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为什么会发疯? 从《范进中举》透视明清科场士子的灵魂异化

崔正升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塑造了以范进为代表的醉心于功名利禄的腐儒群象,把科举文化下士子心灵扭曲、人格失落的丑态暴露得体无完肤、情伪毕露,并且深度开掘了“异化”这一严肃主题,成为中国古代“异化小说”的抗鼎之作。

一、范进发疯:喜剧的形式,异化的主题

在《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是其名篇,小说围绕“范进中举喜极而疯”这一核心情节,对封建社会末期知识分子的无耻和堕落进行辛辣的嘲讽和抨击。首先要说明的是,许多论著将范进发疯视为“悲剧”不尽合理。一般讲,悲剧是通过美好事物的毁灭去揭露丑恶,也即鲁迅的,把美好的事物毁灭了给人看。范进是个醉心功名利禄的腐儒形象,怎么也称不上“美好事物”,因而将范进发疯理解为悲剧实为不妥。

康德指出,“在一切引起撼动人的大笑里必须有某种荒谬背理的东西存在着”,我们在嘲笑范进发疯的同时总能体会到一个严肃的主题,正如我们在笑《疯狂的赛车》《人在囧途》中的情节时,也能反思人生的荒谬、困境一样。当然,就整部书来看,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带有某种意义上的悲剧色彩,因而把范进发疯理解为“不幸遭遇”、可悲,或视为“悲哀”更为妥当。

如果说喜剧是范进发疯的外在形式,那么“异化”就是其内在主题。提起“异化”,我们很容易想到卓别林《摩登时代》里查理手拿铁钳拧别人衣服纽扣的场景,想到卡夫卡《变形记》里格利高里变成那只大甲虫,殊不知,《儒林外史》中那些科场士子对功名利禄的醉心比查理当街拧纽扣更为疯狂。不可否认,《儒林外史》从多方面揭露了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丑恶嘴脸,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深刻的批判。但笔者以为,作者批判科举取士制度是其表,根本的还在于揭露科举文化下士子灵魂的变异,“异化”是全书的命意所在。

在儒林百丑图中,范进这一形象最具典型意义,“范进发疯”这一典型细节更是异化主题的生动诠释。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范进发疯看似有些夸张过度,但却符合情理逻辑,真实可信。我们知道,范进中举发疯,直接原因是多次的考试中,有的是考不上的心理准备,一旦考上,脆弱麻木的神经无法承受巨大的欢喜,所以喜极而疯。中举原本是件好事,却出现了这样可悲的下场,值得我们深思。站在个人的角度,追求功名利禄,以竞争奋斗求发达,是人间通则,无可非议。就当时社会状况而言,范进踏上这条路我们不可太苛责。从社会角度讲,选拔英才,治理国家,这是再合理不过了,再说,当时社会也不希望选出庸才来。问题出在哪儿?我们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古代选拔人才的主渠道——科举考试制度。

二、明清科举制度的“畸变”与范进发疯的内在必然性

本质上讲,科举制度是一个文官选拔制度,它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时1300余年,为统治阶级输送了具有很高人文素质的政权管理人才。科举制度最大的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极大地提高了平民知识分子投身政治的积极性。从这个意义讲,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它给平民百姓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具有开创性和平等性的人才选拔制度,被西方一些学者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但是,世界上一切良法义政,实行久了,流弊就出来了,正所谓“法久弊深”“法严弊深”。和士子灵魂的扭曲一样,科举制度到了明清弊端丛生,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畸变和异化,背负起沉重的历史包袱和骂名。

(一)以“八股文”为考试“内容”,扭曲了考生的人格。考试最明显的特征是内容上的导向作用,考什么,就学什么,如同指挥棒。八股文也称“时文”“制艺”“制义”“八比文”“四书文”,源于宋元的经义,定型于明成化年间,是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文体。八股文原本只是一种易于操作的章法结构,要求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倒是其“起承转合”的思维模型,对后世文学创作不无启迪意义。汤显祖、吴承恩、曹雪芹都曾参加过科举,不能说他们创作《牡丹亭》《西游记》和《红楼梦》时,一点也不曾从久经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

