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商都”西安源远流长（中） 专访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刚

李刚教授 （受访者供图）

“长安在秦代仅仅是咸阳的一个乡聚，因秦始皇封其弟长安君于此而得名。”被誉为“陕商研究第一人”的西北大学李刚教授说。公元前202年，刘邦攻破咸阳，建立西汉王朝。由于咸阳受战争破坏，汉王朝遂辟长安城，建长乐宫，决定定都长安。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更名咸阳曰长安”，取王朝长治久安之意。

■记者张潇

汉之长安“四百年商都”

公元前200年,“长乐宫成，丞相以下徙治长安”，长安才真正成为汉朝首都。汉之长安有“四百年商都”的历史。汉兴，承秦制，商品经济在秦代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发展的新因素。

这首先是为了削弱关东旧贵族的反抗，汉王朝多次强制迁徙六国旧贵族及其高赀商人的后裔于长安周边地区，使京畿地区的人口有了较快的增长，呈现出“五方杂厝，风俗不绝，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的局面，为咸阳“商都”的形成准备了人文基础。

其次是兴修水利。汉代在关中的治水活动达18项，其中尤以六辅渠和白渠的修建最为著名。这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措置，奠定了关中的农业优势地位，使之成为供应帝都长安最主要的粮仓。汉王朝在长安置“细柳仓”和“嘉禾仓”，供应京师人口食用。这便为汉长安“商都”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

汉王朝对都城长安市场的建设十分重视。长安城人物殷富，规模庞大，比当时的罗马城大3倍以上，是国际大都市和全国商贸中心。

长安西市有柳市，是贩卖柳条编织物的市列；东市有“酒市”，是贩酒的市场；牛市是贩牛的地方，贩肉者谓之屠肆。在城郊还有长陵小市，离城25里富平津的“直市”，因卖物言不二价而著名;城外七里还有“槐市”，“列槐树数百为隧”，让太学生在槐树下交易所带来的物产、书籍。汉高祖刘邦为了使其父亲过上故乡的生活，又仿故乡沛县“丰”邑的规模建了个“新丰”市，市内有“屠贩少年，沽酒、卖饼、斗鸡、蹴鞠”等商业娱乐活动。并且各专业市场形成自己专门的市场用语，“市语”有葫芦语、缫子语、纽语、练语、三析语等，外人不知就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长安商都市场的繁荣。

汉代市场上的商品，主要是日常的生活、生产资料。汉长安市场的商品交易量规模较大，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一段记载，提供了大概情况。这种商品交易的活跃，为秦商提供了活动舞台，使长安人形成了素有经营工商业的传统。产生了像诸田、田墙、田兰、韦家栗氏、长安王君房、樊少翁和公孙大卿等这些西汉有名的大商贾。

汉长安城中甚至还有女商人，如汉武帝的姑母、窦太主所亲幸的董偃之母，就是一个在京城挨门串户贩卖珠宝的女商人；另一个长安著名的高利贷家无盐氏，也是全国赫赫有名的女商人。这些活跃在长安市场的商人都以长安作为发财致富的平台。沿街叫卖的，本被视为低贱的行业，有人也以此富饶；贩卖胭粉的，本被认为是耻辱的行当，有人也得致千金；卖浆水是小生意，有人也赚钱千万；磨刀是浅陋的小技，有人也得以列鼎而食。医治马病是旁门左道的方术，有人也以此鸣钟佐食，在长安商都里每天都上演着财富的神话。

更为重要的是，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使汉帝国的版图向西大大扩展，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加强对丝绸之路的国家保护，使汉代的对外贸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流向西域，西域的葡萄、核桃、黄金流向中国，极大增强了汉帝国的经济实力，使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真正的“国际大都市”。

隋唐之长安“三百年商都”

“第一国际化大都市”

公元581年，杨坚建立隋朝。隋虽经隋文帝、炀帝两世共统治37年，却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尤其是隋文帝杨坚的改革，为大唐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公元581年，杨坚实行改革。政治上设“五省六部”，加强中央集权，正式推行科举制度，选拔优秀人才，开了中国历史上科举取士选官制度的先河。经济上推行“均田制”。为了发展生产，增加京师粮食供应，隋文帝公元584年命宇文恺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这是修建大运河的开始。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使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逐渐联成一体。均田制的推行和水利设施的建设，使“关中给复三年”，人口增长胜过前代。京城及各地的粮仓，大的可储粮千万石，小的也储粮几百万石，都储满了谷物。长安国库中储存的绢帛有数千万匹。隋朝开皇年间，“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一派家给人足的富裕景象。

