”的。）我不知道他因为上课到底忘了多少事，但忘记他的儿子是常事。孩子那时候一直他带着，四五岁的样子，聪明，瘦小，但打小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调皮捣蛋，手里从来就不闲着，总是拿一把木刀胡乱抡着，嘴里还“刺刺”配着音效，另一只手里提着一塑料袋馒头。这是没上学时的情景。后来上学了，李老师一忙就忘了给孩子吃饭，经常是马上要去学校了，他才发现儿子没有吃饭，于是，他手里拿着一个馒头，上面撒一点儿芝麻盐，满楼道撵着儿子让他吃了再去上学。别人数落他，说，儿子正长身体，光吃馒头撒芝麻盐怎么行？李道尧老师认真地回答：这碎东西不好好吃饭吃菜，只爱吃馒头撒芝麻盐。这话一听就是假的，我就不信一个正长身体的男孩子就爱吃馒头撒芝麻盐？鱼不好吃肉不好吃？鸡蛋不好吃？问题是，他给儿子买了吗？做了吗？多年以后，因为工作原因，我和李道尧老师的儿子曾坐一个办公室办公，每当我看到完美继承了李老师嗜书如命和巨大烟瘾却唯独没继承高个子的身材瘦小的这个大侄子，就想起当年李老师手里举着干馒头上面撒着芝麻盐满楼道撵着他跑的情景，并不由得长叹一声。

因为认真，李道尧老师书教得好，学校就让他当了中文系副主任，成了我的领导，成了我的领导后他还住单身教工宿舍，就是如今的学生一号公寓，四层，我也住四层。那时候，李道尧老师的妻子也到了咸阳照顾李老师爷俩的生活。那是一个极其明事理的女人，性子也特别好，我平日里叫她“嫂子”。记得后来我女儿上学后学语文组词造句，只要遇到“温良贤淑”这样的词语，女儿就说：“就跟李伯伯家那个大妈一样。”我单身那几年，没少在嫂子那里蹭吃蹭喝。嫂子的到来彻底宣告了李老师说儿子只爱吃干馒头撒芝麻盐是一句彻头彻尾的谎言，当然，也确实解放了李道尧老师，记得不久他就去教务处做了副处长、处长，成为学校教学工作的实际操盘者。咸阳师范学院未升本之前的师专阶段，教学工作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少不了李道尧老师这个操盘者的汗水与智慧。

做处长那几年里，李道尧老师看上去都很忙，走路都是急匆匆的，因为有开不完的会要开，处理不完的文件要处理，再说他还要教书，路上遇到他，说得最多的话是，不管干啥，千万不要丢了教书！千万千万！听得次数多了，我就觉得话里有话了，有一次，我在校外遇到了他。当时我们都骑着自行车，上一道大坡的时候，都推着自行车走，他边走边以老大哥的口气叮咛我，还是千万不要丢了教书的话。我问他到底有什么事，他思量了半天，说，前些时候学校评职称，按理他该评副高了，会上有人说，李道尧已经是副处长了，副高就算了。领导干部嘛，姿态高一点儿。于是他就姿态高了一点儿，没有参评。过了不久，学校要提拔干部，按资历和业绩，教务处长非他莫属。会上，评职称时让他姿态高一点儿的那个人说，李道尧不是副高职称，提拔他做教务处长，合适吗？我听了就急，说，这不是“二十二条军规”吗？李道尧老师听了，未置可否，还是那样认真地对我说：教书不能丢，不管干了啥，教书不能丢。我四十出头那年，工作身份上要有变化，我有些犹豫，他再三鼓励我要做一个“事功之臣”，搞管理能直接服务于社会，而不是只搞文学间接服务社会。但他还是叮咛我：千万不要丢了教书，那是咱的立身之本。

李道尧老师年轻的时候，如同那个时代大部分有为的农村青年一样，热爱文学，且当时陕西的《群众文艺》（《延河》杂志的前身）已经将他作为重点作者培养。接着，时代变了，可以高考了，他考了大学，留校教了书，就将精力全部投入到了教书上，文学创作基本上放下了，也开始搞学问、写论文。1998年学校建校二十周年编校史，我才知道在这个学校的历史上，公开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的就是李道尧，如果我没有记错，那篇文章应该是发表在《延安大学学报》上。后来，我知道他一直在写东西，写得很多，也很杂，但发表、出版的却很少，就很替他可惜，也和其他几个熟悉的老师一起劝他多写多发表多出版，要跟上目前的时代步伐云云。因为，如今的时代，大字不识几个的人当“教授”者有之，写的书比读的书还多的“学者”有之，不爱教书也不会教书做成“名师”者有之，发表了几篇豆腐块就敢称“著名作家”者有之，你读了那么多书，抄了那么多书，为什么就不能放下身段出几本书呢？李道尧老师依然很认真地思考，认真地回答。我猜测，李道尧老师意识深处可能暗藏着一个想法，如今人们写的东西，跟鲁迅孔子庄子还有他们老李家的先人老子比起来，成不了经典。我就说：李老师，你这是中了孔老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流毒，而且中得很深！

李道尧老师“嘿嘿”地笑笑，说，写，我写，我写。

我知道，他一直都在写着，就是没见他出版，估计，也不想出版，因为出版了，也赶不上鲁迅，更赶不上那些“子”。

这就是教书先生李道尧老师。

现在，如果你在傍晚的校园里，遇到几个退休教师一起散步，一边散步还一边讨论学问，其中有一个瘦高个，手里“咯吱咯吱”揉着几个文玩核桃的，那就是他，教了一辈子书的先生李道尧。白天你在院子里遇不到，白天的李道尧老师还在屋里读书、写字。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 (E)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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