问题出在考试的内容和格式的泥守上。明清科举考试要求八股文的每个段落都要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每部分的句型都有严格规定,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内容不许超过《四书》《五经》,要模仿圣贤的口气,传达圣贤的思想,考生不得自由发挥,束缚得透不出一点生气。正是考试内容的单一和范围的狭窄,以及其功名富贵的巨大诱惑,使当时的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人书”,很多人在《四书》《五经》、八股文中消磨终生。顾炎武曾批评这种风气:“八股之害,甚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另外,读书人将一生精力消磨于八股科举中,不仅导致穷困潦倒,还招致心理、精神方面的病痛。且看范进的举动:被胡屠户一顿无理辱骂,他却“唯唯连声”,并道“岳父见教的是”；集市上,“抱着鸡,手里插个草签,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迂腐到了极点。

(二)录取过程中较多的偶然因素,诱使考生产生了伺机苦熬心理,以致战线漫长,投入过多。由于录取名额有限,往往是几万分的努力,竞争万分之几的希望。加之明清科场不由学业功力,讲关系、重门第,贿赂成风,舞弊事件层出不穷。更重要的是试卷堆积如山,阅卷人能仔细品鉴的程度十分有限。另外评卷标准也难统一,阅卷者自身素质很难稳定在高水平线上。范进中秀才的文章就是阅卷者看了三遍没有看懂才慌乱打了高分的。李树在《科举史话》中统计了清代考录进士的情况:“总计清朝科举会试102科,共录取进士26362人,平均每科235人,以262年计,每年平均100人。”因此,科举时代那些没有中举、成进士,甚至连个秀才的身份都没有的读书人占了绝大多数。

于是到了明清,科举制度已丧失了自身平等、公正的原则,激励读书应举的机制日渐萎缩,选拔人才的标准也渐趋模糊,英才落第者屡见,庸才考中者不鲜。他们“咬定科举不放松”的心理依据是,总觉自己有能力,有希望,总是不甘心。范进20岁应考,历经十二三场考试,考了三十五年仍跋涉不已,与这种心态有很大关系。过长的应举战线和过多的投入,一次次不中的失落和酸楚,必然会产生悲剧性的后果。中国的知识分子将一生的精力投入科场,这是多么惊人的人力资源浪费!

(三)科举制度拖带出了一种畸形的社会心态:考中与否前后反差过于强烈。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赞誉,历来很注重表层礼仪,好好的一件事总被极度夸张渲染。考中者没完没了的拜谢参谒、游宴题名,繁忙之极,得意之极,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所谓“一日从此始,相望青云端”。加之考中后又有丰厚的物质名望回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被视为人生乐事。超常的热闹强烈反衬出落第者的悲哀,使正常的落第变得心理负荷大大加重,承受压力之巨难以想象,“知有杏园无路入,马前惆怅满枝红”正是落第者的失意与无奈。就这样,考前考后反差过于强烈、严重失衡,得之则荣、失之则辱。这样一种社会心态、心理氛围,驱使人们有意无意踏上科举利禄之途,带着沉重的“荣辱”观,风尘仆仆,奔波不息。

我们可以想象范进承受的十几次落第的超负荷心理重负,一旦考中,从“地狱”跃至“天堂”,瞬间实现这种强烈反差下的角色转变,对心理极度脆弱的范进而言,喜极发疯却有其内在必然性。范进一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梦寐以求的“功名”让他遥不可攀,这是他人生最大的悲哀,也注定了他极其低下的社会地位。就连他的岳父胡屠户竟然对他是这种态度:中举前骂他是“世宝穷鬼”,中举后夸他“有些福气”；中举前奚落他是“尖嘴猴腮”“癞蛤蟆”,中举后夸他“才学又高,品貌又好”；中举前蛮横凶狠,动辄训斥辱骂；中举后却点头哈腰,一口一声“贤婿老爷”。岳父尚且如此,何况他人呢?这种畸形的价值判断将多少人推向了没有回头路的科考独木桥。范进长期处于这种屈辱、高压的生活之中,绝望使他的神经变得极其脆弱和敏感。当邻人找他来报喜时,他竟然怎么也不相信,因为他所经受的讽刺、奚落、嘲笑、欺骗太多了,一次次的失望使他近乎绝望。直到他看到那梦寐以求的喜报时,他太高兴了,以致脆弱的神经经受不了这暴喜的情志,终于精神失常。就这样,科举制度在明清被彻底“异化”了,进而扭曲扼杀了范进的人格意识、生命活力,加上录取过程的模糊混乱和制度本身拖带出的畸形社会价值,诱使范进将毕生大部分精力投入科考,成了范进等众多士子灵魂异化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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