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木头市 108号记事 □杨玉平

作者手绘的西木头市号大院平面图

我是一个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人，青少年时期均在西木头市号度过，曾先后在附近的东南小学、中、5中读书，这里是我魂萦梦绕的地方。最近《西安地理》版刊登了多篇介绍我家周边街巷的文章，我看后常常激动得夜不能寐，尘封在心中的人和事就不断地涌出。

一个大院 两种氛围

提起西木头市号，这条街的人应该是无人不知。它是西木头市最大的院子，有五间宽、三进院，它不仅大而且杂，住着二十多户人家，具有不同于一般居民院落的特色。我家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就住在号院，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号院曾经是清朝一个大户人家的府第，据我父亲回忆，他们刚搬进来时，过庭的木板壁上还残存着前清这家人取得功名后的喜报。民国年间，院子的房东变成了一位叫王歧山的先生。王老先生曾是礼泉县的县长，后为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在《杨虎城传》中就有关于他给杨将军读报的记载。一解放，开明的王歧山老人就把院子的东边捐给了国家，由房地局管属；西边由他儿媳冯增楣管属，实行的是“一院二制”。

民国年间，院子住了中央银行的很多职员，因为号院的对面就是银行的金库，我父亲就曾是银行的员工。解放后，院子里居住的人逐渐身份多样。

这个院子前后院氛围不同。院子被二门前后分隔。后院仍住着原中央银行的老职员，前院居民则由银行原职工和社会上其他行业的人组成。这样一来，前院人多为蓝领，后院人皆是白领。不仅生活习惯不同，就连语言称呼也不一样。后院的人说南方话，互相以先生、太太相称，这在解放后在其他地方是很难听到的。前院的人互称王哥、高哥，张嫂、李嫂……前后两院的人基本上互不来往。前院十分喧闹，后院却非常安静，一道门好像隔着两个不同的世界。

喧闹的前院

号院的大门不在中部，而是开在靠东边，靠马路有两家门面房。

大门道里摆着焊锅的常宝华师傅的白铁摊。火炉上放着几把烙铁，他用烧热的烙铁在镪水中一浸，然后放到焊锡块上，熔化在烙铁头上的一颗颗滚圆发亮的锡珠就滴到工件上的接缝中。常师傅心灵手巧，人又很仗义，在同行中威信很高，公私合营时被选为西安市第三黑白铁生产合作社（西安电梯厂的前身）的主任。前院经常摆着他和徒弟们做好的制蜡机。他们将熔化的蜡液倒入机内，一踩踏板，几十支蜡烛就冒了出来。我当时上小学，就经常用油漆给机器上写编号。

门道上方是间又黑又闷的阁楼。它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小门供人爬进爬出，这个不足平方米的小楼里面曾经住过两对青年夫妇，其中一对是东隔壁跃华茶庄的王跃华夫妇。这位文质彬彬、戴着眼镜的山西人曾是资本家，公私合营后，成为被改造的对象，再也没有卖过茶叶，而是拉着架子车，走街串巷送蜂窝煤，门道出口经常堆着送煤的竹筐。

院子西南拐角的房子与街面上的门面房不一般高，所以上下屋都要踩短木梯进出。这间高出街面的院子室内住着安凤兰大妈一家七口人，她靠给人洗衣服维持全家的生活，院子前半部分搭满了她洗的衣物。安大妈虽然不识字，但记忆力特别好，众多衣物从未搞错过它们的主人。

我家居住在前院的西边，常师傅家的北隔壁。我家原住在过庭东房，后来又搬进西厦房。我母亲民国初在渭南打包厂工作，文献记载这是陕西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工厂。

前院的空院中，天晴时有几位门面房的工人师傅坐在长木凳上，手里摇着一种酷似纺车的转轮搓棕绳，或是站在木架旁绷棕床。

院子靠过庭处地势较高又向阳，那里常常摆着许多潮湿的石膏像在晾晒。有时台阶上还放着装有假牙的石膏模，这是住在过厅东面厦房的刘老大夫的杰作，他在南大街开有“刘景洲镶牙所”。前院东西厦房均安有高大的木雕格子门，上面精工刻有各种吉祥图案。

宽宽的过庭走道东边有一张大木案，上面放着一尺多高的大瓷盆，里面盛满浆糊，东屋的高家夫妇站在案前把一张张薄纸刷在一起，刷完的厚“马粪纸”用作包装盒。

过庭西室原先住着徐阿姨一家。她家的孩子酷爱足球，他有一回踢球，用一记漂亮的香蕉球穿过人堆划着弧线直接打入球门，这个角球让小伙伴们津津乐道了好长时间。她家搬走后，这里住进湖南籍的曾姓人家，曾家四兄弟身体魁梧得很，见过他们的人都能马上联想到当年湘军的纠纠将士。曾老太太有一手扎彩龙的绝技，她每年只扎一条2尺多高、五彩斑斓的彩龙，在正月灯市时摆在院子门口出售。门口灯市人如潮，灯如海，但真正的上乘佳作，非这条盘旋欲飞的彩龙莫属。该龙8元绝不还价，它刚一拿出很快就有人买走。

