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三日,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分局民警蔡培武、陈瑞生正在警务工作站调处一起医患纠纷。本报记者王婕妤摄
本报记者杜朋举王婕妤
1月2日,吴波终于愿意平心静气坐下来和医院协商了。
“本来治疗效果不错,我父亲第二天都要出院了,为什么还会突然晕倒在卫生间?”近3个月了,吴波对此怎么也想不通。
2018年10月4日,吴波的父亲吴良材因在当地医院检查出患有脑梗死,转入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效果好的延安大学咸阳医院接受治疗。经过对症治疗,吴良材的病情逐渐好转,他决定于2018年10月22日出院。但就在2018年10月21日15时许,吴良材在自行如厕时突然意识不清,晕倒在卫生间。经会诊,吴良材脑干出血、破入脑室,随后转入重症监护室治疗。在家属的坚持下,吴良材2018年10月22日办理了出院手续。
父亲去世后,吴波越想越生气。他认为,导致父亲死亡的直接原因就是脑干出血,而这个过程发生在医院里,医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他和家人先后多次到医院沟通协商。因为提出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吴波和家人对医院神经内科医生进行了围堵,医院也因此而报警。
接警后,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分局设在医院附近的警务工作站的民警蔡培武、陈瑞生迅速赶到现场。“我们先劝当事人冷静下来,然后出示医患纠纷调处‘明白纸’并告知内容。”蔡培武对调处医患纠纷的流程烂熟于心,他说,医患纠纷双方当事人往往都认为自己占理、对方在无理取闹,所以很容易情绪激动,这样不利于问题解决,还可能使小纠纷演变为大矛盾。“明白纸”的作用,就是让双方当事人明确知道自己的权益有哪些,纠纷处置的正确途径是什么,以及哪些行为是违法的。
根据“明白纸”,医患纠纷解决的正确途径有三种,分别是协商解决、双方或单方要求医学会医学鉴定、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事实上,很多医患纠纷都是通过医患双方协商来调处解决的,但在协商过程中,医患双方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往往很难达成一致。这种情况下,具有权威性的第三方介入就显得非常关键——带着“明白纸”来的公安民警起的就是这种作用。
在公安民警的居中调处之下,吴波认识到在医院采取过激行为是不对的,所以1月2日出具委托书,全权委托自己的姨夫聂云建与医院通过协商来解决纠纷。
“不管医患纠纷的原因是什么,双方当事人都不应该在医院采取过激行为,这是对正常医疗秩序的破坏,公安机关有责任予以制止。”公安渭城分局局长刘云江表示,正是借鉴了医院“手术同意书”的形式,分局才推出了医患纠纷调处“明白纸”,其目的就是形成医患之间矛盾隐患的缓冲区,给医患纠纷的化解预留出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最终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目标。
“明白纸”对大多数患者及家属来说是一种提示,对于个别存心闹事的人来说是一种警示。患者黄新宇的家属就属于被明确告知“明白纸”内容后仍采取过激行为,最后被依法处置的。
黄新宇2018年6月27日由家属送到延安大学咸阳医院精神科治疗,在病情趋于平稳后,主治医生同意陪护家属离开。2018年6月30日,护士发现黄新宇坠楼死亡。民警经现场勘查作出“排除他杀”的结论后,黄新宇的家人坚持认为患者的死亡与病房窗户没有装防护网、监控设备没有人值守、患者病房没有留家人陪护有关,并于2018年7月2日聚集30多人在医院门诊大楼前摆放花圈、拉横幅、焚烧纸钱。民警到达现场后,一方面告知解决医患纠纷的合法途径,一方面劝解当事人自行撤掉花圈及横幅。在劝解无效并遭到极端方式阻挠执法后,民警将相关人员带回公安机关,并对其中负有责任的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行政拘留。
之后,在公安渭城分局民警的劝说下,黄新宇的家人到咸阳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寻求调解,并在调解无果后,于2018年7月31日将延安大学咸阳医院起诉至渭城区人民法院。在渭城区人民法院的调解下,双方在2018年12月17日达成一致意见,纠纷得到妥善解决。
自2018年6月设计推出医患纠纷调处“明白纸”并在延安大学咸阳医院试行以来,公安渭城分局民警已先后处警10余次,妥善协调处理了多起医患纠纷,得到了双方当事人的充分认可。这也是公安渭城分局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成功实践。
据了解,公安渭城分局已决定在辖区所有医院推行医患纠纷调处“明白纸”。 (文中患者及家属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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