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 两支笔：胡亥继位的是与非

新发现带来的新问题

发现《赵正书》的消息稍一透露，就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人们关注的重点之一，是文中所记史事与《史记》等传世典籍的重大差异。其实不仅社会公众为其新奇异常惊诧得“舌挢然而不下”，专家学者，更从史料学角度对这些内容投以庄重的目光。

在《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叄］》之《释文·注释》部分这一篇的篇首，具体整理者代表整理组全体成员述云：

《赵正书》的部分内容与《史记》之《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蒙恬列传》中的某些记载相似，有些段落可以看出明显同出一源。但在一些重大史事的记载上，《赵正书》与《史记》差异很大，例如说秦二世胡亥之继位是由秦始皇死前认可，而非李斯、赵高等人密谋篡改遗诏。可见关于秦末历史，汉初已有不同版本的记述流传，《史记》所取只是其中之一，《赵正书》又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新史料。

整理者对《赵正书》与《史记》纪事的重大差异，显然持有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是将《赵正书》中的这些内容，看作是汉初人对秦末历史的另一种“记述”（案所述“不同版本”一语用词似乎不够妥当，这里所说“版本”更像网络流行文化的语汇，而不应该是历史学研究的专业用语），而且是“宝贵的新史料”。这里值得注意的关键点，是把《赵正书》与《史记》等量齐观，看作是同样的记述“秦末历史”的史学著述。

另一方面，《赵正书》的具体整理者在撰著专文论述其史料价值时，尽管认为“司马迁是一位严肃的史学家，作为太史令, 他参考的典籍更为广泛, 其中还包括了秦国史书《秦纪》在内。《赵正书》的撰写目的是“以史为鉴”，在史实方面未必都经过详尽稽考。因此，对于一些大的史实，在无其他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并不能轻易否定《史记》的记载”，但还是提出如下意见：

大概在西汉早期，与《赵正书》类似的记述可能有多个版本。《赵正书 》的一些记载与 《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李斯列传》、《史记·蒙恬列传》等有一定出入 , 而且某些方面有较大的不同，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但目前还不能断定何者更符合历史史实。

显而易见，这是讲那些《赵正书》纪事与《史记》的重大差异，孰是孰非，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赵化成《北大藏西汉竹书〈赵正书〉简说》，刊《文物》2011年第6期），更为清晰地体现了以竹书整理者为代表的学术界很多人的看法。这一看法的出发点，当然还是前面提到的对其历史“记述”性质的认识。

新发现带给人们的冲击，还不止于此。2011年，整理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学者，开始在《文物》上发表文章，正式披露《赵正书》的发现和它的基本内容，2012年竹书整理者编辑出版《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墨迹选粹》一书，展现这篇竹书更多具体的文句但还没有等到《赵正书》全文的出版面世，2013年接近年底的时候，在长沙召开的“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第十三次年会”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春龙先生，向与会者公布说，从这一年6月开始，在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发现了秦二世胡亥的“即位文告”（李国斌《秦二世奉诏登基文告出土 揭秘大秦王朝真正掘墓人》，见“人民网”，2013-11-25。案实际上它应该是这位二世皇帝在改行新元之后发布的一道安抚天下民众的诏书，后文将有具体论述）。张春龙先生后来对此正式评议说：

秦二世颁布的诏书，可与北京大学藏西汉简牍中的《赵正书》相互阐发，对研究秦二世其人和秦朝政治有重要价值（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阳市文物处《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发掘简报》，刊《文物》2016年第5期）。

张春龙先生这样讲，恐怕主要是由于在这一所谓“即位文告”中有“朕奉遗诏”这样的语句，而这一语句与《史记》所书赵高、李斯合谋篡改始皇遗诏事明显不符，却与《赵正书》中胡亥遵奉遗诏合法登基的叙述正相吻合。

中国本土之外，海外一些学者，对《赵正书》的发现，也极为重视。在这当中，尤以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鹤间和幸先生最有代表性。2015年9月，鹤间先生在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一部著作，题作《人间·始皇帝》，特别侧重发掘、阐释新出土史料所蕴涵的历史讯息，利用这些出土数据对秦始皇和他所建立的大秦帝国做出很多不同于以往的解析，《赵正书》自然受到他特别的青睐。在鹤间和幸先生看来，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秦始皇之死的基本记载是不能简单信从的，而是需要结合《赵正书》等新出土材料来展开全新的认识。

