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焚书坑儒”到“耕读传家”——访著名学者梁澄清

本报记者 孟利明

开栏语

咸阳是一本厚重无比的书，有着让后人吮吸不尽的知识典藏和文化遗留，同时，也孕育了这里的人们识书、爱书、读书、用书的良好生活行为。书香弥漫，是咸阳的常年气候，人文之风，是帝都的独有气质。就让我们以书这种特有的文化载体来感知城市的温度，获取它赐予我们的那一份光热，让疲惫的心灵、物欲的世界……都在书籍的滋润下变得大雅、大气、包容。即日起本报特推出《人文咸阳书香之家》以飨读者。

咸阳与书，有一种特殊的情缘。

在曾任咸阳图书馆第一任馆长、著名学者、民俗研究家梁澄清先生看来，咸阳本身就是一本厚重浩繁的历史书，需要我们去研读和学习，所以，我们总是在文明的进步中获得历史书给予我们的点点滴滴，而这种行为习惯，决定了书在咸阳历史进程中的那一份光耀。

咸阳与书，首先是从一份割舍开始的。“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我们做秦文化研究的时候，总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坎，这就是发生在咸阳的焚书坑儒。很多人认为那是对书籍的摧残和文人的迫害，是一项古代的政治文化运动，但我们应看到，他其实为秦统一文字做好了前期准备。”

可以说，文字的统一，不仅确立了一种信息传达的共同符号，更为形成文化融合、文化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实际上，这是最早标准化的开端，更是形成文化传播的关键性一步，所以，秦在咸阳统一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史具有里程碑式的标记之一，它为我们揭开了书籍发展的序幕。”梁澄清认为。

从书简到布匹，再到羊皮的逐步应用，咸阳与书的渊源越来越深……

司马迁在茂陵所作的《史记》被认为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它向世人展示了3000年间的历史沧桑，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无疑是一种梳理和总结。

咸阳是周、秦、汉、唐文化的厚土，在随后的发展中，让这种与书为伴的习惯培植在流淌的血液中……

“我们咸阳很多家庭到现在还有‘耕读传家\’的持家、治家、传家遗风遗训，这其实就是秦人在传统农耕文化活动后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读书的根本要义是育人、做人，能将它作为人们对生活、对社会的美好追求，可见在文明的积淀中，书籍是我们精神文明的物质载体。”梁澄清说。

他觉得，耕读传家不仅仅有先辈对后代的持家要求，更是对后代提出的殷切希望，这种朴素的世界观，深深地刻在了关中人的骨子里。

正因为有开卷有益的思维，所以咸阳人才有了知书达理、书香门第的一大批文化人士的产生。

识书、读书、爱书，成为咸阳人的一种基本性格。

作为咸阳图书馆第一任馆长，梁澄清一直认为“图书馆是全市公民的终身学校”，倡导读书，是抵制实用主义最好的灵丹妙药。“事实证明，不读书的人是可怕的，不读书的民族是可悲的。而如今，我们更需要通过读书来修身养性、美化城市、复兴家国，这才是我们读书的最高境界。”他说。（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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