自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迁都大兴城（即唐长安城）后，长安一直是隋唐王朝的国都和京畿所在。特别是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商业都市。杨隋李唐，唐王朝替代隋朝立都长安后，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励精图治，以人为本，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唐王朝完善土地制度改革，实行“均田制”；加强关中的水利建设，修“六门堰”，重修汧水渠，改称为“升原渠”，引汧水上周原。还在郑白渠基础上开通了太白、中白和南白三大支流，称为“三白渠”，这些水利工程大大提高了关中的农田灌溉能力。唐王朝还关注渭河水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治“广运渠”，每年漕运关东的租米400万担。“广运渠”的开凿，使灞桥成为长安最大的“东码头”，咸阳是长安最大的“西码头”。唐代社会经济到玄宗朝发展到了高峰。史称“开元盛世”。以至于诗人白居易吟唱出“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样的诗句。白居易这里所说的“公私仓廪俱丰实”，并不是文学化语言，而是现实主义的素描。因为唐初长安西京府库的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到天宝八年，官仓存粮达九千六百万石。长安米价最低时每斗仅十三文。唐代关中、山东、川蜀依然是全国三大丝织中心，丝绢的生产遍及全国90余州。各地的绢和各种丝绸都源源运往长安。玄宗天宝时候，韦坚以三百只船从东南一些州郡运来当地贡品，停泊在渭河上的广运潭内，声势之壮，引起“观者山积”，而“京城百姓多不识释马船措竿，人人骇视”。这些都簇拥着唐长安城以当时“中国和世界第一商都”而登上历史的舞台。

唐长安城的前身是隋的大兴城。隋初，由于汉长安城自西汉末年以后，遭到严重破坏，“凋残日久，屡为战场”，已不能适应新的需要，于是隋文帝命宇文恺在龙首原之南新建一座规模巨大的新城——大兴城，即后来的唐长安城。这里北临渭水，东濒浐灞，西有沣水，南对秦岭，地势高耸，交通便利，风景秀丽，确是建都的理想之地。唐长安城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米，全城周长36.7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城。其面积是汉长安城的2.4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比同时期的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大7倍，较公元800年所建的巴格达城大6.2倍，古罗马城也只是它的五分之一。此后一千多年间，一直是人类建造的最大都城，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城”。

唐长安城的建置是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方形。由外郭城、宫城和皇城组成。外城四面各有三个城门，贯通十二座城门的六条大街是全城的交通干道。而纵贯南北的朱雀大街则是中轴线，它衔接宫城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外城的明德门，把长安城分成了东西对称的两部分，东部是万年县，西部是长安县，东、西两部各有一个商业区，称为“东市”和“西市”。城内南北11条大街，东西14条大街，把居民住宅区划分成了整整齐齐的110坊，其形状近似一个围棋盘。

其中，东市和西市是唐长安城的经济活动中心，也是当时全国工商业贸易的中心和国际化商贸都市。唐长安的西市，作为长安城乃至全国最主要的市场，平面呈长方形，南北1031米，东西927米，面积0.96平方公里。大唐西市是全国商贸中心。西市内还有不少外商，是真正的国际贸易都市。有来自中亚、南亚、东南亚及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各国各地区的商人，其中尤以中亚与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的“胡商”最多。安史之乱前，在长安常住的胡商就有数千人之多。这些外国的客商贩运香料、药物卖给中国官府，再从中国买回珠宝、丝绸和瓷器。因此，西市中有许多外国商人开设的店铺，如波斯邸、珠宝店、货栈、酒肆等。其中许多西域姑娘伴舞侍酒在胡姬酒肆，时有少年光顾。李白《少年行》就有“五陵少年金市东”“笑入胡姬酒肆中”的诗句。

大唐西市是商人们的世界。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末，严禁百官进入市场。唐代，咸阳是长安城的“西码头”，“咸阳桥”即西渭桥就成为通向丝绸之路的“第一桥”。咸阳桥汉代称“西渭桥”。到唐代，唐太宗即位不久与突厥颌利可汗曾会盟于此桥，西渭桥便更名为“咸阳桥”。唐代的“咸阳桥”非常繁华，白天桥上车马穿梭，晚上城门关闭，舟船连横。码头附近建有“西市”，来往长安与西域的商旅、马帮、驼队在这里歇脚，桥头两岸，贩夫走卒，人马喧闹，歌舞升平，一派繁荣。唐代诗人岑参有“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的诗句，描述了当年“咸阳桥”的繁忙景象。由于唐代咸阳对应着古丝绸之路枢纽的敦煌和阳关，因而成为古丝绸之路的出发点，人们从这里踏上漫长的丝绸之路。

明清西安之泾阳、三原

“五百年西部商务总汇”和经济中心

宋元以后，中国经济中心由于黄河流域的衰落和长江流域的兴起而发生东移，但陕西仍在全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西安府所属的泾阳、三原，在明清时代的五百年里，始终是中国西部“商务总汇”和金融中心，继续着周秦汉唐长安“千年商都”的历史遗响。