多年来，学术界本来就盛行利用各种新材料来颠覆既有的认识，在这当中，出土的早期文献，尤为受人钟爱。专家学者们对《赵正书》这样一谈，再与兔子山遗址出土二世皇帝诏书的内容相互参证，社会上那些没有受过正规史学研究基础知识训练的历史爱好者，更踊跃献身其中，透过《赵正书》的文字，恣意驰骋自己的想象，对秦末相关历史问题，大做文章，出现很多新奇的观点。

对此，我从见到相关的新闻报道以及整理者透露出来的十分有限的信息时起，就持有不同的看法，在2015年出版的《制造汉武帝》一书中已明确表述过自己的意见（拙说见该书第五章《刘宋时期另一场“巫蛊之变”与王俭朔造的戾太子形象》）。

不过海内外学术界出现上述情况，自然有它的道理。因为这项新的发现，确实给研究者提出了新的问题。只是在我看来，要想很好地解答这些新问题，不仅需要首先清楚判明《赵正书》与《史记》纪事的异同，重视《赵正书》提供的新信息，更重要的是，还需要从一些最为普通的一般性基础谈起，这样才能合理地认识二者之间的是非正误。

这就是文史研究的特点，在向前走的时候，需要先回过头去，确定起步的基点。这样的起步基点，一要准，二要稳。

毁弃的诏书与出土的诏书

秦始皇临终前，留下一份遗诏，这分别见载于《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两处的记载，文字略有差异，但是其实质内容，却是完全一致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纪事如下：

（秦始皇）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辒凉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輙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独子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其赐死。

在这下面，司马迁还写了这样一句话：“语俱在《李斯传》中。”这是司马迁在开创纪传体史书时所订立的一项叙事规则，或者说是他所创立的一种叙事笔法，即在不同篇章之间，载述同一史事，令其详略互见，错综为文。

这样的叙事手法，使其每一篇章各有侧重，同时全书行文亦颇有曲折回环之妙（当然有得亦有失，《史记》为文时或亦有冗赘抵牾之失）。惟此等叙事方式，非盖世高手自无以为之。故这一纪事方式，仅为东汉班固的《汉书》所遵行，而至晋人陈寿撰述《三国志》，即以所谓“一事不两载”作为叙事的基本原则，刘宋范晔《后汉书》以下所谓“正史”则更多地是承袭陈氏笔法而无力在总体上追步迁、固后尘。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南宋淳熙三年张杅桐川郡斋刻，耿秉重修附《集解》、《索隐》本《史记》

那么，在《史记·李斯列传》中又是如何记载这一史事的呢？《史记·李斯列传》先是对始皇病情危殆时所留诏书事写有如下一段简略的说明：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书及玺皆在赵高所，独子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余群臣皆莫知也。李斯以为上在外崩，无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辒辌车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辄从辒辌车中可诸奏事。

这一记载与《秦始皇本纪》的不同，主要有两点：一是这封相当于秦始皇“遗诏”的诏书是由赵高按照秦始皇的指示执笔撰写的；二是李斯秘不发丧的缘由，主要是“无真太子”，也就是秦始皇在生前一味奢求长生久视，根本没有对百年之后最重大的事项亦即立储之事做出应有的安排。这两点，实际上是进一步补充完善了《秦始皇本纪》没有能够详细叙说的重要细节。

二者相互印证，可以更加清楚地反映这份“临终嘱咐”的产生过程和最高行政官员丞相李斯的应变处置措施。两处记载似同而有异，似异而实同，这就是太史公错综为文的妙处。读《史记》，慢慢读，细细品，往往令人陶醉，首先就是醉在这里。

不过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写下的“语俱在《李斯传》中”这句话，更多地是指《李斯列传》接下来一大段在《秦始皇本纪》中根本没有的记载。

这段内容，详细记述了赵高先是诱惑胡亥、接着又劝说李斯听从他的计谋，最终定策弃置秦始皇的诏书而另行伪造遗诏以立胡亥为太子的经过。结果，是赵高、胡亥和李斯这三人沆瀣一气，达成了改变历史发展轨迹的惊天密谋：

于是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丞相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长子扶苏曰：“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封其书以皇帝玺，遣胡亥客奉书赐扶苏于上郡。

胡亥赖此，得以继位成为“二世皇帝”，太史公笔下所谓“胡亥诈立”的具体经过，就是这样一番场景，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情节，乃是毁弃秦始皇的真诏书，同时又伪造了两道假诏书：一道立胡亥为太子，另一道赐长子扶苏与将军蒙恬死。

这样的历史事实，既经《史记》载述之后，从来没有人怀疑其真实性，世世代代，一直就这样在世间流传。

孰知传着传着，在二十一世纪这个新世纪的新时代里，一个全新的情况出现了：在中国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大工地上，人们看到了从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发掘出来的所谓秦二世“即位文告”木牍。

