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不近人情

赵焰

传统儒释道俗，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儒家的眼光是向上的，有济世情怀，也有进取精神，误区是以为官做得越大，就是“治国平天下”，其实做官做到后来，只剩四个字：心灰意冷。因为夙愿难以实现，辛苦忙碌一场空。道家呢，不在意社会，关注点不在民生，是典型的“诗性智慧”：感性而非理性，混沌而非逻辑，缥缈而非实证。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不着边际。释家呢，有众生平等理念，有救人于苦难思想，不过以个体寻求解脱为终极目的，注意力同样没有放在民生上，有对人生不负责任之嫌。至于俗世，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目光短浅，难以深入。

就短处而言，儒家还有假正经的毛病。为什么？因为诸事都要讲道德，哪能达到呢？达不到怎么办？只好装，一装，就假正经了。

法家是什么？属儒家一脉，是儒家中的激进派。“法家”的“法”，跟法律的“法”，不是一回事，有训诫和惩罚的意思。法家不是一个独立系统，用现代语言，法家可以说是儒家中的“左派”，是儒家中缺少原则、无条件帮助帝王的那一部分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儒家行的是“王道”，外部求礼，内部求仁，君王也要遵此执行；法家呢，走火入魔成了“霸道”，就是不择手段偏激蛮横帮助君主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

法家最大的成功，是帮助秦国统一了中国。嬴政选取儒家中的激进派来治国，其实是学祖上秦孝公。秦孝公当年就是重用商鞅，走上军国体制的。军国体制是什么？就是战争体制，时刻处于“一级战备”阶段，一切服从战争需要，一切唯马首是瞻。

商鞅这个人是很严酷的，严酷到什么程度呢？《商君书》有篇文章《弱民》，宣称：“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什么意思？就是认为百姓的地位低才能被支配。“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要想征服天下，必须先征服你的百姓；要想打败强敌，首先要打败你的人民。老百姓都是“贱骨头”，千万不能让他们遂愿，遂了他们的愿，他们就会弄奸耍滑；让他们富起来，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只有让他们穷困潦倒才会卖力……这一段话，足见法家的特性。法家的特性是什么呢？是“薄刻少恩”，就是非常狠，非常残酷的那种。

商鞅还有一个“六虱”的说法，提出国家里面的某些人，比如说读书人、商人等等，都是国家的祸害，都应该消灭。商鞅认为国家就要壹民，只需要一种“民”：耕战之民。老百姓平常是农民，为国家生产粮食，一旦发生战争，要立即上战场。秦国以在战场上取人头为“首功”，进而邀功请赏；一个人上了前线，全家就成为人质，如果做了俘虏，全家人都得做奴隶……如此“虎狼”政策，导致秦国战斗力大增。秦国还提倡亲人之间互相告密——秦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定，犯了罪就要抄家没产，可是妻子告发了丈夫，妻子的财产可以不被没收；老公告发了老婆，老婆的财产还可以用来奖赏老公。

一种法律，如果达到了漠视生命挑斗亲情的程度，应该是残酷之极致吧？法家治理下的秦国像什么？像是一个狼帝国。

商鞅对待国民异常刻薄，却死在自己的刻薄上——商鞅失势之后，从咸阳逃了出来，来到边境一个旅店。老板说：你得拿出官府的证明来。商鞅说，我要住店你怎么不接待呢？老板说：商君有令，老百姓如果没有官府的特许是不能乱走的。商鞅长叹一声，没想到自己被自己害死了。于是就有了成语“作法自毙”。

秦孝公重用商鞅，秦始皇呢，重用了李斯。李斯也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他协助嬴政将秦国完全转化为军国体制：废领土制，行地主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高度集中统一的秦国，可以迅速调动全部人、财、物应对战争，这是其他六国所不及的。秦统一中国之后，又将这套方式推广到全中国，以严刑峻法治天下，确立了一整套为皇权服务的举国体制，保证了皇帝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

法家为什么在六国没有获得成功，在秦国获得了成功？原因很简单：因为秦国相对莽荒，没有文化，愚昧彪悍的环境更有利于霸道成长。

秦朝的统一，证明了法家的成功；秦朝的灭亡，也证明了法家的失败——六国统一之际，人心未稳，用“重典”治天下无可厚非，可一直严刑峻法，势必会导致民不堪命。人的忍耐力有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度”，作用力会变为反作用力。霸道只能短暂为之，王道才能长治久安。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坚持用法家治天下，实不算明主所为。