过庭和二门之间是中院。住在东屋的是丁正久家。民国初年，天津人丁正久带来一架爆米花机在这个院子爆米花，西安第一声爆米花的声响就从这里传出。丁伯伯又是一位热心公益的红十字会会员，他家放着红十字会发的小药箱，里面常备药品供人免费使用。丁家生活殷实，时时从房中传出一阵清脆的铃声。小伙伴都说这是电话铃声，尽管当时谁也没见过电话。有一次我从墙缝中抓老鼠，食指被咬出一个深深的黑洞，我赶快到丁伯伯那里抹药，突然桌子上的闹钟响了起来，并不是小伙伴们说的“电话”。后来丁家败落了，丁伯伯在大院门口摆放各种家具和生活用品贱价出卖，那只双铃马蹄闹钟也只卖了几毛钱。从此丁伯伯搬出大院，只见他背起长木凳，沿街叫喊：“剔刀、磨剪子来、呛菜刀……”

寂静的后院

进入二门，长长的天井两旁是带有木栏杆的走廓。后院极少有人走动，只有房东王歧山老人静静地躺在上房门前的长椅上养神。后院一点声响也没有，就连空气也好像凝结住了。上世纪年代末我们中丙班的一个学习小组设在这里，才给院子带来许多生气。同学们趴在栏杆上写字，坐在栏杆上看书谈天说地。学习小组的组长是西屋的赵长安，他后来当上碑林区的区长。组员中还有从东木头市高家大院赶来学习的高启伟，他的父亲是老同盟会的会员高又明先生，高启伟领我们去他家看过当年孙中山先生的亲笔题字。

同学们开始都以为这位沉默不语的老人是脱离时代的前朝遗老，思想陈旧落伍，有点看他不起。有一天，当我们苦苦思索不出南斯拉夫的首都名称时，躺椅上的他轻轻地吐出“贝尔格莱德”这五个字，就这一下我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狂小子都怔住了。这位深藏不露的老人每年春节都亲笔写三副对联，把它们分别贴在大门口、水井和土地神龛的两旁。“曾经沧海难为水”，看过他写的字，我对如今一些所谓的书法名家的墨宝就不敢恭维了。王老的夫人翟玉凤，打从一解放就一直担任街道居委会主任一职，只见她匆匆地走出走进为大家服务。她既有东方女性传统的贤淑，又不乏现代女性的精明、干练。

后院西北角有一棵不知名的大树，其叶酷似榆树叶，奇特的是叶面上有两颗黑点，远看活似一只蝴蝶。

夜不闭户的大院

几十年间，号院中住户很少变动，大家和睦相处，院内从未传出打骂吵嚷之声。即使在那动乱的年月，院子内也能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横竖几道长绳上挂着的衣物也没人乱收乱动。

住在前院的王惠琴在专卖公司上班，她家订有《中国青年》《新观察》等书刊。她家房门总是敞开着，让人进去阅读。每逢作业中遇到不会做的难题，她就耐心地给我讲解，我高考时她主动把腕上的手表借给我用。前院因为地势低，每下大雨积水会漫上台沿，这时院里不论男女老少都会冒雨向院外舀水。我父亲常在雨中用捅条和公式头挖开深埋在砖下的下水口。

西安的夏天酷暑难耐，晚上大家都床连床、铺连着铺睡在院子中间。住在前院东厦房的王叔叔就讲起一个又一个的笑话和幽默故事，院中笑声一片，王叔还定期给院中小孩理发。院中不论谁家做了南瓜、饺子之类的好饭，都会端给左邻右舍分享，整个大院人们就像一家人似的生活。有年冬天，父亲有病不能出外干活，家里生活陷入困境。王阿姨介绍姐姐去汽水厂洗瓶子，徐阿姨介绍她给补习学校带课。我大姐当时在市女中上学，是黄胄夫人郑朝慧老师的得意门生。大姐书画俱佳，那时南大街街道办事处辖区居民的户口本、粮本上需填写的字，都是她写的。安大妈介绍她到西门外玻璃厂去画灯笼，当年灯市上出售的玻璃灯上的字画很多出自她之手。这些帮助使我家解了燃眉之急，挺过了年关。最令人感动的是，跃华茶庄的女主人王阿姨在西安举目无亲，她每次坐月子时，院中的老太太就去轮流服侍……

大院的左邻右舍

号院坐北朝南，靠近南大街与木头市交接的十字路口。

大院的东隔壁，就是十字路口西北角的跃华茶庄，西邻新兴酱园那里名气就更大了。据说当年慈禧太后逃到西安后，对这里的酱菜赞不绝口，特赐银牌褒奖。新兴酱院大门上悬挂着写有“新兴号”的门匾，这块匾一直挂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被摘掉。每年夏秋，酱园就组织大院居民从一堆堆腐烂的橘子堆中挑选出完好的橘子瓣，用它们酿造出的醋特别香。每当我从那里买回还发烫的香醋，就忍不住喝上几口。

号院的对面曾是中国银行的金库，窄窄的门口日夜由武装警卫守护。据在这里上班的父亲说，金库由德国专家设计，十分坚固，金库的大门即使用炸药也炸不开。小时候我经常去那里玩，当时的洗手间里就用上了抽水马桶。站在楼顶平台可以清晰地望见远处的南山，大、小雁塔也尽收眼底。

上世纪年代初，南大街拓宽时，号大院被拆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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