在这篇“文告”中，提到了秦始皇的“遗诏”：

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事及箸（著）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故罪，今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少繇（徭）赋，扰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亟布。以元年十月甲午下，十一月戊午到守府。（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阳市文物处《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发掘简报》，刊《文物》2016年第5期。案具体文字判读参考了陈伟《〈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校读》，刊“简帛网”，2015-06-14；王宁《益阳兔子山秦简《秦二世元年诏书》的几个问题》，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6-8-3）

这件东西，看着好像很简单，但却有很多细节的认识，需要具体落实到地。下面，容我一一叙说。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诏书木牍（据《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发掘简报》）

首先是它的性质，也就是说，这是一份为了什么而颁发的诏书。清晰地辨明这一点，才能准确地认识这篇诏书与胡亥即位一事的关系。

考古工作者最初在2013年底公布的消息，说它是“秦二世胡亥继位后第一年的第一个月颁布”的“即位后的文告”，记者则将其径行称作“秦二世奉诏登基文告”（李国斌《秦二世奉诏登基文告出土 揭秘大秦王朝真正掘墓人》，见“人民网”，2013-11-25）。在第二年、也就是2014年4月公布的201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评选结果中，国中各路权威考古学家，不仅确认具体发掘人员上述认识，而且在此基础上还有所“拔高推进”，认为这件木牍“为秦二世继位后颁行的文告，是秦二世胡亥继位后第一个月颁布”（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办公室《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刊“中国考古网”，2014-5-6）。由“秦二世胡亥继位后第一年的第一个月”到“秦二世胡亥继位后第一个月”，这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即进一步拉近了这一诏书与胡亥即位一事联系的近密程度。在这一遗址的发掘者后来正式刊布的简报中，又去掉“继位后第一个月”的“后”字，径谓这一木牍载录的“是秦二世胡亥继位第一个月发布的诏书”（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阳市文物处《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发掘简报》，刊《文物》2016年第5期）。

在这里必须郑重指出，不管说它是“秦二世胡亥继位后第一年的第一个月颁布”的“即位后的文告”，还是说它是在“秦二世胡亥继位后第一个月颁布”，或者说它是“秦二世胡亥继位第一个月发布的诏书”，这几种说法，都很不合适，而且越说越不妥当，越说去历史真相越远。

胡亥继位成为二世皇帝的时间，与秦始皇去世的时间前后相继。因此，要想更加清楚地确定这一时间，就需要先来落实秦始皇去世的具体时间。

关于这一点，《史记·秦始皇本纪》本来有非常清楚的一个记载，乃谓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连具体死在哪一天都明明白白，按说该算清楚了吧？可是麻烦就出在这个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的日子上。

当时纪日的方法，是用干支，也就是所谓“天干地支”的组合来表示每一个日子，即以甲、乙、丙、丁等十个“天干”与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按顺序两两匹配，排列组合，如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依此递进六十次后，即重启于甲子，开始新一轮循环，周而复始，无有尽时。由于一个月最多只有三十天，所以这六十个天干地支的组合，其中至少有一半，在每一个具体的月份中是不会出现的。

周家台秦墓出土《日书》所附秦始皇三十七年的历谱，记有每个月月初的干支。从中可以看到，其七月朔日亦即初一这一天的干支是“丙子”（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叁）》），由此后延，则十一日为丙戌，二十一日为丙申，是月乃无丙寅之日。也就是说，在秦始皇三十七年的七月，根本就没有“丙寅”这一天（朱桂昌《颛顼日历表》）。

周家台秦墓出土《日书》附秦始皇三十七年历谱中的七月朔日注记（据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叁）》）

依据这一历谱，日本学者鹤间和幸认为，《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七月丙寅”应为“八月丙寅”的误记，并且以为这是太史公司马迁或是他所依据的某种更原始的记述刻意做出了这一违背事实本来面目的书写（鹤间和幸《人间·始皇帝》）。可是这样的推论，并没有什么可靠的依据，而中国古代史籍中类似的岁时月日文字舛误，比比皆是，并不是什么稀见的事情。一般来说，阅读古籍时要是遇到这样的纪日问题，首先还是应该考虑具体干支在文本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差错。

