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存文
我的家乡崔家岩,是泔河岸边的小村子,人口不足千人。
家乡的土地不算富饶,但足以养活世代居住的父辈。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平淡的生活。
自打记事起,我最怕冬天的夜晚。整个村庄都被黑魆魆的夜色所笼罩,行走在街道上,我胆怯地牵着大人的衣襟,生怕丟失了灵魂,又要让母亲连念三天“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我儿睡到大天亮”的谚语了。
秋季适逢下雨天,满村庄都是泥泞路,黄土墙被雨水浸泡时间长了,泥水就顺着墙壁往下流,每到后半夜,不远处的院子里总有倒塌的声音传来,我用被子蒙着脑袋,紧紧地龟缩在炕的一角,心里好害怕。
年少时,我受不了农村的苦,渴望着外面的生活,想利用读书来改变我的命运,不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总能在昏黄的油灯下见到我幼小的身影。
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没有多少文化,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到一起,但他们知道读书的重要性,时常嘱咐我要好好学习。在我补习的那几年,父母始终未改变他们的初衷,一如既往地支持着我,为此,他们也受到了村上一些人的嘲弄和讥讽。记得那一年,我接到大学入学通知时,父亲高兴得满眼都充盈着泪花,“好着呢”这句话他一连说了好几遍,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孩子再也不用和土地打交道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后定居在家乡的小县城里。每到周未,我就回家转转,哪怕在老家待个把小时,心里也很满足,这不仅是父母在农村的缘由,主要是自己更多时候还有难以改变的恋家情结。
父亲是个性格豁达的人。五十年代他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农村互助组,在礼泉东乡一带很有名,当年,被县政府评为“先进个人”,奖锄头一把。人民公社成立后,他被群众推选为村长,直到“文革”期间,村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父亲才卸任。对于这段经历,父亲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讲过,每听一次,我都对父亲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有次,我从城里回来,见父亲坐在门前的石墩上,抽着当时只有九分钱的“羊群“牌纸烟,四、五个乡亲围坐在他的身边,东扯一句西拉一句闲聊着。
家门中的伯父,是一位老教师。我上小学二年级时,他给我们讲授语文课《猴子捞月亮》那篇文章,我至今都记得伯父讲解时那维妙维肖的样子。在我的印象中,伯父是个上懂天文下知地理的人。那天,伯父也恰好和父亲他们在一起,我就试探地问了问门前地窑的历史。他看了看我,很认真地说:“要说历史,我只能说这地窑有一百多年了,具体哪一年我也说不清,不过我和你父亲的童年就在这里度过的。”
“过去咱们村比较穷,粮食都不够吃,一年到头一个劳动日不到一角钱,年终决算时,不少人家还要给生产队倒贴,现在土地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首先解决了温饱问题。我有个预感,照现在这个样子发展下去,我相信过不了多年,咱们村一定有很大的变化。”伯父自信地说。
“是吗?”我不解地问。
“你还很年轻,没有社会经验,要知道改革开放顺应了民意,是人民的企盼,发展是好政策的必然,孩子,再过些年你会看到的。”伯父说。
听完伯父的话,我虽有疑惑但还是点了点头。
一年又一年,家乡在改革开放改策的引导下,渐渐地发生了变化。每回一次家,我都被家乡的变化所吸引。村东的地窑己被砖混结构的平房所代替,崖底下居住的村民也己从地窑里搬出。街道整齐划一,大街小巷己硬化,下雨天不再是泥水满街流。夜幕降临,路灯映照着行人脚下的路。家家户户都装有空调、冰箱,个别农户也购买了小车,农闲时,带着家人四处去旅游。夏夜,灯下的水泥石墩上坐满了纳凉的人。
村南,泔河边的坡地栽满了梨树。春天大片的梨花盛开着,散发着透人的芳香;夏天,一眼望不到边的菜园,顺着狭窄的河道从西向东一字排开。若在釆摘季,你徜徉在菜畦中,便被那不同颜色的瓜果所吸引,有些不辨东西的感觉了。
新建的社区中心已成为村民娱乐的场所。每到下午,都能看到乒乓球案、篮球场旁村民锻炼的影子。崔家的豆腐脑、刘家的煎饼摊前,没吃晚饭的村民吃得津津有味。好多村民看到眼前的一切,情不自禁地说,这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在今天已成为现实。
村东,原先的砖厂废墟,现已改建成一座现代化的养鸡场。一幢幢整齐的厂房,在蓝天白云下愈显壮观。据投资人介绍,这座投资400多万元的养鸡场,年产商品活鸡130多万只,产值近1000多万元,按照“农户+资金+技术”的“三变”模式,吸收农户资金180万元,为贫困户每月分红一次,受到了县农业局、镇政府和群众的好评。
现在,我不再为从县城回家而发愁,自家的小车已代替昔日的自行车,往日用石子铺就的备战路已成为平坦的关中环线,时间也从过去的用时1个多小时到现在不足半个钟头,每回一趟家,我都被家乡的变化感动着……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家乡面貌的变化真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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