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魏建军
“今天我们追溯了整个陕西考古发现的历史,正是这些祖先的努力,让发现成为代表中国文明阐释的有力证据;正是这些发现,让我们今天重新坚定文化自信。”6月22日,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文博讲坛”,上海大学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罗宏才教授以《陕西考古:八十年前的发现》为题,首次讲述了80年前的陕西考古发现。
罗宏才祖籍陕西省礼泉县,曾在陕西工作多年,回到故里的他带来了20余年调查研究的心血之作《陕西考古会史》和《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与大家共同回顾了陕西考古的往昔岁月,将80年前周秦汉唐故地的陕西考古会和斗鸡台发掘,以及鲜为人知的考古发现定格在时代的坐标上。
最早用现代科学进行发掘
说到陕西考古80年的发展史,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徐旭生先生。就是他推动了陕西考古会的筹建和陕西现代田野考古的起步。
徐旭生(1888—1976),河南省唐河县人,名炳昶,字旭升,曾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哲学。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
1927年,担任“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这个考察团历时八年。考察团的组成,结束了从19世纪末以来我国大批珍贵文物任外国人肆意掠夺的屈辱历史,考察所发现之文物,必须留存在中国,外方只可研究。
1933年至1937年四年间,徐旭生在陕西主持宝鸡斗鸡台三次考古发掘和渭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其中,以斗鸡台考古发掘中沟东区的发掘成果最为显著,共发现墓地104座,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此次考古堪称陕西考古“第一铲”,徐旭生和他的学生苏秉琦在陕西的考古活动,至今仍被认为是“陕西现代田野考古的奠基和起步”,在陕西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80年前主张“挖坏人的墓”
罗宏才教授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人们对于考古还很不理解。围绕该不该进行考古发掘,不仅在徐旭生和戴季陶之间发生了矛盾,在全国范围内曾发生了“疑古”、“信古”两派意见之间激烈论战,钱玄同、王国维、鲁迅等都曾参与了这场论战,这场论战也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有意思的是,对于选择考古发掘的对象,时人甚至连于右任先生也主张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挖“坏人”的墓,这个“坏人”就是秦始皇。当然,这个提议未被采纳。
据《陕西考古会史》载,1933年2月,徐旭生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考古组主任的身份赴陕筹建北平研究院驻陕分院。来陕后,他一面积极开展古迹调查工作,一面广泛与陕西省政府部分要员及各界名流频繁接触,竭力宣扬在陕筹建分院的好处。然而由于陕西士绅普遍反对由北平研究院独家在陕设立分院,陕西省政府就考古会的归属、机构设置、工作程序、经费来源等一系列问题经过一番激烈纷争,在徐旭生等人与张扶万等多次商议后,陕西考古会才于1934年在西安新城省府大楼内宣告成立。
徐旭生日记被捐赠陕西考古博物馆
陕西作为文物大省,80年前的考古历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缩影。自1934年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合组陕西考古会,持续运作了十年,是陕西文物考古史上最早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实施文物调查、文物保护以及田野发掘的机构,在陕西考古史甚至中国考古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当时发生的一切都被纪录在《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
《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经过罗宏才教授二十余年抢救性地搜集、整理,日记的整理注释本已经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并荣获2017年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书中特意附加了首次刊布的徐旭生先生相关的珍贵照片。目前,日记手稿已经由徐旭生先生的家人无偿捐赠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正在筹建的“陕西考古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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