秦始皇病重及离世的时间，在秦始皇三十七年的七月，尚别见于前文引述的《史记·李斯列传》。古人云“三占从二”，两处不同的纪事，其文字产生同样讹误的可能性毕竟很小。因而在没有其他强硬证据之前，无由强改“七月”为“八月”，而更应该考虑纪日干支的文字讹误，如“丙寅”或为“丙申”的形讹。总之，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秦始皇病逝于其继位为王后第三十七年七月的某一天（譬如丙申二十一日），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大概是在接下来的八月这个月里，胡亥、李斯以及赵高一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继之“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在这之后，才在这一年的“九月，藏始皇郦山”。由此看来，胡亥继位登基成为二世皇帝的时间，本来是明明白白的，并没有什么模糊不清的地方。

就胡亥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八月即皇帝之位这一情况而言，说湖南益阳兔子山木牍上的诏书是“秦二世胡亥继位后第一年的第一个月颁布”的“即位后的文告”，或“秦二世继位后颁行的文告，是秦二世胡亥继位后第一个月颁布”，“秦二世胡亥继位第一个月发布的诏书”，以至“秦二世奉诏登基文告”，都是丝毫沾不上边儿的事儿。因为这份诏书明明是二世元年十月颁下的，距其登基即位，已经过去足足一个多月了，按月份数算，由头一年的八月、九月，到第二年的十月，则是经历三个月的事儿了，年头更是隔了一年（当时是以十月为岁首，也就是每一年都是从十月开头过起，九月底是年底）。

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古代的帝王，实行翌年改元法，即在登基就位的第二年始开启自己的纪元，从这一年起算，元年、二年、三年地顺序排列下去，而在就位的当年，还沿用上一个帝王正在行用的纪年（故胡亥即位的当年，依旧是秦始皇之第三十七年）。每当改行新纪元的时候，帝王们往往会发布改元的诏书，以示“与天下更始”的气象。

这份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廷诏书，既不是二世皇帝的即位诏书，也不是翌年为改行二世元年而发布的改元诏书。

周家台秦墓出土《二世元年日》（二世元年历谱）中的十月朔日注记（据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叁）》）

这道诏书，发布于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这一年十月乙亥朔，甲午为该月第二十日。在这之前，二世皇帝还发布过两道重要的诏书。

其中一道，日期清楚，是在“十月戊寅，大赦罪人”（《史记·六国年表》）。戊寅是这个月初四这一天，兔子山出土十月甲午诏书所说“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故罪，今皆已下矣”，指的就应该是这道“大赦罪人”的诏命。

另一道诏书，按照兔子山出土十月甲午诏书叙述的次序，应当发布于这道“已下”诏书之前，宣布的是十月甲午诏书所说“今宗庙事及箸（著）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这些事情，《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其事缘起云：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赵高为郎中令，任用事。二世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之礼。令羣臣议尊始皇庙。群臣皆顿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轶毁。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已下轶毁。所置凡七庙。羣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

其中虽未涉及除定律令之事，但所说增立始皇庙并予以特别尊奉之事，当即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中“今宗庙事及箸（著）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一语所指的内容，除定律令，当与之同施并行。

这道先发的诏书，理应颁布于二世元年大年初一到初三这三天之内，接着颁布的第二道诏书，因带有“与黔首更始”这样的改元诏书惯用的门面话，同时所谓“大赦罪人”也是后世下诏改元时常常并行的事情，所以，它最有可能是二世元年的改元诏书。假如这样的推论不缪的话，尤可见“尊始皇庙”一事的重要性，竟重要到等不及下诏改元而先予施行（关于这一问题，接下来在另外的专题里还会进行专门的讨论）。

除了复述前两道诏书已经宣布的事项之外，我们也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兔子山遗址出土的这道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其真正诏命天下的事情，就只剩下了“朕将自抚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少繇（徭）赋，扰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这句话了，而其中“朕将自抚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又属于预告的性质，即告知各地基层官吏和平民百姓，这位二世皇帝将要巡行天下，并已做好了相应的部署。《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世等拟议此事的时间不够清楚，只是很含糊地在秦二世元年下记述说：

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

兔子山遗址出土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中“自抚天下吏、黔首”的“抚”字，作为“巡行”之义解之，即与上述记载两相契合，由此可以确知二世与赵高谋划并具体部署其事的时间是在十月甲午（二十日）之前，当时之所以未能出行，恐怕主要是由于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只能等到春季来临，再动身巡游。今《赵正书》讲述胡亥即位之后，“欲起属车万乘以扶（抚）天下”，也可以从侧面印证把十月甲午诏书中的“抚”字解作“巡行”是合乎历史实际的。