法家以全面依附的方式，成就了最初的霸道。之后，“家天下”的帝国体制一直延续。近代政治家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以维护“家天下”统治为目标，用苛政作为手段的帝国体制，对于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影响至深。从中国历史来看，无数读书人出身的儒家，经常会“摇身一变”成法家。为什么？因为“家天下”需要这样的“不近人情”者。

宋朝变法的王安石，也是这样一个典型。王安石这个人很有意思，少年成名，写得一手好诗文，在生活上极不讲究，不爱洗澡，更不爱换衣服，衣服袖口一直是油乎乎的，有典型的“灭人欲”作派。有人说他“囚首垢面而谈诗书”，还说王安石曾一边写字一边吃馒头，一不留神，用馒头蘸着墨汁吃起来。以作派来观性格，可见书生气十足，不拘小节，迂腐而偏执。如此性格之人，是很难担当大任的。

可王安石偏偏担当了大任。担当的背景，是北宋财政遭遇危机，不得不进行改革，王安石于是知难而上。不说王安石变法的具体措施，就说他的人格缺陷，决定了他的“变法”很难推进。举个例子：王安石刚刚担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的时候，就跟同僚们闹得很僵，每次意见相左之时，王安石不但固执己见，还会金刚怒目暴跳如雷地嚷道：你们这些人，错就错在不读书！有一个名叫赵抃的副宰相忍无可忍，也回了一句：不知道尧舜的时候，皋陶都读什么书？王安石一下子哑口无言。

苏洵曾经上书《辨奸论》，恨意满满地攻击王安石：“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这段话什么意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现在有个人，口中说着孔子、老子的话，亲身实践着伯夷、叔齐的行为，招纳一些沽名钓誉之士和不得志的人，共同制造舆论、自我标榜，把自己说成是颜渊再世孟轲复生，实际上却居心叵测，阴险狠毒，与一般人的志趣不同。这人是把王衍、卢杞合于一身了，他造成的祸害难道可以用语言形容吗？面孔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服，这是人之常情。现在这个人却不是这样，穿奴仆穿的衣服，吃猪狗吃的食物，头发蓬乱像囚徒一样，满面灰尘像居丧一样，却大谈诗书，这难道是他的真性情吗？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用盖世的好名声，来促成他尚未形成的祸患，虽然有想把国家治好的君主，爱好贤才的宰相，还是会举荐他，任用他的。那么他成为天下的祸患，将是必然而没有疑问的，这就不只是王、卢二人所能比得上的了。

王安石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也是一个“家天下”主义者，在他心目中，国家利益，或者说皇权高于一切，更高于个人利益。改革的目的，就是富国强兵。怎么富怎么强，王安石想到了发展经济，可变法中更大的成分，还是与民争利，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财富和人力，都集中到皇权手中。变法中的青苗法也好，市易法也好，说白了就是见不得民间赚钱，想切分社会财富的蛋糕。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很难成功？还是一个行霸道的问题。当年无论商鞅也好，李斯也好，成功是因为秦国蛮荒的环境。可是北宋的环境呢，皇帝不是当初的皇帝，百姓不是当初的百姓，连王安石自己，也不是商鞅和李斯了。

与商鞅、李斯相比，王安石堪称君子——他的道德水准很高，不贪财、不自私、有理想，知行也合一，可是这并不能说明他所做的，就是正确的。判断是非正确的唯一标准，在于是否合乎规律，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人民的生活。并且，现代社会的精神告诉我们，只有建立在稳定的社会关系以及丰沛的财富基础之上的，才是好制度。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即使再有效果，也是暂时的、短视的，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还有一点就是，有理想无疑是值得尊敬的，不过个人理想，还得与社会大众的普遍理想相一致，如果借公权倒行逆施，肯定会制造一种灾难。

不要一说“变法”就认为好，还要看为何变法，为谁变法，怎样变法，如果没有搞清楚这三点，“变法”一定很危险，很可能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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