泾阳、三原地处陕西乃至西北水陆交通枢纽的地位。陕西自秦始皇“车同轨”以来，就形成以长安为中心，包括东路干线（即由长安经潼关至洛阳的官路大道）、西北干线(即由长安出咸阳经彬县、长武至平凉通兰州直至嘉峪关的西北官道)、西南干线（即由长安经咸阳、凤翔南折入汉中再从南北栈道达四川的蜀官道）、北路干线（即由长安经泾阳、三原到鄜州至肤施（延安）、榆林的北路）的官路系统。同时，渭河、泾河又为泾阳、三原提供了便利的水运条件。泾河流经和贯穿于泾阳、三原，在西安城东汇于渭河。渭河为陕西“第一大河”，由于渭河水深，可以载舟，故“渭水商贾轴轳相望，”成为明清陕西主要的商业运输渠道。正因为泾阳、三原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所以在明清时期的五百多年间，一直保持着西北经济中心的地位。这个中心地位，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泾阳是西北茶叶加工中心。在明清“茶马交易”体制下，泾阳作为西北茶叶加工中心与茯茶的兴起有关。茯茶，就是以湖南安化等地所产的粗枝茶叶为原料，运送到泾阳，经手工压制成茶砖，称“泾阳青砖”，又因它在三伏天加工制作，故也叫“伏茶”。茯茶在泾阳的兴起与陕西自秦汉以来“千年商都”集中的全国的能工巧匠，掌握了砖茶的压制技术以及泾河水炒制茯茶其味特殊有直接关系。唐代以来，通过丝绸之路，陕西从印度人手中学习和掌握了焙制砖茶的挤压茶技术。依托这一创新技术，他们将安化弃之不用的粗枝茶叶原料运回陕西进行加工，创制了适合西北民众口味的黑砖茶，运销西北各地。同时，泾阳的水好，“水为井水，味咸，虽不能做饮料，而炒茶则特殊”。这一独特的自然条件，使泾阳获得了垄断茯茶生产的地位而成为西北茶叶加工中心。一般茶店设总号于泾阳，最盛时达86家之多。清中叶，经营茶叶制造的规模相当大，“官茶进关运至茶店，另行检做转运而行，捡茶之人亦有万余人，各行店背厢负货，闲人亦多至数千。”砖茶在泾阳制成后，水陆并进，运往兰州、宁夏、新疆乃至中亚细亚。明清时期，泾阳每年将4100万斤茶叶贩运西部，为满足边疆少数民族的需要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茯茶加工转输，进一步带动了泾阳经济的发展。据《泾阳县志》载，当时泾阳11个集镇，贸易的商品主要是湖茶、兰烟、毛货、药材、盐类等。泾河上有九个大渡口，纤夫成群，泾阳县城中现有的骆驼巷、麻布巷、堆垛场、四茗楼巷、粮集巷等，就是当年流传下来的。

第二，三原是西北棉布贸易中心。明清时期西北是全国对布匹需求最集中的地区。西北市场对布匹的巨大需求，推动着陕西商人到当时产布的苏州、松江、嘉兴、杭州等地，购买布匹，贩运回陕西，这就是明代江南历史上的“西北标布贸易”。

第三，泾阳是西北皮货加工中心。明清时期经营“西口皮货”的陕西商人，主要集中在泾阳，故而泾阳是西北皮货加工中心。西北地区自古就是我国主要畜牧经济区和皮毛原料供应地。

第四，泾阳是西北水烟加工中心。烟草15世纪后被西方商人从北美洲传入南洋，明末万历年间由南洋（吕宋）传入我国闽广，然后传入陕西。陕西的旬邑、武功、渭南、汉中，在清代是重要的烟叶产地，所产烟叶为“落地黄”，品质最佳，被称为“黄金叶”。

第五，三原是西部药材加工中心。清代是“西口药材”盛销全国的时代。秦岭巴山是中药材生长的天然生态宝库，形成陕西以秦岭为中心、甘肃以岷山为中心两个药材集中产区。秦岭巴山出产500多种药材，尤以党参、当归、大黄、杜仲、柴胡、桂皮、苍术、枸杞、五味子天下驰名，到近代每年出产的药材达640万斤。

第六，三原是西部金融中心。“七十二行，银钱为王”，在明清时期三原成为陕西和西北金融中心，是一系列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是陕西商人在中西部贸易通商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其次，从明代以来，陕西即为边防建设的重点地区，每年仅江南各省输向陕西的饷银不下十万两。同时，三原的金融行情影响陕西及西北金融波动。由于三原东通关东，西联甘陇，因此，明清时代东达库道，西抵静宁、兰州的金融行情均以三原的马首是瞻。

这些因素，使泾阳、三原在明清之际的五百多年岁月里，始终是陕西及西北的商务总汇和金融中心，号称“中国西部华尔街”，续写了周秦汉唐以来西安作为“千年商都”的财富神话。这种经济垄断地位，直到1935年陇海铁路延展到陕西才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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