这样一来，这道十月甲午诏书中具体安排施行的措施，仅仅是“少繇（徭）赋，扰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这些苛细的事情了，这也就是秦二世颁布这道诏书的直接用意。和这个月月初颁布的前两道诏书以及其巡行天下的计划相比，这些内容看似有些无关痛痒，但若是联系二世皇帝后来的举措来看这道诏书，其实还是具有很重要意义的。不过这将是另一个专题所要论述的内容，在这里就不予详说了。

在逐一分析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这一诏书的各项内容之后，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确认，诏书中与胡亥继位为二世皇帝一事直接相关的文句，实际上只有“朕奉遗诏”这一句话了。因为单纯从字面上看，这句话清楚表明了胡亥乃是遵奉秦始皇遗诏而登基继位的，而这与前面讲述的《史记》记载的情况是绝然不同的。

可是，若是仅仅看这句话本身，它真的会具有这样的颠覆传统认识的意义么？历史上又有哪一位篡权夺位的君主不是像这样把自己装扮成一副顺应天命的模样？

譬如，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发动政变，杀兄逼父，登上帝位，这是天下尽人皆知的事情，然而在以乃父高祖皇帝李渊名义颁布的即位册文中，却俨乎其俨地讲什么“朕是用上稽苍昊，俯顺黔黎，推而弗居，永垂显号，今传皇帝位于尔躬”云云（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太宗即位册文》），好像真的是心甘情愿地让位给他一般，李世民自己也说是因“辞不获免”，也就是自己根本不想当皇帝而老爹却非逼着自己当不可，这才勉勉强强地不得不“式纂洪业”（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二《太宗即位赦》）。同样，唐肃宗也是在马嵬坡以武力逼迫其父明皇，纔得以登上大位，然而在继位仪式上却假模假式地说道：“圣皇久厌大位，思传眇身。军兴之初，已有成命。予恐不德，罔敢祗承。今群公卿士，佥曰孝莫大于继德，功莫大于中兴。朕所以治兵朔陲，将殄逆寇，务以大者，本其孝乎！须安兆庶之心，敬顺群臣之请，乃以七月癸丑朔十二日甲子，即皇帝位于灵州。”（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二《肃宗即位赦》）。

显而易见，古往今来，这套把戏，一直就这么个玩法。若是治史者把这种门面话当真事儿听，窃以为不是史识过浅，就是崇信新材料过甚，以致走火入魔，脱离了治学的基本轨辙，同时也丧失了一个人正常的理智。

前已述及，一些人把“朕奉遗诏”这种自欺欺人的鬼话当人话听，主要是把它和《赵正书》记述的情况简单联系起来，二者相互印证，以为说的都是真事儿。《赵正书》究竟是一篇什么样东西，在这里姑且按下不表，先让我们抛弃惟新见材料是崇的扭曲心态，稍微看一眼西汉初年人是怎样看待胡亥即位这件事情。

第一个事例，是汉高祖卧病，禁不见群臣，随从他起兵作乱的狗屠夫樊哙，奋力闯入室内，与其相见时所讲的一句话。此事见载于《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樊）哙以吕后弟吕嬃为妇，生子伉，故其比诸将最亲。先黥布反时，高祖尝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羣臣。羣臣绛、灌等莫敢入。十余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絶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汉书·樊哙传》载录此事，文字乃一如《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而唐人颜师古在“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句下注云：“谓始皇崩赵高矫为诏命杀扶苏而立胡亥。”斟酌樊哙此语的语境，这样的注释，当然准确无误。这说明，胡亥系赵高悖戾秦始皇旨意而阴谋诈立，正是樊哙等西汉开国诸臣和高祖刘邦所共同认知的二世皇帝继位史实。

日本汲古书院影印日本国国立民俗博物馆藏南宋建安黄善夫书坊刻三家注本《史记》

第二个事例，是汉高祖十二年，当刘邦想要“以赵王如意易太子”时，叔孙通劝谏说：“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叔孙通这段话，更直接讲明赵高诈立胡亥的史事。须知生长于孔夫子家乡鲁国旧地的叔孙通，本来是待诏于秦廷的儒学博士，亲见亲闻胡亥登基即位的情景，所说应更有值得信赖的依据，在地域上也更有全国性的代表意义。

对比这些情况，我们应该很容易理解，赵高、李斯等毁弃秦始皇的真实“遗诏”而致使“胡亥诈立”，乃是当时举国上下人所共知的基本史实，司马迁不过是以一个史家的笔墨实录其事而已，而不是在包括《赵正书》在内的其他什么不同记述之间按照某种个人主观意图所做的甄选。至于《赵正书》中的不同说法，理应另有缘由，切不宜用这样的纪事来证成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中“朕奉遗诏”这句空泛无实的套话。

（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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